张旭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斯嘉，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郑州，450001。
魏晋时期，随着门阀士族的形成和门阀制度的确立，一些内侍、台省、东宫、王国官职逐渐被门阀士族所垄断，史籍所载之“清官”“清职”“清选”“清途”等有关“清”的称谓日益增多，成为魏晋职官制度中变幻出来的一道亮丽景观。那么，门阀士族为何对一些官职情有独钟？这些官职又是如何从传统职官体制中脱离出来并沾染上“清”的色彩，以致成为高门权势竞相追逐的对象呢？对此，周一良先生曾以《晋书·阎缵传》为例指出：“贵势垄断秘著之职始于西晋。然其初仅缘于‘职闲廪重’耳，无关清浊也。”“习之既久，世遂目为高门专利。门阀之显与官位之清遂互相呼应，连为一事。”唐长孺先生也指出：“所谓清官本是在于多由高门为之而清，高门所以多为此种官职，则是由于‘职闲廪重’，不仅秘署为然。”两位史学大师的意见，在探讨清官的形成方面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启迪意义。然而，就贵势垄断“秘著”（秘书丞、秘书郎与著作郎、佐著作郎）而言，除了“职闲廪重”这一重要因素外，似乎还有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探讨。为此，本文拟将贵势垄断“秘著”作为清官形成时期的一个典型例证，从多层次、多维度对之作进一步的深入考察，以期对魏晋清官的形成及其规律性有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