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 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湖北，武汉，430079。
抗战胜利前夕，重庆又发惊天要案。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以贪污罪被起诉，初审被处死刑，复审改判无期。高为直接税之创办人，有功于战时财政，但又为孔祥熙之亲信，夹身于CC系、军统及孔派之间，案件审理扑朔迷离。高案起诉后，法院直指其随意提拨所得税“一丙保证金”，牟取私利，依贪污惩罚条例，应予重判。章士钊担任辩护律师，指其虽有挪用事实，但并未贪污自肥，且高为税政革新之功臣，应予轻处。高案发生，实祸起于派系夹缝下的税政革新。CC系将高视为防止孔祥熙东山再起的打击点，高在推行直接税的过程中，坚持独立训练税务人员，排斥CC系人马，撤换营业税局中的军统及中统势力，开罪了陈果夫及间谍王戴笠。中统遂乘反贪之机，拿下高秉坊。案外公众舆论，将此视为国民政府反贪政绩，但案情审判之中疑点尚多。高作为税务干才，并不同于一般贪污案犯。同情高秉坊的力量包括私谊友人、署内同仁及居正等非蒋派高层人士。他们认为高虽有挪用事实，但主要用于员工福利与税务公用，判处死刑量刑过重。在复审之中，同情力量发挥作用。回溯高案，可发现税政革新受制于派系人事困境。高虽为革新派，但要借助于孔祥熙的力量才能推行税政。税政革新，亦需要进行人事更替以整顿税风。同样，孔、高亦有借助税政人事考训制度来防止外在干预、培养己方人马的用意，并由此加剧了派系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