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生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广东，广州，510630。
辛亥革命前，革命党几乎完全忽略了在国内对共和理论的宣传。袁世凯主张变法救国、君主立宪，但对西方文化政治理论知之甚少。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共和的观念被大汉族主义和种族革命的膨胀性宣传所湮没。孙中山颁布的《临时约法》给袁世凯做了一个因人废法、因人修法的不良示范，袁世凯的智囊们设想的国家体制与治国方略仍然是“开明专制”，袁世凯曾经试图了解共和制的意义，主张效法美法，但他更多地看到的是中国国民素质需要提高的一面，从而淡化了对共和理论和制度的探求。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国体虽变，理念依旧，共和国的大总统袁世凯既不知道共和制国家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政体优越性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