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育民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湖南，长沙，410081。
中国历代王朝奉行“人臣无外交”外事规则，鸦片战争后，由于条约关系的建立，以及传统的夷夏观念等因素，使得这一规则被打破，地方官员办理外交获得合法地位。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又进而体现在制度之中，包括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地方外交行政，形成了“人人都是外交家”的畸形体制，包括南、北洋大臣和省级外交体制，关道和县级衙门均承担程度不等的外交职能；总理衙门的建立，在中央层面打破了“人臣无外交”规则，外务部取而代之，进一步改变了传统的外交体制。清末，朝廷采取措施限制地方外交权，在某种意义上是“人臣无外交”规则的回流。在晚清外交体制的嬗变过程中，“人臣无外交”演化为在列强强权政治挟持下的复杂体制，既蒙受着屈辱，又逐渐趋于统一化、规范化和近代化。这正是其在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下发生异变的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