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保安,历史学博士,江南大学历史研究院教授。江苏,无锡,214122。
【摘要】1867年,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在由此引发的争论中,论辩双方均提出了官员是否可以肄习西学的问题。官员应为道德楷模,还是应具一技之长?治国应系于道德人心还是枪炮技艺?这是近代弱政府向强政府转化中所提出的新问题,也是倭仁与奕等人争执的焦点之一。倭仁一派并不反对以西学培养专业人才(“工匠”),而是坚决反对正途出身人员肄习天算,他们担心的是以西人为师与廪饩、升职诱惑对士习官德的冲击。对官员道德的持续关注与高度敏感有其价值,但仅注重修身却不通政务、“时务”是倭仁等人之困境所在。奕等在官员学习西学问题上有推动之功,却无法理解“儒者”与官员的界限,在论辩中无法自圆。双方对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工匠、儒者、官员等群体的联系与边界认识不一。这场论辩对于三者关系的阐发引人注目,推动了“士”与“大夫”的揖别,昭示了“士”的近代走向,为当时重新思考官员选拔与培养标准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馆;倭仁;奕;洋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