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柱，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大学中国经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春秋》所载列国之“同盟”，本义是同礼与盟礼之合称。凡霸主召集的会盟，如果在盟礼举行之前，又有诸侯集体朝见盟主之礼，则谓之“同盟”。这在制度层面上是对周王朝会盟制度的延续，也是春秋霸主权威的礼制依据与合法性来源。但霸主召集同盟全凭己意，无须请命于王室，而春秋时期真正由周王室主持的会盟却无“同盟”之名，王室甚至还会派员参与诸侯同盟，以壮霸主声威。由此可见，霸主“同盟”名义上比拟王官伯主导的“小会同”，而实质上的政治意义却相当于天子的“大会同”。中原盟主以尊周为旗号，既是借王室之名，也是代天子行事。春秋末期甚至一度出现“周卑晋继”的舆论，在当时某些政客的观念中俨然存在一个“虞、夏、商、周、晋”的政权序列，将晋视为继周而起、代周而兴的政权。对“同盟”制度的考察，可以为我们理解春秋霸主政治和盟主的历史角色提供一个新视角。
【关键词】春秋；同盟；周王朝；王官伯；盟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