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化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７期，原文约１６０００字。
对七七事变性质和走势的准确判断 七七事变的发生，在日本方面是蓄谋已久的，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中国人来说，它却是一个令人错愕的突发事件。事变次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发出通电，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与南京政府和冀察当局在事变初期含混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断定，七七事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偶然事件，而是日本全面扩大对华侵略的重大步骤。毛泽东所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重申７月８日通电所主张的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朱德强调，日本对于卢沟桥的进攻是企图趁机侵占华北。署名矢针的文章也指出，日本是在用吞噬东北的战略攫取华北。
受日本侵略凶焰的刺激，举国上下抗日救亡情绪空前高涨。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达了抗战的意向和决心。张闻天称之为“南京政府的极大进步”。尔后局势更趋危急，张闻天严厉批评了南京政府对日一贯退让妥协的政策，南京政府对于七七事变的应对不力，根本症结在于缺乏真正抵抗的决心和切实准备，造成了战争初期的战略被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