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明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自《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7期，原文约17000字。
“斯文在兹”：“不识时务”的“学衡”回眸20世纪20年代初《学衡》的问世，总会产生生不逢时的历史感受，仿佛能够看到“学衡”派同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无畏步伐：一群学富五车的海归们并未沉浸于崇高的象牙塔，他们按捺不住士人阶层特有的那份“忍不住”的关怀，怀揣着对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立意为民族作出悲壮的文化担当。《学衡》出现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1920年“新青年”派志士掀动着新文化运动的巨浪，终于将白话文从厢房挪进堂屋，“新青年”派很自然地将此视为其所发动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完胜的标志，“新青年”派的文化重建方案已完全处于压倒性地位。面对此情此景，“学衡”派以大雅之态卓尔不群，高调宣称要重新开拓中华文化复兴的一条新路，将自我置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风口浪尖，直面一边倒的局势，这在当时是需要非凡的气魄与勇气的。近百年后我们在冷静的历史审视中，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在“学衡”派的精神深处，埋藏着传统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以及对于民族文化财富的“温情与敬意”，在“温情”中呵护，在“敬意”中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