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泽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200433。
摘要：庚子西狩作为庚子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生及发展都有深入挖掘的必要性。虽是突发事件，然此动议其实早被提出，且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复杂过程。早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下旬，慈禧太后便产生离京避祸的念头并有所准备，由于局面尚可转圜，故未成急务。六月中下旬，天津失陷，慈禧西行之意又起，因重臣劝谏而止。七月形势急转直下，慈禧太后、光绪帝遂决定于七月十六日前后动身，而碍于交通不备、朝臣反对等诸多原因再度搁浅，终在二十一日联军枪炮声中仓皇离京。
庚子事变作为晚清政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向来为学界所重视，论作迭出。然而目下关于庚子西行的研究尚不充分，较多未发之覆，殊属憾事。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爬梳整合近世史料中有关西行决议的蛛丝马迹，并结合前辈学者的研究，来探讨西行产生的复杂过程，进而对庚子年北京沦陷前的政局与社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一 庚子西行 “十六日定议”说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八国联军自天津起兵，一路向北，于七月二十日开进北京。二十一日，联军炮火已逼近皇城，慈禧太后、光绪帝（下文简称两宫）于当日仓皇离宫，踏上西行之途。此行极为匆忙，万事欠备，因此相关资料多言其仓皇之状，从而造成西行之策完全系临时之举的幻象。然而事实上，西行之议在此前便被两宫采纳，只是其后因故搁浅。目前学界多倾向于以七月十六日作为两宫初步采纳西行动议的时间，盖因史料中不乏佐证。如此，几乎形成了“七月十六日决议”的“定论”。然而，此说尚有商榷之余地。
二 七月之前两度 “起意”
关于两宫西行的传闻出现较早。两宫产生出走之意确实远早于七月十六日，依事推及，应在五月下旬首发其议。或许是因为局势尚未崩坏彻底，转圜可期，故此议未成急务。六月中下旬，随着天津失陷，局势越发扑朔，慈禧太后又欲离宫避祸，最终在“徐（徐桐）、崇（崇绮）、怀（怀塔布）诸公”的劝谏下才作罢。以上便是七月之前两宫的两次出走的计划与搁浅情形。
三 七月十六日是定议还是行期
时至七月，停战议和未能实现，京内形势越发失控，西行传言甚嚣尘上。那么是否存在“七月十六日决议”一说呢？或可认为，七月十六日更有可能是预定的行期，而定议日期应早于十六日。
通过查阅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东南大吏在七月中下旬的来往函电，可知在该段时间内，诸人曾为应否谏阻两宫西行发生分歧。李鸿章发起会奏一事亦可为梳理西行决议提供线索。可以判断，不迟于七月十八日，两宫已经有西行之想法。其余史料则将定议日期进一步向前推导。论者往往以赵舒翘日记作为十六日定议的证据，实则在此之前的七月初七日。
缺少车辆成为两宫打消西行念头的直接原因，时为七月十七日。七月十六日曾颁一上谕对西行事宜进行安排，可惜该谕的主要内容已遗失，仅保留了朱笔圈点的留守及随扈名单，否则当可作为证明西行动议真相的关键证据，不过从颁布时间及补注中所言缮旨后次日“送堂递上，未发下，其日方罢巡幸议也”，同样可以断定该议本定于该日前后实施，并于十七日废止。以上足以证明西行之议早在七月初即已提出，而预定的行期则指向了十六日或十七日。根据当时中外各方所探情报，亦能旁证此推论。
四 西行动议的搁浅与重启
综上所述，除了五月及六月夭折的两次避祸之议外，该议最晚应于七月初提出，而非七月十六日，十六日或十七日应是计划出行时间，只因流布过程中发生讹传，故有“十六日定议西行”之说。是以从七月初至七月十六日，西行其实经历了一段准备时间。七月十六日出宫之议之所以暂时搁浅，车马等交通用具难以满足内廷庞大人员所需是最直接的原因。此外，重臣的劝阻应也发挥重要作用。除却上述原因，另有二事致使慈禧太后取消七月十六日的西行计划。一是出于安全考虑，以防皇室安全有损。二是与两宫不明战争局势有关。总之，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两宫并没有于七月十六日成功出行。直至二十日，京城守势不支，此议才重新提上日程，并于次日一早仓促实施。
结 语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这一天，两宫踏上了离京的路途，标志着庚子西行的开启。西行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无疑是突发性的，然而作为一项计划，其发展则是经历了一个“三起三落”的波折过程。
五月中旬时，巡幸传闻就在坊间流布。五月下旬，两宫首倡其议，并有造篷、筹办车马等准备，然因局势尚未完全崩坏，故此议在六月初便沉寂下去，此为西行决议的“一起一落”。至六月中下旬，天津失陷，局面恶化，这才又将离京之议提上日程。不过在荣禄、徐桐等人的劝谏下，此次计划又成画饼，是为“二起二落”。三议西行应发生于七月初，而七月十六日（或十七日）应是计划行期。之所以再度搁浅，则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1）交通工具不足；（2）王公大臣的劝谏；（3）保卫皇室安全；（4）误信战事告捷。
文章摘自《历史档案》2020年第4期，原文约1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