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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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时疫医院”及其义演活动(1920—1949)

信息来源: 《历史与社会》(文摘)2021年第2期 发布日期: 2021-07-03 浏览次数:

作者:韩星耀,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近代以来,中国逐渐被卷入世界潮流之中,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之下,传统中国的医学理念和治疗方法受到强烈冲击,近代西方公共卫生体系逐渐被引入和建立。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成立了临时政府卫生局,由法国医生傅博雅担任局长,这成为近代中国城市卫生机构的开端。1907年为了应对上海公共卫生问题,由沈敦和、朱葆三等人发起,在上海英租界成立了第一家“时疫医院”,即后来的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在该医院的示范影响之下,上海本土的时疫医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2年,上海先后已有十所时疫医院成立,其中在全面抗战时期医院数量出现了快速增长,推断可能与战争环境下上海地区的防疫任务加重有一定关联。值得注意的是,虹口、沪西、南市三所时疫医院所在地,皆属于上海当时的贫民聚集区,由于公共卫生条件较差,极易滋生疫病。因此,时疫医院在这些地区集中设立,自然也是考虑到便于就近对疫病患者进行治疗,减少人员跨区域流动所引发的疫情传播隐患。

上海时疫医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该医院建院时间较早,运营时间较长,又位于上海公共租界之中,地理位置较为特殊,因而在上海疫病治疗方面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关于“上海时疫医院”成立的准确时间应为1920年7月5日,并且这一成立时间得到“上海时疫医院”多次证明。有关“上海时疫医院”成立时间的学术争议,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由于该院主要创办人沈敦和、朱葆三于1920年、1926年相继辞世,关于医院的具体创办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知之者甚少。此外,该医院在当时史料记载中,往往以“上海时疫医院”与“西藏路时疫医院”两个名称并用,因而较易与上海其他时疫医院相混淆,加之有些新闻媒体出于宣传目的,往往容易将既有事实片面夸大和扭曲,从而导致了几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该院成立主要是为了解决上海红十字会时疫医院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两所医院的创办人皆为沈敦和与朱葆三。因此,联系沈敦和个人经历,该医院的成立似乎与沈敦和本人此时的身份转变有一定关联,在此之前他刚因故辞去了上海红十字会副会长一职,因而能够以更自由的身份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红十字会时疫医院是由沈敦和与朱葆三于1907年发起成立的一所慈善性质的传染病防治医院,当时沈敦和为中国红十字会主要负责人,因此该医院后来也被中国红十字会纳入管理之中。沈敦和于1919年辞去了上海红十字会的职务。因此,1920年成立的“上海时疫医院”与中国红十字会之间并无隶属关系,属于两人以个人名义创办的一所私立医院。

在“上海时疫医院”整个组织结构中,董事会实际上是最高权力机关,通过董事会推选出院长对医院日常事务进行管理。其中院长主要负责全院的人事安排,必要时也负责一定的经费筹募工作,而董事则分为职董与普通董事两类,其中普通董事主要负责医院经费筹募及参与董事大会进行表决,平时并不参与医院实际工作。职董则需参与医院具体事务工作,并且在职董之下又分设经济董事与执行董事,分别处理医院经费开支及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因此,从整体上来看,以董事会为权力中枢,医院形成了两套平行的组织管理体系,分别是以院长为核心的医院日常行政管理体系和以职董为代表的医院财务及执行体系。二者分工明确,权责统一,共同构成了对全院的有效管理。

“上海时疫医院”从1920年7月5日建立到的1949年,在不同时期,它的组织人员也有较大变化,可以把“上海时疫医院”组织者主要分为四类。其一,以沈敦和、朱葆三、刘鸿生等人为代表的近代绅商群体,他们在“上海时疫医院”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二,以史量才、朱子衡等人为代表的新闻界人士,这些新闻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上海时疫医院”得以借助新闻媒介发布各种义演启事,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其三,以颜福庆、牛惠霖、牛惠生等人为代表的医界精英群体。他们是医院具体业务的负责人,正是这些行业精英的存在,保证了“上海时疫医院”能够保持较高的医疗水平,从而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其四,以黄金荣、杜月笙等人为代表的上海帮会群体,由于他们与演艺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借助他们的社会网络,使得“上海时疫医院”能够与热心慈善的伶人群体建立起合作关系,为医院举行义演提供了人力和物力上的支持。

“上海时疫医院”的经费主要来源于董事会成员向社会各界人士的劝募,其募捐对象容易受到董事会成员职业偏好及社会地位的影响,因而,医院较为侧重对上海社会名流进行募捐,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定向募捐的特点。1937年淞沪会战以后,因战争破坏而产生的大量难民涌入上海,致上海防疫工作显得十分严峻。“上海时疫医院”的医疗压力迅速增大,加之社会局势日益恶化,许多地方精英由于战乱逃离上海,依靠原有渠道进行筹款愈发困难。在病人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医院的财务状况逐渐入不敷出,因此,经费短缺应是医院发起义演的主要动机。当然,也与路径依赖有关。

“上海时疫医院”发起的义演,采取了多种演出形式,主要有电台播音、慈善舞蹈、义务戏、义赛、义展、游艺会等,在演出形式上具有多样化,首先以电台播音最为集中,占了义演总数的一半左右,是该院义演筹款的主要形式。其次为义务戏,而慈善舞蹈、义赛、义展和游艺会只有在某些特定时间段才会举行。多种义演筹款方式有机结合,有利于医院更为快速地筹募资金,保证了医院的稳定发展。在义演内容上,表演的种类也丰富多样,不仅有中国传统的艺术表演,如平剧、昆曲、 弹词、苏滩等,同样还引入了许多西洋表演,如西洋舞蹈、魔术、球赛、园游会、话剧等。通过中西艺术文化结合的义演活动,使得观众在奉献自己的爱心之余,能够欣赏到更为多样化的艺术表演,有助于提升上海市民阶层的整体审美旨趣,彰显了慈善义演“寓善于乐”的文化传播效应。关于义演的成效,1941年义演收入占比达到当年总收入的27.14%,在当年所有收入项目中稳居第二位,仅次于医院其余捐款数额之总和。通过义演筹款的方式,上海时疫医院不仅有效解决了由于病人增加和原有资金来源中断所带来的经费短缺问题,并且借助义演本身所具有的实体传播性,帮助医院营造了“寓善于演”的社会形象。

医疗救助通过慈善募捐的方式而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从而实现了两者的和谐共振。由于义演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性,使得社会各阶层都能够广泛参与义演活动,医学界自然也不例外。正是通过义演的渠道,慈善与医疗两种看似不同的社会公共事业逐渐产生交集,“人道主义”的医疗观念与“扶危济贫”的慈善理念无形之中具有一种和谐共振的关系。近代中国经济整体凋敝,医疗机构的发展很难获得政府财政的充分支持,因此如何有效吸纳社会资金,保障医院正常的财务运转,是近代医疗事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考验。从上海时疫医院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该院在筹募社会资金方面所具有的高度灵活性,其借助慈善义演的方式,有效缓解了经费短缺所带来的医疗资源紧张问题,保障了医院的稳定发展。同时通过“寓善于医”的方式,将“乐善好施”的慈善理念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为上海的医疗救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章摘自《南都学坛》2021年第2期,全文约14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