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君亲师”到“天地国亲师”——清以来滇东南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
作者：聂迅，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文章选取滇东南边疆民族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清代、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三个时期在行政区划设置、军事防御体系构筑和基层社会组织治理方面的国家建构与整合进程。该过程体现在边疆地区国家治理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之中,彰显边民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炽热之心。
“天地君亲师”牌位是中国传统社会崇奉和祭祀的对象，明代中期以后“天地君亲师”供奉广泛流行起来，至清代雍正皇帝诏谕确立“天地君亲师”的序位。牌位不仅普及于汉民族地区，与汉族杂居的边疆少数民族大多也如此。辛亥革命之后，帝制被推翻，国家不再有“君”，以民主国家取代封建帝制，部分地区民众自发地将牌位改为“天地国亲师”，这种现象在诸如云南、贵州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明显，并一直延续至今。
近年来国家建构、疆域形成、国家认同等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与理论创新。但从帝制时代向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国家治理如何抵达最边远的区域？边疆少数民族如何保持对国家的认同？对此问题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本文从历史学的角度，以清以来中越边境地带为中心，从滇东南边疆行政区划正式政区的建构、现代边防军事体系构筑和国家对基层社会组织治理三个维度探讨国家治理进程中“君国转换”下的国家观念，进而解析边民国家认同与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天地君亲师”：清代国家治理下滇东南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清代国家治理的显著特征在于向边疆和边界地带推进。清朝平定云南后，立即将广南土府改流。康熙六年（1667）又将明代临安府（治今建水县）边远的教化、王弄、安南三长官司“改流设府”为开化府。康熙八年（1669）撤广西府（治今云南泸西县）的维摩土州，将其地分属广南府和开化府。于是清前期滇东南边疆形成广南、开化两个无辖县府。雍正八年（1730）在开化府设置文山县（今云南文山州文山县），乾隆年间改革“不合体制”、“不成郡”的云南无辖县府级政区，强化边疆县（厅）设置。其次，清代以绿营兵为国家军队首次进入滇东南边疆并以汛塘布防于交通沿线，对维护边疆安全和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中，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国趁机侵犯滇东南边疆。清末新政期间，云南边疆形成“南防”边防系统，正是以滇东南中越边境为主的边防系统。由严整布局的三道防线、军事据点、指挥枢纽与后勤补给的交通网络组成的具有现代国防特点的边防体系。最后，清廷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政策尤其值得关注，其重视发展滇东南的文化教育事业，采取“文教为先”的政策，较好地处理了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使其统治得以深入，收到了稳定和巩固的治理效果。
二、“天地国亲师”：民国政府对滇东南边疆的治理
辛亥革命之后，帝制被推翻，“君”已不在，“国”之将行。“天地君亲师”之“君”便成为国人批判的对象。于是在民主共和思潮引领下，民间便将“天地君亲师”改奉为“天地国亲师”，以民族国家取代了封建帝王，并以“天地造化我，国家护卫我，亲人养育我，老师教导我”诠释这五者的意义，成为民国时期民间重要的精神信仰和象征符号。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虽滞后，但在国家政令和地方官员指引之下，也大多改奉“天地国亲师”，且由于地处国防前沿，对国家认同的情感更为强烈。
首先，是边疆正式行政区划的建立。1912年以后，在南方地区，清代的行政机构随着辛亥革命而自动瓦解，由军政府掌管当地的军政与民政。随着民政机构的设立，南方各省大多数实行省县两级制。云南省自1913年裁府，改州厅为县，至1929年清时滇东南之开化府、广南府区域先后改为文山县、马关县、西畴县、广南县和富宁县，并按旧时“设治筑城”的理念分别设立各自的署所机构。其次，是南防军事体系的巩固。“重九起义”爆发后，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随即成立云南都督府。为应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对滇东南边疆的觊觎、侵扰，在云南军政府都督蔡锷的领导下，由参谋部总长殷承瓛派出具有深厚军事素养的调查人员前往滇东南对南防实施调查，在国家政体转变的关键时期稳定了云南边疆并巩固了国防。抗日战争时期，为确保边疆稳定和安全，云南省将滇军第一集团军调来滇南一带驻防。滇南土司也捐弃前嫌，团结一致，纷纷请求总司令卢汉组织边防游击队共同抗日，保卫国土和边疆人民的生命财产，卢汉随即成立滇越边区游击队，积极配合正规部队抗击日本侵略者，出钱、出粮、出人、出物，支持抗日部队。最后，是深化基层社会的治理。1929年龙云上台后专心省内建设，在政府号召下，社会各界掀起了一个研究和建设边疆的热潮，大批知识分子奔赴沿边各地，考察界务，研究民族事务，提出建议。总体来看，民国时期云南政府对滇东南社会治理主要体现在发展经济措施（如土地清丈、查禁鸦片、改善道路交通和通信）和发展教育措施（创办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两个方面，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滇东南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铸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积极颁布一系列政策，在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以改变社会风气、破除迷信为主的思想教育运动并深入基层。改革开放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的神龛又逐渐恢复起来。据笔者实地调查，在滇东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延续旧传统，继续供奉“天地国亲师”位。
为稳定边疆秩序、增强民族团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此地区先后进行了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等运动，在工作中尤其注重处理民族关系，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逐渐消除了历史上遗留的民族隔阂。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关怀下，滇东南地区开始了全新的建设。在1979年的自卫反击作战中，滇东南各民族一起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为守卫国防大门、捍卫领土完整做出巨大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此后，国家为恢复滇东南边疆民族地区生产生活秩序并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省、州、县、乡（镇）各级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如加大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启动了千里边防文化长廊建设工程，茅草房改造及沼气池、小水窖建设。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滇东南各族人民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怀着朴素的爱国情感，积极支持、配合当地驻军，守卫祖国每一寸土地，国家认同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感进一步增强。
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在滇东南边疆全面展开，新农村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农村低保工程等陆续开展。1986年3月，国家施行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建设、加快脱贫致富步伐的政策，在文山州成立了贫困地区工作领导小组，并分别设立州级、县级扶贫办公室，全面开展扶贫开发工作。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社会与国际接轨，西方各种思潮开始大量涌入国内。在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鉴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国家尤其注重从观念和意识层面强化对边民的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观点。各地政府干部身先士卒，激励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助推脱贫攻坚，建立分片调研制度，采取日常了解、专项考察、上门家访、印证核实、分析研判等方式，及时了解掌握干部处理问题、完成任务、服务群众等方面的具体表现。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绵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族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是激昂的主旋律，对国家的认同始终贯穿在边疆少数民族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出的努力与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治理进程之中，滇东南边民对国家认同、热爱和护卫之情在“天地国亲师”的供奉中彰显和流传。
文章摘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2期，原文约1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