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寅，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摘要】“公吏”是“公人”与“吏人”的合称，与《庆元条法事类》陈述有所错位的是，公人原本由一二等大户充当，地位高于吏人，王安石役法改革后，与原本由第四等户充当的“胥徒”合流，地位才转居于吏人之下。“公吏”是宋代非常独特的称呼，在宋人语境中，多指“公家之吏”，旨在突出吏职的公家属性。除了国初，宋代公吏主要契合社会中层的期望值，是社会中层的最佳出路。在公吏价值最为低微的南宋中后期，“公吏世界”说反而甚嚣尘上。反常的背后，是日益壮大的士人群体试图改造州县社会权力结构。随着公吏群体的污名化、“毒瘤”化和士人群体分享顾问权、治民权，州县社会形成了近似于两个等边三角形的超稳定权力结构。
一、宋代的吏何以称“公吏”
每个朝代皆有吏，但宋代吏的称呼非常独特，流行的称呼是“公吏”。无论是宋之前的唐五代，还是之后的元明清，“公吏”称呼皆不常见。
何谓“公吏”？《庆元条法事类》《吏学指南》均有记载，但对于“公吏”的定义存在着明显的不合常理之处。按照汉语表达习惯，并列合成名词，如果所指内容有高低之分，一般是将高者置于前，低者置于后。《庆元条法事类》《吏学指南》中的定义，公人的地位明显低于吏人，却将“公”置于“吏”前。
宋代公人的内涵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并非像《庆元条法事类》《吏学指南》陈述的那么简单。宋初的公门中人包括四个层次。宋初实行九等户制。衙前与公人岗位性质相似，由高户等充任，属于管理岗，宋人亦经常将衙前与公人合述。“凡是衙前，都属公人”，只是因为户等、地位更高，所以单列。北宋前期的公人（含衙前），无论是户等还是岗位价值，皆明显优于吏人，公人与吏人合称“公吏”完全符合汉语表述习惯。“公吏”的称呼不知始于何时，但至少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就已经存在了。《庆元条法事类》《吏学指南》中的“公吏”在名与实上存在一定的错位，名称上沿袭的是北宋前期的，展现的却是王安石役法改革之后的内容。
北宋中期以后，随着吏职整体地位的大幅下降，一、二等大户逐渐厌恶并退出衙前、公人岗，第一、二层次的衙前、公人逐渐与第四层次的胥徒合流，形成“新公人”，原本居于第三层次的吏人反而后来居上。从公人的演变过程来看，北宋前期的吏职有三个系统：一是公人，二是吏人，三是以体力劳动为主要特征的胥徒。到北宋后期，财富不再是关键标准，第一、第三两个系统走向合流，吏职遂合并为两个系统，即以体力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公人和以脑力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吏人。排除财富标准，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吏人的地位要高于“新公人”。随着公人与吏人地位的反转，原有的衙前官称亦逐渐成为吏人的囊中之物。役法改革前尚且如此，改革之后更是可想而知。
上述公人是宋代狭义的公人，狭义之外，宋代还有广义的公人，与“公吏”同义，包括了狭义的公人和吏人。广义的公人指公家之人，或者说系公之人。广义的“公人”概念属于偏正结构，“公”是修饰语，“人”是中心词，突出强调的是公家属性。
与公人一样，宋代的公吏也有两种含义。但不同的是，公吏的两种含义是由词语的不同结构引起的。一种是并列结构，一种是偏正结构，即公家之吏、“在公之吏”。并列结构的“公吏”是学术界惯常的认识，但事实上，宋人单说“公吏”，多指偏正结构意义上的“公吏”。偏正式“公吏”，“公”是修饰语，“吏”是中心词，亦是突出强调公家属性。
偏正结构的“公吏”，与广义的公人意思完全一样，亦旨在突出吏职的公家属性。因为《庆元条法事类》的巨大影响，学术界往往忽略了“公吏”“公人”在宋人话语中更常见的意思——“公家之吏”“公家之人”。在贵族时代，或变相贵族的士族门第时代，国王与臣民虽有尊卑、上下之分，但包括胥吏在内的统治者皆有很强的自在性，其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源自于“乡举里选”。宋朝建立于门第社会彻底崩溃之后，无论是官还是吏，都在空前强化国家和公家属性，弱化与乡土社会的内在关联。宋代的官员，时称“寄居官”，这也是宋代独有的称呼。一般来说，寄居是客居他乡的意思。但宋代的寄居官意思非常独特，它不是以空间而论，而是相对于朝廷而言的。与空前强调官员的国家属性一致，宋代的吏职亦在空前强调公家属性，所以兴起了“公吏”“公人”等极富时代特色的词汇。
二、宋代公吏价值几何
宋代公吏的价值，王安石役法改革是个绝对的分水岭。役法改革前，公吏的价值经历了一个从高到中的演变过程，役法改革后，公吏的价值基本上长期维持在中等水准。衙前、公人在“国初”由一、二等大户担任，而且只有做得好，才有资格接着做。对于国初的一、二等大户来说，衙前、公人岗非但不是累赘，反而是理想的岗位。国初的吏人岗亦然。国初公吏的高价值还体现在曾为公吏者有不少成长为高级官员。正因为如此，公吏岗位在北宋前期颇受社会上层青睐。
从真宗朝开始，公吏价值逐渐萎缩，到仁宗朝，公吏岗位最终演变成社会上层的累赘，这一演变过程在公吏岗位顶端的衙前表现得最为典型。太祖、太宗朝，大户绝少有抱怨衙前岗辛苦、重难的。但从真宗朝开始，逐渐有了抱怨的声音。到仁宗朝，逐渐怨声四起了，而且用词越来越极端化。
与衙前、公人岗不同，吏人岗价值的萎缩不是体现在充役者的不满，而是体现在士人／士大夫的退出。
公吏价值的滑落过程几乎与士大夫政治、士人社会的形成过程同步，而且两大进程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宋代士大夫政治奠基于真宗朝，而士人社会则成熟于仁宗朝。太祖、太宗朝，科举取士规模非常有限，科举制度亦不完善，加之开国军功集团势力强大，士人／士大夫的话语权尚无法占据主导地位。真宗以后，随着“糊名誊录”制的创立，科举制度走向“至公”，同时取士规模亦加速膨胀，进士科取士动辄四五百人，诸科更是接近千人，加之开国军功集团的老去，士人／士大夫的话语权逐渐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社会上层逐渐有了更为理想的职业选择，即科举入仕。随着社会上层的职业转向，衙前、公人岗逐渐成为鸡肋，甚至是累赘。随着士人／士大夫话语权的确立和社会上层逐渐从公吏队伍抽身，公吏岗的价值不仅快速下滑，而且逐渐与士截然相分。
北宋中期，虽然公吏价值下滑严重，但并没有变成负价值，只是不再契合社会上层的期望值而已，但契合社会中层的期望值，是社会中层的最佳出路，所以社会中层才竞相请求，其中吏人岗原本就属于社会中层。王安石役法改革虽然是公吏价值变化的分水岭，但并非出于理想主义，而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将既定社会事实制度化。改差为募，社会上层可以合法地脱离公吏队伍，社会中层则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元祐初，司马光恢复差役法。募—差—募，刚好是一个循环，社会上层对于吏职之态度一览无余，役法改革无疑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公吏岗契合社会中层还可以得到量化证明。总体而言，公吏之家虽不能大富大贵，但肯定能维持社会中产的水平，保证“举家温饱”。
当然，宋朝地域广阔，不同地区的公吏价值也是有差异的。总体上，士人社会越发达的地区，公吏价值越低，反之则越高。就南北来说，北方士人社会远不如南方，公吏价值则远高于南方。正因为如此，北方社会上层多乐于公吏岗位。就南方内部来说，同样是越落后的地区，公吏价值越高。
三、“公吏世界”与州县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从长时段来说，宋代公吏的地位和价值在整个中国古代处在明显的波谷状态。单就宋代来说，公吏的地位和价值亦呈不断下滑之势。但无论是处在波峰的西汉、元朝，还是在地位、价值相对较高的北宋前期，皆没有出现“公吏世界”之说，反而是在公吏地位、价值最低之南宋，“公吏世界”说甚嚣尘上。
宋代社会结构最显著的特征是士人阶层的空前膨胀。不过，膨胀的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北宋中前期，州县士人规模还非常有限。到北宋后期，州县士人数量有了大幅增长。到南宋中后期，州县士人规模持续高涨。南宋与北宋相比，州县士人不仅在数量上有天壤之别，在空间形态上亦有明显差异。北宋士人的生长地与活动地存在明显的分离倾向，南宋则存在着明显的合一趋势。北宋士人的发展水平，南北严重失衡，南方远远超过北方。但是，北宋的政治中心却在开封，这就导致南方士人需要离开家乡，远距离活动。入仕之前如此，入仕之后亦如此。南宋定都临安，政治中心和人才中心合一，士人无须再跨越南北远距离活动。南宋州县士人的密度远远高于北宋，活动地与出产地又近于合一，这就导致士人群体与地域社会其他力量的结合形态发生变异。
就宋代州县域社会来说，主要的力量有四种，即官、士（含赋闲乡居官员）、吏、民。宋代州县官一般指亲民官，不包括军官和厘务官。州县官不仅数量少，而且还需要遵循回避原则。虽然人数少，且是外来者，但州县官代表着国家权力，是州县域的第一主导力量。相比于外官，宋代州县公吏多来自本土。不仅如此，宋代州县公吏的数量还数十倍于官员。相对来讲，州县官权威近乎专制，依托于官的州县吏亦很强势。
北宋州县官的专制风气表现在州县官可以随意治吏、治民。吏权是官权的延伸，州县官的强势必然导致州县吏的强势。由于官、吏的强势和士的相对弱势，北宋州县诸种力量呈现出一定的权力格局。该权力格局中，士与官、吏、民皆有若即若离的感觉，权力格局更多地表现出“官—吏—民”单线条化趋势。到南宋，随着绍兴二十六年吏额减半、孝宗以后士人规模快速膨胀以及士人本土活动的增强，至少从孝宗朝起，州县士人规模相对公吏已成全面碾压之势。随着士人群体走向强势，相较于北宋而言，原本强势的官与吏相形弱化。
随着州县官权威下降和士人规模膨胀，士人逐渐与公吏展开正面交锋，争夺顾问权和治民权。作为外来者，州县官要了解政情、民情，征求本土人士意见是必然的途径，而征求的对象非吏则士。顾问带有“师”的性质，北宋时期，州县官向公吏征求意见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很少有人提出质疑。但到南宋，尤其是孝宗以后，“以吏为师”转而成为不正常现象。反对“以吏为师”，不言而喻，就是要州县官“以士为师”。在此背景下，南宋州县官访问乡居名士的风气远盛于北宋。
州县官规模太小，自己掌握政务决策、监督环节，让公吏负责具体执行，是最合理的选择。北宋士人较少介入州县政务，州县官“受成于吏”似乎是很正常的现象，较少引起社会非议。南宋则不然，州县官“受成于吏”会被视为昏庸无能。反对“受成于吏”的背后，事实上是士人群体试图分享治民权。除了刑名、钱谷士人无从介入外，南宋其他公共事务，士人几乎全方位介入，并且明确地想将公吏排挤出去。
随着士人全面介入公共事务，南宋州县诸种力量权力格局转换。该权力格局大体上呈现出两个等边三角形，士与官、民良性互动空前强化，吏与官、民的传统联系虽然有所弱化，但仍然具有天然的不可替代性，同时，士与吏的矛盾冲突空前激烈。两个等边三角形，意味着南宋州县社会权力格局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结构。这种超稳定结构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打破。事实上，元明清以后的州县社会几乎一直维持着这种超稳定结构。
四、制造“公吏世界”与以士代吏
两个等边三角形中，“士—吏”是唯一共同的边，可以说，士吏关系是这种超稳定结构的轴。不过，日益壮大的士人群体并不满足于与公吏分享权力，他们的目标是彻底压倒公吏，甚至取而代之，成为州县社会的主宰。
北宋时期，公吏虽然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总体上属于一个正常的社会群体。然而到南宋，尤其是孝宗以后，在士人舆论的狂轰滥炸之下，公吏逐渐污名化，似乎公吏就是社会的“毒瘤”。“公吏世界”说的抛出正是在南宋孝宗以后。
“公吏世界”说是公吏群体污名化、“毒瘤化”之后生存形态的夸张概括或刻意塑造。与士人、士大夫的夸张、虚构不同，士人、士大夫以外的书写往往更切近社会真实。相对于“为官容易”，“做吏最难”才是宋代公吏的真实命运。
士人、士大夫将公吏群体污名化、“毒瘤”化的策略达到了预期效果，南宋中期以后，公吏群体几乎成为与民为敌、奸猾凶恶的代名词。虽然如此，士人、士大夫并不满足，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以士人取而代之。相比一般士人、士大夫，理学家具有更加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既然“公吏世界”是社会的“毒瘤”，就得想办法破除“公吏世界”。从逻辑上来说，破除“公吏世界”的办法有二：一是官员直接进入执行环节，二是以士代吏。
理学家的想法终究是理想主义，以士代吏不仅成本巨大，而且还会打破社会权力平衡。宋代公吏岗位的价值主要契合社会中产阶层的期望值，士人的期望值远远高于公吏，如果以士代吏，必然要以士人的期望值为准。以宋代的财政实力，根本无力承担更高的俸禄成本。更关键的是，现有公吏虽然具有官员让渡的权力，但名声很臭，缺乏社会权威，便于官府驾驭；士人虽然享有社会权威，也能凭借社会权威介入公共事务，但始终缺乏制度化的权力；如果以士代吏，制度化权力与社会性权威合体，州县很可能成为真正的公吏世界，国家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将会大为削弱。
摘自《史学月刊》2021年第12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