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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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紫色奇特的社会功能

信息来源: 《历史与社会》(文摘)2022年第3期 发布日期: 2022-10-01 浏览次数:

【作者】程民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古人对紫色褒贬不一,理论上最受歧视的紫色,实际上在宋代同红色一样也是尊贵之色。宋朝品官的章服中,一品至三品的高官即服紫,对中低级官员还以种种名义给予赐紫、借紫的待遇,致使“满朝朱紫贵”变成了几乎满朝全是紫。紫色的风头在许多方面盖过了国色朱红。始见于北宋赞美春光的“万紫千红”一词,更反映了宋人对紫色的热爱。宋代皇家没有像西方皇家那样垄断紫色,从宋太宗朝开始向百姓全面开放,贵贱共享。由此带来紫色的创新,油紫的出现化解了朱紫难分的历史难题;另一重大创新是烧制出紫的瓷釉色彩,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紫色服饰的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紫草种植、染紫市场和紫色物品的买卖。紫草成交量之大、染紫市场之大以及紫色物品价格之高,都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五颜六色的社会,不同色彩的作用和地位有着明显的差距。色彩分为五正色和五间色。青、赤、白、黑、黄五正色之外,有绿、碧、红、紫、骝(褐黄)五间色。正色贵、间色贱。在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中,紫色以其特殊性在诸色中最为活跃,涉及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

一、紫色理论与社会地位的反差

  中国古代在五正色、五间色的十色之中,紫色的地位非常奇特。首先,紫色属于低贱的间色,不能与正色相提并论。在诸色之中,紫色的传统理论地位最低,是唯一有负面定义和象征者,泛政治化的过分解读使之名声不佳。但是,紫色同时又是祥瑞色彩,在全世界范围内深受各阶层的喜爱并常被帝王所专享。如此反差,简直匪夷所思。围绕着紫色,有着诸多的政治、道德说辞,简直成了色彩伦理学的一个样板。

在卫道士看来,紫色最主要的过失是风头太健,喧宾夺主。《论语·阳货》曰:“恶紫之夺朱也。”孔夫子厌恶紫色不正,扰乱甚至取代了正色朱红。朱熹对此解释道:“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变得紫也……紫近黑色,盖过了那朱。既为紫了,便做朱不得,便是夺了。”紫,以间色乱正色,似乎有扰乱正统乃至犯上作乱嫌疑,被提升到了原则高度,以至于成为僭越的象征。如王莽代汉,被斥之为“莽紫色而余分”。显然,这是政治等级观念导致的色彩偏见。

其次就是其以艳色蛊惑人心。东汉刘熙说:“紫,疵也,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他认为具有迷惑力的紫不正不纯,是色彩的瑕疵,颇有将其由间色诬之为恶色、邪色的意图。

但令人奇怪的是,在社会历史中,紫色在宋代或更早以前实际上却是尊贵之色。

宋初士大夫王逵说:“紫色乃水火阴阳相交、既济流通之义也,故天垣曰紫宫,又曰紫微者,紫宫微妙之所也,是以天子之居亦曰紫宸。”紫色是各种物质、精神融汇的表现,所以星宿有紫微宫即北极星,人间的皇帝则居紫宸。宋代皇宫正殿为大庆殿,“北有紫宸殿”,是仅次于大庆殿的第二主殿,每月朔望的朝会、郊庙典礼完成时的受贺及接见契丹使臣都在紫宸殿举行。按宋代制度,既有紫宸殿,相应地就设置紫宸殿学士。丁度罢参知政事即为紫宸殿学士。

皇帝常与紫光在一起,所谓“必有真天子,祥光紫处看”。紫气就是天人感应的吉祥瑞气。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禅社首时,“紫气下覆,黄光如星绕天书匣”。大中祥符四年,宋真宗赴汾阴祭祀后土,“车驾奉天书发京师,日上有黄气如匹素,五色云如盖,紫气翊仗”。

以紫为贵者,还有佛教。宋太宗时,嘉州通判王衮往峨眉山白水寺公干,“有罗汉二尊空中行坐,入紫色云中”。紫云即罗汉居住的祥云。在开封,每年四月八日佛生日时,“众僧环列既定,乃出金盘,广四尺余,置于佛殿之前,仍以漫天紫幙覆之于上,其紫幙皆销金为龙凤花木之形”。

皇帝颁布诏令,总是用紫泥为封。紫泥、紫泥封、紫泥书、紫泥诏、紫诏等,都是诏书的别称,皇帝祭祀跪拜用的褥垫,最高规格是紫色。举办大礼时皇帝的位褥用红紫罗,百官日常用紫纳褥。在其他重大喜庆活动中,紫色不可或缺。如皇太子纳妃时,“妃乘厌翟车,车上设紫色团盖,四柱维幕,四垂大带”,颇显新娘子高贵神秘。

在皇家守孝服丧期间,一些外交场合的红色器物,用紫色替代。嘉泰二年(1202),在宋光宗禫除祭即除丧服之前,“今来使人到阙,本驿使人、馆伴位及赤岸、班荆馆、仁和馆等处陈设帘额等,欲照嘉泰元年体例,并用紫色钉设。内被褥有红锦绯红颜色,亦乞用紫色排办”。这一变通得到批准。以紫相待,既避开了红艳之色,又不失喜庆之意,巧妙地融合了红事与白事的悲喜,是又一种以紫夺朱的表现。

“紫禁”一词,明清时专用于皇宫。宋代不然,紫禁并非皇宫的专词,使用比较广泛。可以指代皇宫,也可以指代王宫,鲜为人知的是还可以指代朝廷词臣。楼钥赞扬沈枢言:“门生多紫禁,子舍屡黄堂。”此紫禁指的是中书舍人。

在宋代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紫色,即按不同色彩区分品官级别的章服。宋朝一品、二品、三品的高官,章服为紫色;四品、五品的中级官员,章服为朱红;六品、七品的中下级官员,章服为绿色;八品、九品的低级官员,章服为青色。其间,最高贵的紫色是间色,最低贱的青色却是正色,中级的朱红也是正色,而且是宋朝的本命色。但偏偏让间色占据最高位,不能说不是色彩本身的魅力贵重起着主要作用。

皇帝休闲时喜欢穿紫色,有图画为证:元人钱选临宋代苏汉臣的《宋太祖蹴鞠图》,其中正踢球的宋太宗和两位近臣均穿紫袍;宋徽宗所画《听琴图》,居中的自己也穿紫袍。北宋后期有“御爱紫”说法出现,典型地说明了皇家爱紫。

紫色章服,无疑是所有官员尤其是中下级官员最喜爱向往的。正式的章服以外,诸多中下级官员常以种种机缘,堂而皇之地穿上紫衣。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赐紫。官位不及而有大功,或年资长久,或为皇帝所宠爱者,特加赐紫,同时赐金鱼袋,合称赐金紫,以示尊宠。二是借紫。主要用之于外任的中下级官员。如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诏朝官出知节镇及转运使、副,衣绯、绿者并借紫。”;既然是借,只能在该任期内享受,期满回朝还要返还,打回章服原形。

对于紫色章服的泛滥,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侍御史庞籍指责道:“近年伏见有差遣未出常调,或只是知县之类,因公事上殿,亦得改赐,遂使三品之服渐成轻易。”连知县都有机会穿紫,如此一来,朝中以前的“满朝朱紫贵”,几乎变成了满朝全是紫。

紫色地位的高贵,更多表现在对自然美的赞颂,是春光的最佳代表。“万紫千红”作为成语,通常以为出自朱熹。其实,早在北宋中期就已经出现,现知最早使用者是著名学者邵雍:“万紫千红处处飞,满川桃李漫成蹊。”此后多有运用,如文学家张耒:“万紫千红休巧笑,人间春色在檀心。”而在形容紫时,往往用“贵紫”。所有这些,表明春光的美在于紫和红,现实世界中红花总比紫花多,但紫色的表现力最强,以“万”而紫,以“千”而红,又一次抢了红色的风头和话语权,更反映了宋人对紫色的热爱。

二、紫色的蔓延与开放

  宋代社会中穿紫色服装者,除了品官章服外,还有两大团体也是合法的。

一是军队。紫衫是低级武官以及相当一部分部队士兵的军装。北宋时军校的军装是紫衫,便于奔走作战,南宋初的战争期间,文官也服紫衫以适应,经两次禁令才予制止。紫衫属于制服,具有辨别部队番号身份的严肃性。北宋时不同的部队以紫色或绯色军装来区别,而南宋时期除了极个别部队外,无论禁军还是厢军,都穿紫色军装。

二是高级僧道。宋代沿袭唐代制度,向高僧名道颁发表明政治地位和荣誉的紫衣、师号。其中的赐紫衣,即朝廷赐予紫衣或紫方袍、紫袍、紫罗衣、紫袈裟等,以示嘉奖宠贵,得到紫衣者就被尊称为紫衣僧道。南宋初年紫衣商品化,朝廷开始出售紫衣帖,目的都是筹集军费。这就意味着穿紫衣的僧道数量更多。

紫色军装与紫衣师号,都是朝廷制定或赐予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广大平民百姓有没有穿紫的权力?

在西方的历史中,紫色总是与帝王相伴。如4世纪的罗马帝国,穿紫即为富贵的象征。宋代社会与之大不相同,从宋太宗朝开始向百姓全面开放。

宋初沿袭五代旧制,礼法等级制度比较混乱。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要求翰林学士承旨李昉整理制定士庶车服之制,中心思想是提倡节俭、禁止僭越。这段整理全国服饰的政府行为历时十余年,围绕着紫色服装是否开放的主线,经历了三个阶段。

其一,宋初的低级官员和举子虽不敢公开穿紫色外衣,但在袍内悄悄穿紫。官方认为有违礼制,予以禁止,同时允许在家中可以穿紫色衣服,满足了部分愿望。

其二,太平兴国七年以后的情况表明,更广大的基层公人和百姓、商人、工匠、民间艺人等却纷纷穿紫。朝廷只得再下禁令,同时又一次退让,允许中高级官员的子弟穿紫。

其三,在禁令失效的背景下,宋太宗干脆开放:至道元年六月,“复许庶人服紫”。正式诏令云:“自今许,所在不得禁之。”公开否定了端拱禁令。坦陈的原因是广大民众宁愿犯禁也要追求紫色,朝廷防不胜防,最终只好顺从民意。

如前文所言,紫衫是军装,南宋初也是士大夫普遍的官服,后来遂普及民间。不仅是服装,紫色纺织品在民间普遍使用。如妇女外出时蔽尘的面巾披肩,还有室内的紫色幕帐。

三、紫色创新与政治问题

  紫色的解禁以及宋人对紫色的热爱,不可避免地促进着紫色的创新。在染色方面,宋朝有两次创新或改变。

第一次是创造了油紫。该技术大约分两个层面。一是使用了新的媒染剂。山矾叶子可做媒染剂,以此取代化学产品白矾染紫,且呈现不同的效果。二是使用了新的染色工艺。不是直接染紫,而是先染青为底色,再染紫。

关于油紫,常见有染色时用油渍的说法。其实,纺织品油浸之后很难再染色,应是望文生义。油紫之义,是指其紫如同被油浸过一样,色泽光润沉着。时人为什么说油紫“为英宗绍统之谶”呢?因为油紫与“犹子”同音,而宋英宗是宋仁宗的养子即犹子。其说源自英宗时,一位叫甄履的官员作《继圣图》指出:“又迩来市民染帛,以油渍紫色,谓之油紫,油紫者,犹子也,陛下濮安懿王之子,视仁宗为诸父,此犹子之义也。”这显然是阿谀奉承之谎言,宋英宗一眼就识破:“其言诡诞不经。”色彩名称的谶纬解读,使色彩的象征性和政治性更加凸显。

众多服紫的高级官员既以黑紫为公服,百姓也不甘落后,纷纷效仿,盛行一时。色彩的混乱,造成礼教问题,便成了政治问题。不过像宋代其他政令一样,此事也是禁而不止。有史料说:“黑紫者若着油紫,后改名多紫。神宗恶其乱色,累惩朝臣。”改名之举,不过是敷衍诏令,自欺欺人而已;到了元丰末期,改名“多紫”后愈演愈烈,连宰相韩维也穿着黑紫公服上朝。元祐元年(1086)正月,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传宣殿着黑紫者,若着,入即弹奏。服黑紫,韩资政维也……是时,有司乞坐违制之罪,诏虽不从其重典,而令奏劾,大理坐不应公罪”。虽属公罪,也只是让上奏章检举弹劾,无法按违制治以重刑,后遂在南宋普及开来。原来流行的赤紫因为有“御爱紫”的名号,除了历来不禁止的妇女外,竟无人敢穿,黑紫几乎一统天下。

北宋的黑紫创造了新的色彩和染法,解决了朱紫难分的历史难题。从屡禁不止、南宋贵贱皆衣黝紫的趋势看,新色彩受到民众的广泛追捧。

第二次是引进了北紫。从宋仁宗末到南宋前期,黑紫已经流行了一百余年,物极必反,不免有审美疲劳之虞,继而看中了北方传来的以“极鲜明”为特色的北紫。与黑紫不同的工艺是先染绯而不是先染青,再用很少的紫草染紫,也即仍是以红为主。其实是恢复了传统紫色,与王得臣所言宋神宗时“乃加鲜赤”的“顺圣紫”大同小异。这一时尚轮回用了百余年,宋人对紫色的喜爱换个色度依然持续。

另一重大创新是土与火烧制的紫色瓷釉。宋代瓷器是中国历史的顶峰,主要特点就是色彩的创新,最突出的是钧窑紫釉。代表色彩是瑰丽丰富而神奇的红紫,红里透紫,紫中藏青。由此开创了铜红釉之先河,改变了以前中国高温颜色釉只有黑釉和青釉的局面,开拓了新的艺术境界。钧瓷著名的釉色以紫色最绝妙:“宋紫最秾丽,至元时犹有‘鱼釉’之称,然已婢学夫人,后此竟绝响矣……故好紫者必推宋元。”宋钧瓷的紫釉色如同贵妇人,元朝的则像是模仿夫人的婢女,其他朝代的连婢女也不如,即宋紫空前绝后。红紫的出现,可说是宋代尚赤爱紫的结晶。

四、紫色染料及市场

  紫色服饰的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紫草种植、染紫市场和紫色物品的买卖。紫色是红蓝相兼的二次色,不必依赖紫色颜料也可获得紫色。实际上仍专有紫色染料,即紫草。紫草是多年生草本紫草科植物,历史上其产地由局部到大部,由野生到种植。作为经济作物,紫草的广泛种植是因为利润可观,有“其利胜蓝”之说,即利润大于种蓝草,“按种蓝一亩,已敌榖田一顷矣”。种一亩紫草,获利大于种粮食一百余亩。在长期的染色实践中,宋人还发现了水的特殊作用,如杭州义井巷的义井,此水染紫,色泽优于其他水所染。

宋代有着广阔的紫草市场,一般分民间和官府两大部分。

民间市场又可细分专业染坊和家用自染的购买。专业染坊的事例,可以杭州陶四翁染肆为代表。钱塘人陶四翁开有大染肆,“尝有紫草来,四翁乃出四百万钱市之”,“时陶氏资尚薄”。按北宋后期江西人谢逸的说法:“万缗,中人十家之产也。”四千贯自是大户人家,而此一家“资尚薄”的染坊仅收买紫草就一次性投入四千贯,交易量之大,足见染紫的业务繁忙和紫草市场的繁荣。此外,更多的是私家染紫的行为。如朱熹弹劾知台州唐仲友私自支取军资库绢二百匹,“令染铺夏松收买紫草,就本州和清堂染紫,造做宅堂帐幔、应干床帏及帏设、大卓衣及支散人从衣衫等物”。即用官库的绢、用官钱买紫草,在官府染紫,紫绢却归私家所有,属于贪污行为。私家一次买紫草千百斤、染紫二百匹,数量可谓巨大。

至于官府,购买紫草的数量更大。如宋仁宗时,朝廷在陕西的十个州军每年“买紫草一万斤”。地方政府各自经常购买或科配紫草染紫,以至于朝廷下令予以规范:“诏诸州所须酝酒黄糯米、染色红花、紫草等,自今乘时收买,无以抑贫民。”要求地方政府按市场价购买,不准非法强制贫民缴纳。

染紫工序多,成本高,因而市场上同样的物品,紫色的价格常高于其他色彩。如临安市场上,用兜罗树上柳絮状棉编织而成的兜罗锦,以紫色最贵。

宋人对紫色不懈的追求,拉动起紫色经济的繁荣。紫色染料的广泛种植和染紫作坊的资金实力,以及紫色商品的高价买卖,是宋代一项重要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行为。

在传统的正间色等级观念中,紫色名分最受歧视,但在社会生活中,紫色在宋代实际上同红色一样也是尊贵之色。宋朝品官的章服中,一品、二品、三品的高官服紫。对中低级官员还以种种名义给予赐紫、借紫的待遇,致使“满朝朱紫贵”。面对百姓服紫的热潮,宋代社会与西方不同,皇家没有垄断紫色,从宋太宗朝开始向百姓全面开放,贵贱共享。由此带来紫色服饰等的大发展,促进了紫色的创新。紫色服饰的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紫草种植、染紫市场和紫色物品的买卖,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宋代紫色一直不甘于间色的地位,以其“惑人”的色彩强势发展,势压正色,将正色、间色贵贱之分的藩篱打破,人为的是非仍由人的喜好推翻。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正统保守的礼法无法阻挡人们对美的追求,从而推动了思想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文章摘自《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原文17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