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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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历史演进“三段式”表述的再思考

信息来源: 《历史与社会》(文摘)2023年第1期 发布日期: 2023-03-24 浏览次数:

【作者】郭卫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后人对梁启超关于中国近代史演进“三段式”的表述在理解上略嫌机械和绝对,认为洋务运动只是器物层面变动的时期,戊戌维新仅是制度层面变动的时期,新文化运动以降方是文化层面变动的时期。实际上,形而下的物质器物与形而上的制度文化互为依存,难以割裂。中国社会在19世纪后半期有了从传统迈向近代的急剧而又同步地嬗变。经济上,近代大机器工业在中国落户;政治上,封建专制体制有了重要变化;思想上,洋务思想、早期维新思想都是和中国传统思想有本质不同的思想体系;阶级上,历时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士绅阶层开始转型意义上的裂变。

一、文化

从器物、文化、制度三个方面来看,文化的引介相对较早,这是无孔不入润物无声的先导渗入,成气候的西学东渐,或早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东来业已出现。过程虽然缓慢和曲折,却又持续和深刻。西学的渗透先从通商口岸开始,波及沿海地区,又进入内地。西学首先在文化人中产生反应。官绅们所措意的首先在思想文化层面,鸦片战时和战后的一段时间,知识精英对西方的认识停留在一些混沌表象中。率先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自我本体认识较为受限。

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引出较大反响是从“西教”开始,这也符合西洋情事渐次入华的顺序走向。19世纪50年代,西教在一些处在社会下层的文人民众中发酵,酿成大的社会风暴——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类似于太平天国那样,深受西方宗教影响而引发如此大规模民众运动的史例几乎是仅见。借助西方宗教文化因缘,乘势建立起一个与清政府对立对抗的新政权。

洋务派所宗奉的政治文化观谓之“中体西用”,此乃国人第一次系统提出的应对西学之道。作为19世纪后半期的一种官方或准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观,“中体西用”所要回应的实际上是一个莫大的时代课题:就是如何调处传统与近代、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这是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成批来华以后,不断困扰中国人的题目。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受挫,“中体西用”观式微,但其反映出的问题并未解决。而与时俱进的新解却层出不穷,或是固守传统,或是全盘西化,或是亦中亦西,或是西学中源,或是“拿来主义”,各种理论,林林总总,无外乎还是从中西体用根茎上滋生出来的各时代的变种而已。需要说明的是,洋务理论家们曾划定了“中体”与“西用”的界限,但实际操作中,两者的边界很难划清,“用”每每变成“体”。

学术也在此间呈现迭代演进。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古典知识谱系,具有笼统性和模糊性的特点,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仿佛能网尽天下学问。当然,不独中国这样,近世以前的西方知识也大多被囊括在神学的范畴内。但随着科学发展和知识积累,神学已难以包容一切学科的知识,与近代劳动分工的细密化、专门化相匹配,近代的学科谱系也出现了分类化、专业化。分科首先从西方开始,随着国人对科学技术更深入全面地了解,深感中国传统的“门类不分,粗细不辨”的旧学难以包容适应新学的发展,依据西方的知识谱系重构中国学问已经势在必行。最早将西方的知识谱系引介中国的是传教士,近代的教学分科也开始进入洋务派设办的学堂,自然科学许多学科的近代体系于中国的构建也在洋务运动前后开始。洋务运动开展后,不仅出现了多学科门类的大面积“移植”,且引出了中国固有学科门类的改造重构。西学东渐,有一个从单边传入到双方混化的演变历程。早期,因为中国自身缺乏近代学术资源,只得全盘袭用外洋,主要是抄袭。待引进到了一定阶段,具备了相应基础历练和消化吸收,便进入“道在反求”的新境界,使“西洋”有机地融进“中国”之中,化“他人”为“己用”,变“复制”为“创制”,从而创造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近代“新文化”。而这种合二为一,便是从洋务运动时期在各个领域全面开启。

技术器物的输入与文化思想的进步相辅相成,前者的输入必以后者的更新作为前提,否则难以奏效。中国铁路的初修便是典型案例,观念随着器物的引进出现即时性反应,形而上的文化接纳每每与形而下的器物引进接榫,实在的景物不知不觉却又确定不移地引出意识形态的泛化流变,由少见多怪到见多不怪,从不解到理解,两方面需要也必定合拍共振。电灯的使用也反映了此态。印刷业的进步更表现出机器与文化的双重叠加效应。

这时期,中国社会传统的阶级、阶层结构也出现裂变。近代企业家开始出现,部分士绅投入近代企业及与此相关的各类近代文教机构,有了所谓的 “新商绅”,它不简单是士农工商这四民首末的粘结和传统四维社会的重组,因其与近代工业文化相联系,而具有成为一个与封建体制有本质差异的全新阶级的取向。伴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变化,洋务运动还诞生了一系列新职业,“新文化人”势不可挡地崛起,新自由职业社群与国家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士大夫与朝廷的关系,形成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型的文化人。他们的生活来路也较前有了重大区别。

社会生活特别是城市生活也呈现出新面貌。农业社会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被工业社会的快节奏规律化、制式化的作息时序逐步取代,都市人开始习惯于上下班制、星期日和固定节假休息制。近代市政建设开始起步。物质与思想的同步演进十分要紧。

二、器物

鸦片战败,其因何在?时人比较一致的结论是 器不如人。战后,先觉者提出挽救国势的方略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器物乃国人认为最落后的方面。在开明者的推动下,洋务运动步入实操。运动首先从军事起步,对西方器物的引进效法,不是从其他方面,而以兵工肇始。中国的近代化建设很大程度上由军事牵引,这几乎成了整个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军事改革往往要比其他领域的改革快一拍,其他领域的改革又每每由军事改革所引发。但中国的近代化由兵工文化所牵动也有相当的负面作用,当转型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时,军事部门的作用便递减,而军事体制中那种与生俱来的层次化、制式化、纪律化、统一化,又恰恰具有某种反现代市场经济的品性,这不能不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产生影响。

19世纪6090年代中期的洋务工业,取得的成果虽然说不上蔚为大观,倒也历历可述。近代工业是一配套的体系,军工不可能长久地孤立发展,势必会带动出相关产业。民用工矿业的兴办也提上日程,初步构建起中国大机器工业体系的基石。民办企业则以纺织行业发展最快,另有众多的面粉厂等。中国民族资本工业从与亿兆百姓最为切身的穿衣吃饭界域发轫,此亦西方工业革命的起始基业,也是发展前景殊为可期的行业。

机器生产的优势就是物美价廉和规模量大,使国人的消费结构有了重要变化。物质的推陈出新变革着消费观念。开埠以后,价廉、物美、耐用的舶来品以不容阻挡的势头,侵夺着传统土货的固有市场。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羡西”“逐洋”的洋务运动推动下,洋货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向中国全境蔓延,洋货的大批量进入一方面造成传统产业的衰落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另一方面,也使居民从市场获得商品成为其无奈选择的同时,对消费品的挑选余地有了空前扩大。人的穿戴配饰主要不是来自左近城乡,而是来自大洋彼岸,他们已具“世界公民”的形象。消费生活逐步打破了封建等级制的约束,表现出个性化、大众化和崇洋化的特征。

三、制度

国人对西方近代政体的早期理解主要在三个方面:国会制度、宪法体系、责任内阁。中国近代对西方宪政思想的引介不是一揽子进行,而在内容上有先后,时间上不同步。

较早在中国得以传播的是国会思想。议会与宪法这些在西方政治制度中合一的事体,在中国却有了离析。与议会思想率先传入形成某种反差的是,宪法思想的传播却略晚近。国人对宪政思想的理解,首先从议会制度起步,而不识宪法,大概因为议院为具象,较易认识,宪法较抽象,认知较难;更因为宪法较之议会对君权具有一种根本大法的约束,在专制政体板结的时代尤难传播。被认为在中国较早提出该问题的是早期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宪法、国会这些近代政体最重要的内容出现在洋务运动时期,而梁启超却将中国近代制度层面的重大变动放在戊戌时代,这是当事人对所领导的维新运动可以理解的成绩放大,实际上,戊戌运动主要还是维新思想的阐释与新文化的推广,成就主要在思想文化领域,真正的国体鼎革是在辛亥时期完成。

若干新制也在洋务运动时期构建。如军事制度、财政制度、行政制度。社会制度也在此间出现千年未有之变局,如教育体制、城市体制等。

总之,洋务运动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关键,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转型的真正起步是从这时开始的。鸦片战争作为西方对中国发动的首次大规模武装侵略,带来中外情势的逆转,以此为起点,中国步入近代。这是没有疑议的。但客观说来,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有限,战事直接冲击的只是沿海的粤、闽、江、浙等省,战后西人的足迹大多驻留于通商口岸。西学哪怕对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精英们来讲也仍属陌生,这从《海国图志》等介绍西方新知的书籍在此间的一度遇冷便得明证。外力冲击引起内部变化要有一定的时间消解,中国的历史更应当从中国内部根本性的演生变动观察。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方才震撼朝野,震动全国。从此开始,中国改革的步伐骤然加快,洋务改革与此前的改革意义殊异,前此历朝历代多有改革,无例外的均系传统范畴内的改革,洋务时期却突破藩篱,一系列属于近代范式的情事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经济上,近代大机器工业在中国落户,资本主义萌生壮大,经过数十年的 “同光新政”,国家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有了划时代进步,综合国力有了大幅提升。政治上,封建专制体制有了重要变化,总理衙门、互派使节等近代外交体制初创;湘淮等近代军阀雏形集团崛起,地方势力坐大,汉族官员们 “以军致贵”,在清代统治版图中急剧扩势;洋务派等具有近代意味的政治派别形成,并在政府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思想上,此期出现的洋务思想、早期维新思想都是和中国传统思想有本质不同的思想体系,明显带有从古代向近代转轨过渡的性质。阶级上,历时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分裂,从中脱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等;士大夫阶层开始裂变,生出了离心违和旧王朝体制的新式知识分子群。所有这些,器物乎?抑或文化、制度乎?应该说三者都关联。

 

摘自《历史档案》2022年第4期,原文约15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