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杨，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有威，上海大学历史系。
【摘要】三线建设是指自1964年起，由中共中央主导，历时三个五年计划，在我国内陆腹地开展的以基础工业、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为重点的大规模建设活动。同时，各省区在自己的战略后方建设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小三线。
一、档案备战
档案是在历史中形成并遗留下来的以文字、图表、声像等为载体的人类活动最原始的记录，档案因承载了大量历史和现实信息，对安全性要求较高，需要防止战争等突发事件造成破坏。事实上，我国的档案备战工作与周边安全局势密切相关。
1964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10月14日国家档案局提出“档案也要搞三线”，同时传达了李富春、杨尚昆的指示。随着美国扩大对越南的侵略，196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全国各地区、各行业都进入了备战状态。纵观此时期的档案备战工作，大致有如下两方面内容：一、档案的鉴定、清理，二、档案后库建设与档案转运。档案的鉴定、清理是档案备战的重要环节。新中国成立后各机关积存的现行档案以及革命历史档案、旧政权档案和撤销机关档案数量庞大，鉴定、清理一方面是为了保管、利用便利，另一方面也是为突发情况下重要档案能够及时转运。根据1964年10月国家档案局发布的《机关文书档案保管期限参考表》，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长期和定期三种。国家档案局要求鉴定、清理工作要抓好永久保管的档案和销毁的档案两端。此后，全国档案的鉴定、清理工作不断加速。
虽然各省档案馆大多于1965—1966年将档案鉴定、清理完毕，不过，珍宝岛事件后，我国备战形势骤然升级，档案工作再度紧张。1969年10月，全国各地再次对档案开展大规模的鉴定、清理，此次销毁档案数量极大。
档案鉴定、清理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挑选重要档案以备战时转运，转运则需要安全的目的地和保存场所。三线建设时期按照“两套制”的原则和备战的要求，各地档案馆大都建立起战时储存档案的后方库房。中央各部委的后方库房大都选址在大三线地区，各省的后方库房则选址在本省小三线地区，后方库房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布局于山区。1969年中央档案馆将所藏外交部档案转移至大三线的四川灌县。
大规模的档案转移则发生在珍宝岛事变之后。1969年10月15日，按照中共中央备战疏散的精神，李先念、纪登奎与李德生将《关于政府机关档案备战措施的报告》报送周恩来并中共中央，要求将永久或长期保存的、干部档案和保卫档案、机密统计资料、基建工程、生产技术和科学研究的图纸、资料运到后方档案库。档案转移过程极端保密。转移至后库和洞库的档案大多于改革开放后运回原馆保存，一些后库和洞库至今仍作为战备档案库使用。
二、图书转移
三线建设时期，我国的藏书机构和珍贵图书纷纷转移至内地，成为文化备战的重要一环。三线建设之初，部分图书馆即在后方设立战备书库，并着手内迁珍贵图书。与档案后库选址类似，各省的战备书库建在本省山区，如广东省政府在粤北山区连平县元善镇原九连山林场场部设立了连平战备书库。中央各机关的战备书库多建在大三线地区，如1965年7月，中科院图书馆馆长范新三等人前往西宁、兰州、西安考察，为三线藏书基地选址。与档案后库多为新建的战备库房不同，战备书库大多利用后方已有建筑作为临时藏书地点。如辽宁省选择寺庙作为战备书库，陕西省图书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以乡村学校作为战备书库。
三线建设时期最大规模的图书转移，是中国版本图书馆第二书库由甘肃兰州迁至湖北丹江口。作为中国版本图书馆备份的第二书库本就是国家的战备书库，随着中苏关系日益紧张，西北成为对苏前线，书库安全受到威胁，1975年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国家出版局决定将其搬迁至丹江口。1983年中国版本图书馆第二书库撤销，藏书大部分运至北京出版学院图书馆。
三线建设时期大多数图书馆仅转移比较珍贵的书刊，各级党政机构和文化部门对珍贵图书的转运十分重视，尤以辽宁省图书馆管理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为甚。数量巨大的图书转移虽然保存了珍贵的孤本、善本，防止其在运动中被损毁，但也有因图书与原有收藏机构分离而受损严重的情况。迁移至战备书库的图书大多封箱保存在后方，不过也有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案例。因此，三线建设时期的图书转移促进了我国文化资源地域分布的平衡，为西部地区文化事业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高校内迁
三线建设时期促进高校内迁的因素有两个：第一，随着大量工矿企业或内迁、或新建、或扩建，三线地区的科教力量不能满足工业发展所需；第二，高等院校集中于东部沿海和大城市，不利备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和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共同研究后，确定1965年从一线迁往三线53个科教项目。高校迁移主要集中于1964—1966年三线建设初期和1969—1971年备战疏散期（亦是三线建设第二个高潮期）。迁移的方式有整体搬迁和专业搬迁两种模式。整体搬迁如唐山铁道学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如果说1964—1966年高校内迁主要以一线迁往三线，服务工业建设为主，那么1969—1971年的高校内迁主要以北京和东北地区高校的紧急疏散为主。此时期在北京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10余所高校和在东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等4所高校内迁，且迁移地点不限于三线地区，一些高校迁至二线乃至一线地区。其中尤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北京仓促南迁合肥最为典型。与整体搬迁不同，一些重点高校将部分专业迁至内地，以建立分校的模式进行备战、支援三线，尤以清华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在四川绵阳、四川自贡、陕西汉中、湖南常德建立的四所分校最为典型。
三线建设时期高校内迁一个重要目的是配合内地国防、工业建设。因此全国重点高校内迁的专业和选址的地点，都与国家规划的工业基地紧密相连。大部分高校都以各自的优势专业支援三线建设。甘肃天水是七机部062基地最初选址地。
基于三线项目的保密性以及备战要求，内迁高校大多按照“靠山、分散、隐蔽”、“不占、少占耕地”的原则布局。此时期内迁高校的发展并不顺利，究其原因除受“文革”等外部因素影响，更多则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动和内迁高校自身发展局限的结果：第一，在备战疏散时期，中央大规模下放高校管理权；第二，山区教学科研条件有限、生活配套设施不健全；第三，搬迁过程中图书、仪器、设备损失不少。由于办学困难，许多内迁高校在备战形势缓和后纷纷回迁或他迁：第一类是迁回原址原校，第二类是迁往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第三类是回归已迁往内地的原校。当然，也有部分高校留在内地办学至今。迁建高校在备战疏散和支援三线的目标下，克服种种困难，为内地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带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线建设时期文化备战内涵广泛、涉及领域众多，除档案、图书、高校三个领域外，举凡有利于凝聚国家认同、鼓舞民气斗志、传承历史文脉的资源都在此列。三线建设时期文化领域各行业、各系统都在内地兴建了战备场所，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涉及人数之多，成为继抗战文化机构内迁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西进”运动。此举在促进文化资源均衡布局的同时，也带动了内地的整体发展。三线建设使内地形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微缩版中国”，尤其是文化资源的内迁更彰显了中国的备战决心，或许这种态度也成为最终遏制战争的重要因素。因此，文化备战研究值得继续深入拓展。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