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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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浮华:沦陷时期北平的娱乐业与民众心态

信息来源: 《历史与社会》(文摘)2023年第1期 发布日期: 2023-03-24 浏览次数:

【作者】韩晓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卢沟桥事变后,由于中国守军的迅速溃败,北平很快被日军占领,北平娱乐业在日伪政府的要求下恢复了营业。北平社会面对沦陷的异常“平静”和娱乐业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突然面对“沦陷”的茫然甚至是逃避心态。随着战争形势变化,北平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北平娱乐业畸形繁荣的背后是众多从业者的生计艰难和民众的“苦中作乐”,这强化了民众对沦陷的感受。与此同时,日伪政府对娱乐业的管控和粗暴干涉进一步激发了从业者和民众的不满与反抗情绪。可以说,随着北平民众对沦陷体会日深,他们参加娱乐的心态在发生变化,即使在娱乐场中也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

一、沦陷初期北平娱乐业的恢复与民众对“沦陷”的反应

沦陷前的北平虽然失去了国都的称号,但一直保持着北方政治中心和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是权贵富户和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作为一座消费型城市,北平的娱乐业发达,尤以戏业和影业最为突出,助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保守、安逸、追求享乐成为时人对北平民众生活的普遍观感。

尽管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民众就已逐渐感受到了战争的威胁,但长期以来身处政治文化中心的优越感和对时局的乐观判断,使大多数民众对“沦陷”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于是,他们一边以旁观者的心态关注着战争动态,一边照旧保持着听戏、观影、游园的悠闲生活。战争阴云下,北平娱乐场所的热闹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民众对时局和政治的态度。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北平市政当局宣布全城戒严,要求各游艺场所的晚场一律停演。723日,政府取消戒严令,各娱乐场所准许恢复夜场。事实上,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到7月底,北平各家电影院都照常维持放映。可见,发生在京郊的战争对城内的娱乐业和民众生活似乎没有造成太大影响。日军占领北平后,出于战争恐慌和对时局的观望,城内多数商店和娱乐场所一度关门停业。为恢复市面,营造和平假象,911日,日伪当局发布布告,要求全市影剧院即日恢复营业,商店开市。到1938年新年前后,北平的戏业基本恢复常态。戏业之外,影业是北平娱乐业的另一重要组成,20世纪30年代初,北平东、西、南三城的大小影院有30余家,主要放映欧美电影和国产电影,能够满足不同阶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北平沦陷后,影院略晚于戏院恢复营业,不过,至迟到19371111日,光陆、国泰、平安、真光等几家大影院就都同时恢复了营业。

总体而言,到1939年,北平娱乐业已全面恢复。沦陷初期,北平娱乐业的恢复有日伪政府为粉饰太平、稳定市面而刻意推助的原因,也是媒体着力宣传、从业者极力经营和民众主动参与的结果。抗战爆发后,上海、杭州、苏州等各沦陷城市的娱乐服务业都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即从被破坏到逐步恢复的过程。和这些城市相比,北平的娱乐业没有遭到太大破坏,在很短时间内就恢复甚至超过了战前水平,这与北平的沦陷过程和民众面对“沦陷”的心态感受有很大关系。

在一些关于北平沦陷前后城市状况的回忆性文章中,作者多会以“麻木”“平静”这样的词来形容民众状态和城市气氛。

作为政治和军事事件,北平沦陷只经历了20多天的极短时间,但生活其间的民众是需要一段较长时间从日常生活中感受“沦陷”,进而做出反应的,而北平在“平静”状态下的迅速沦陷无形中延长了民众对“沦陷”的反应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北平沦陷后娱乐业的快速复兴并不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事实上,随着民众对“沦陷”的感受日深,他们参与娱乐的动机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很多人甚至在娱乐中加深了对“沦陷”的体会。

二、娱乐业的畸形繁荣与民众的“苦中作乐”

和政治相比,娱乐业对社会经济的反应更为敏感,不过,娱乐业的发展并不总是与社会经济的起伏同步,有时也会出现社会经济每况愈下而娱乐业却畸形繁荣的情况,沦陷时期的北平就是如此。这一情况的出现有行业自身特点的原因,也有乱世之下集体社会心理的推助。北平沦陷后,日本试图通过营造北平市面繁荣、社会稳定的表象来粉饰侵略行为,以宣传其“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理论。因此,沦陷初期,在日伪政权的要求和行业的生存压力下,北平的戏业和影业迅速恢复,并表现出兴盛之势。不过,在沦陷环境下,北平娱乐业的高票房高收益状态并没有持续很久。自19399月,受欧洲战争形势和天津水灾影响,北平囤积之风日盛,物价飞涨,之后虽稍有缓解,但国内战争形势的变化以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又使日本加强了对华北地区的物资封锁和经济掠夺,导致北平物价暴涨,通货膨胀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娱乐业从业者不得不用各种非常手段来维持表面的繁荣。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恶化,北平娱乐市场呈现出一种畸形繁荣的态势,这种繁荣难掩众多从业者的生计艰难。

乱世之下,北平娱乐业的浮华景象不仅是从业者勉力维持的结果,也与民众的参与密不可分。民众投身娱乐场的动机和感受并不一样,有人确实是出于单纯享乐的目的,但更多人是为寻求精神寄托与心灵慰藉。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和民众对“沦陷”体会日深,逃避现实和苦中作乐成为越来越多人流连娱乐场的主要原因。沦陷时期生活在北平的董毅就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参与娱乐的心态变化。

三、日伪政府对娱乐业的管控与民众“隐忍”的反抗

相比其他行业,娱乐业从业者对政治的热情并不高,但20世纪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从教化民众的角度对娱乐业都表现出极大兴趣。北平沦陷后,日伪政府为营造和平假象,并借娱乐麻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对娱乐业采取了扶植、利用加管控的政策。随着北平社会状况的恶化,日伪政府对娱乐业的管控力度不断加大,通过娱乐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的意图也更加明显。日伪政府对娱乐业的渗透和管控不仅受到了娱乐业从业者的抵制,也激起了民众无声的反抗。

北平沦陷不久,日伪政府就发布公告,要求娱乐场所开门营业,与此同时,日伪政府也从维持风化的角度对影剧院的演出内容作出了种种规定。从北平娱乐市场的表现看,沦陷初期日伪政府虽然制定了娱乐内容方面的检查规则,但并没有严格执行。为转移民众注意力和获得经济收益,警察甚至默许和纵容某些过去受限制或被禁止的娱乐活动。不仅赌场变得明目张胆,一些天桥戏棚也经常无视伪警察局的规定,公然上演“妨碍善良风俗”的节目。

日伪政府从殖民宣传的角度加强了对北平娱乐业的管控,不仅影剧院的演出内容受到了伪警察局的严格审查,而且从业者也被纳入伪政权的“领导”下,并经常受到基层办事人员的欺凌压榨。日伪政府对娱乐业的粗暴干涉,以及社会失序下的各种不安定因素,使北平的娱乐业在畸形繁荣中也呈现出难以为继的颓势。面对来自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的多重压力,娱乐业从业者日益感受到身处沦陷区的屈辱,他们以或激进或隐忍的方式表达反抗。与此同时,经济状况的恶化、军警特务的横行、战争形势的变化也让民众的愤懑情绪不断累积,他们在娱乐场以抵制日本影片、无视战争宣传,甚至直接表达立场的方式宣泄对侵略者的不满。可以说,在日伪政府所营造的“歌舞升平”的和平假象下积聚和涌动着民众日益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军队的迅速溃败,使北平民众在缺乏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陷入家园“沦陷”的境地。由于事发突然且没有经过激烈持久的城市守卫战,普通民众的“沦陷”感受并不十分强烈。为营造和平假象,在日伪政府的要求下,北平的娱乐业很快恢复营业,民众的生活似乎回归了常态。事实上,在战争威胁和沦陷状态下,北平的娱乐业和民众的娱乐感受都在发生变化。随着北平民众对“沦陷”感受的加深,他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不断增强,即使是在娱乐场也涌动着民众或无声或隐忍的反抗。

从政治层面看,北平沦陷是一个在很短时间内发生的占领事件,但从社会层面看,沦陷对北平社会的影响则经历了长时间的累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众对于“沦陷”的心态感受也在不断变化。因此,我们不能简单以“麻木”“忍耐”“抗争”中的某个词来概括北平民众在八年沦陷期间的状态,而应该注意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复杂感受和心态变化,以及引起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考察沦陷区民众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的生发过程,理解他们的挣扎和反抗,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沦陷区社会的认识,也是对抗日战争研究的补充和丰富。

 

摘自《山西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原文约18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