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振龙，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明熹宗乳母“奉圣夫人”客氏是天启年间炙手可热的宫廷女性，出身低微的她以哺育之恩得到皇帝尊崇，又因与权阉魏忠贤的对食关系而饱受东林诟病，被公认为阉党集团的象征人物与内廷靠山。经过崇祯朝廷的钦定逆案、明清之际通俗文学的演绎，及清代官修《明史》的盖棺定论，原本仅满足于在后宫作威作福的她被塑造成残害忠良、谋朝乱政的“妖姆”，对明末政治生态恶化负有首要责任，这一定程度是基于儒家“女子、小人”道德观念的历史书写，而她谋害皇后元子、借孕妇生子窃取皇位等謡言被以讹传讹，影响深远。
一、结怨东林：天启年间客氏“妖姆”形象的酝酿
万历中后期，明神宗怠政，国事纷扰，士大夫“各立门户，互相攻讦，递为是非”，分化为东林与昆、宣、齐、楚、浙党两大阵营。至光宗、熹宗即位，东林得势，在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协助下，万历末年被排挤的清流陆续召还，史称“东林势盛，众正盈朝”。此时，客氏因哺育之恩甫受册封，尚未引起外廷关注，但随着熹宗对其礼遇增加，以及朝中权力斗争白热化，东林党人逐渐抵触客氏，其“妖姆”形象开始酝酿。
（一）质疑客氏恩赐。熹宗即位之初通过外廷给予客氏的恩赐，无论恩荫其子官职，抑或银两、土地，均有先例可循。相较而言，客氏的恩赐并不算破格，只是外廷官员或不熟悉典章国故，出于维护朝廷利益的考虑，对内廷封赏存有自觉的警惕。至于王心一所奏，确实有反应过激之嫌，但这些质疑并非他们有意针对客氏，仅就事论事。（二）敦促客氏出宫。天启元年四月熹宗大婚后，外廷援引先例敦促客氏出归外宅。客氏回宫引起外廷哗然，福建道御史周宗建，江西道御史徐扬先，吏科给事中侯震旸、倪思辉、朱钦相，湖广道御史马鸣起等，纷纷弹劾。他们对熹宗“眷眷于乳哺之恩”表示“疑讶”，客氏一介“幺么里妇”，十六载的照顾只是“曲谨微劳”，宗的健康成长完全是“天地神明所呵护”。（三）反对客魏交好。言官弹劾客氏时不晓客魏交好，而魏进忠助王体干掌司礼监后，基本控制了内廷大权，并希望得到外廷认同，但东林对王安被害之事耿耿于怀，不愿与其合作。相反，朝中投机分子及泰昌、天启之际被驱逐出朝的东林政敌主动依附，“朋党与奄宦合而为一”，阉党集团逐渐形成，客、魏的对食关系也被外廷获悉，并随着朝中权力斗争的加剧，成为东林批判的重点之一。
二、钦定逆案：崇祯年间客氏“妖姆”形象的确立
至崇祯二年，思宗全面整肃阉党，东林内阁协助其钦定逆案，上将客、魏并列为首逆，称客氏“乳保恃恩，凶渠朋结，凌尊窃势，纳贿盗珍，阴逆首奸，死不尽罪”，定为“谋反大逆”，崔呈秀则降为“首逆同谋”。由以上分析可知，客氏虽然在一些方面协助魏忠贤作恶，但实际罪状距谋反甚远，她不过是依附于皇权的寄生者。在朝廷定调下，客氏不再是哺育先帝有功、令清流顾及情面的“奉圣夫人”，而是串通魏阉狼狈为奸的“妖姆”“逆妇”，对天启末年的乱局负有首要责任，危害性被严重夸大，也恰好呼应了言官此前在敦促客氏出宫时基于儒家“女子、小人”道德观念的所谓政局走势“预判”。
此后，明代士大夫论及天启朝政，避而不谈熹宗之昏聩、怠惰，均秉承官方话语，对客、魏口诛笔伐。黄道周称：“天启中年，珰魏始煽，保客有鷕。”夏允彝称：“宫中惟忠贤、客氏为政。”孙承泽称：“客氏党比逆奄，几危宗社。”更有甚者，国子监助教赵维寰认为魏、崔、客三人，客氏“罪尤大”，理由是“当镇抚司逮问时，客招宫人怀孕者八人，诘其故，则客于宫掖中出入无时，多携婢媵，潜肆不韦之术，以行窃国之谋，脱再更数月，事竟有不可言者”，如此谋反重罪，但因“事干宫闱，故爰书不忍斥言云”。
当然，亦有时人意识到，客氏僭越本质是皇权的包庇纵容。茅元仪指出：“保母之崇，非先王之制也……乃国朝例封夫人，而永乐之保母贤顺夫人冯氏，夫王忠赠左都督，谥恭靖；洪熙之卫圣夫人杨氏，蒋廷封追封保昌伯，谥庄靖，此作法于凉矣，又何怪天启之奉圣夫人客氏子官俱累都督也。”但在朝野一致贬斥阉党的大环境下，客氏已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三、盖棺定论：清代史书对客氏“妖姆”形象的深化
明清鼎革后，朝野对客氏的反感有增无减，明遗民学者继续将客、魏并列为导致明代衰亡的元凶，而清廷则视其为女子祸乱朝纲的反面典型，皆嗤之以鼻。例如，有官方背景，又吸收了众多遗民史家成果的《明史纪事本末》这样评价道：“熹宗之初御，忠贤辄伺嚬笑，欲揽太阿，而乳媪客氏，又以妖幸毁政之姿，为洽比对食之举，于是势同膻附，情昵晏私，王圣宠而京、闰煽孽，赵娆尊而甫、节媾祸，女子、小人朋淫于国矣！”明末官方与民间文学所建构的“妖姆”形象逐渐融合，关于客氏的不实传闻在清代史书中变得言之凿凿。
清廷官修《明史》过程曲折，历时近百年，期间有康熙年间万斯同及雍正年间王鸿绪先后编纂的两部《明史稿》，虽均未给客氏立传，但其事迹散见于天启、崇祯两朝本纪，后妃传、东林诸党人传及王安、魏忠贤传中。万稿对客氏与两魏关系，及王安辞司礼监至被杀的记载，与《酌中志》基本吻合，但中间内容的时间顺序与史实不符。王鸿绪《明史稿》在万稿基础上作了大幅改动，其《王安传》相关部分很简略：经过简化，万稿时间顺序错误消失，但劝魏忠贤杀王安的情节，作者略去了王体干对客氏的诱导，致使因果关系变得简单。万稿中，王体干因觊觎掌印之位，怂恿客氏。总之，对比两种《明史稿》，后出的王稿虽纠正了万稿时间顺序错误，但不满其轻描淡写，对客氏的批评与歪曲远超前者，可谓集謡言之大成。
乾隆四年（1739），官修《明史》最终定稿刊刻，是为武英殿本。殿本《明史》对客氏的记载因袭王稿，明廷确立的客氏“妖姆”形象被清代官方话语继承并深化，至此盖棺定论。此后，清代学者了解客氏，基本依据殿本《明史》，兼览传闻，无不抒发对“妖姆”的憎恶。乾隆年间闵华有诗云：“古来女祸倾人国，若褒若妲事非一。未闻乳媪擅朝权，也啄皇孙陷妃匹。赵娆宋娥那足论，蛊惑君王仍少术。”及至清末民国时期，蔡东藩创作《明史通俗演义》，称客氏“面似桃花，腰似杨柳，性情软媚，态度妖淫，仿佛与南子、夏姬同一流的人物”。其“妖姆”形象影响之深远持久，直至今日。
通过梳理、辨析明清史料文献可知，明熹宗乳母客氏的“妖姆”形象一定程度是被层累塑造出来的，脱胎于儒家“女子、小人”的道德观念，由天启初年敦促客氏出宫的言官所揭橥。及至其对食魏忠贤与东林决裂，擅窃国柄，倒行逆施，客氏更加成为众矢之的。阉党败落后，崇祯朝廷出于安抚清流、消除门户、维护统治的现实考虑，将天启朝政治生态的恶化归咎于客、魏“妇寺勾结”，斥其为“妖姆”。明清之际底层文人迎合民间的“斥魏”情绪与对宫廷生活的猎奇心理，将客氏进一步演绎成了妖艳、淫乱的蛇蝎美人。清初史家去客氏年代未远，受“妖姆”形象影响匪浅，她谋害皇后元子、以孕妇生子窃取皇位等謡言被私家史书以讹传讹。《明史》编纂者秉持清廷同样反感的立场，对客氏事迹加以篡改，淡化魏忠贤、王体干等人的作用，凸显她的主观作恶意识，致其“妖姆”形象愈发深化，并影响至今。
文章摘自《历史文献研究》2023年第4期，原文约1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