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文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庆宽是晚清民初的“奇人”，以民籍混入内务府旗籍，借助绘画的特长和办皇差的机会，在晚清拥堵的官场上，逐级升迁至候选内务府三院卿，积累了大量财富，也引发了官场侧目，遭到光绪帝下旨抄家的惩罚。戊戌之后，庆宽利用往日的关系网成为访日特使，又因为辛丑议约的劳绩，获得保举，恢复了原有旗籍和职衔。晚清最后十年，庆宽在仕途上做最后一搏，但最终止步于四品道台，遂决心离开官场。在民初的十年，庆宽以平民视角观察政局，时而以旗人身份筹划旗人生计，时而作为普通市民关注城市自治，逐渐淡出了时代舞台。
一、晚清的旗籍管理与庆宽身世之谜
庆宽是晚清一位充满各种奇特因素的中下层官员。首先成谜的，是他的身份。其中关涉晚清旗籍管理的问题。1906年秋，庆宽选授江西盐法道。在引见时，他向光绪帝呈递了履历折。在此之前的1902年，庆宽因参与辛丑议约有功而提交引见履历单，说自己“系内务府镶黄旗汉军，后调掣正黄旗汉军五套管领下人”。可见，庆宽隶属于内务府汉军八旗，旗籍至少改换过一次。内务府的职能是“掌上三旗包衣之政令与宫禁之治”。所谓“上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由皇帝自领，旗下有属人和包衣（家奴）两类。上三旗包衣，即皇帝的家奴，与皇帝有着主属和人身依附关系，属于内务府旗籍。相应地，内务府的大部分职缺，都由内务府包衣担任。如果按照与皇帝的关系将当时社会的人群分类，位于核心的当属内务府包衣，其次是外三旗，即除包衣之外的上三旗属人，再次则为下五旗，最后是普通民人。庆宽籍隶内务府正黄旗汉军，属于与皇帝有最密切关系的人群。
清朝各衙门职位，都有严格的族群属性的规定。除了满缺、蒙古缺、汉缺，还有内务府包衣缺。内务府包衣除了可以出任内务府的大部分职位，还能补授其他衙门预留的内务府包衣缺甚至是满缺。故而庆宽具有相对较大的补缺与发展空间。正因为如此，经过近20年的努力，庆宽从一名监生逐渐上升至候选的正三品内务府三院卿。
从庆宽的仕途轨迹看，他的情况要远好于同期大多数科举正途出身的京官。咸同之后，由于各省捐纳人员增多，军功保案层出不穷，挤占大量的地方缺额；在京师，捐纳者则挤占部院司员，内外官员流动性降低，且候补人员陡增，极大延长了官员补缺和升迁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排队在前，早一些补上实缺或者得到升迁，就必须另辟他径，也就是争取“劳绩保奖”。按照清制，在众多差使中，有五种被称为“异常劳绩”：军功，河工，军机处保奖，皇陵工程，皇家的大婚、万寿、大丧典礼。它们被称为“大保案”，保奖较其他差使优厚。庆宽因身在内务府的先天优势，加之有擅于绘画的特长，自然获得参与皇陵工程和皇家大婚、万寿、大丧典礼的优先权。他几次获得异常劳绩保奖；又在醇亲王主管的神机营办事，获得该机构的保奖；同时，他创作了巡阅海军和清军与太平军、捻军等作战的画作，故而能从一介监生升为候选三院卿。这些，都与他内务府正黄旗汉军的身份有着紧密关系。不过，也正是这一身份，让他遇到了仕途中最大的麻烦。
1894年夏，历获诸多保案的庆宽已跻身为内务府员外郎、候选三院卿，只等缺出便可开列在前，等待授职。这时，光绪帝收到了一件严厉弹劾庆宽的封奏，说庆宽“身家不清”“冒入旗籍”。这是一封参劾奏折，上奏人被秘而不宣。根据档案记录，我们得知该折来自江南道监察御史钟德祥。钟德祥，广西宣化人，1876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1893年补江南道监察御史。钟德祥与庆宽并无业务上的交叉和人际交往，他日后的奏稿收录了甲午战争前后参劾台湾巡抚邵友濂、驻日公使汪凤藻的诸多文字，但并未收入参劾庆宽的奏折。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弹劾庆宽的动机与指控细节的可靠性。
清朝的旗籍与民籍泾渭分明，双方在社会中的地位，各自的权利、义务有很大区别，更不用说内务府包衣——他们属于上三旗包衣，位于与皇帝关系圈的最内层，其籍属管理自然更为严格。现在有人告发庆宽居然是“冒入旗籍”，从宛平民籍乱入上三旗包衣，且大肆纳贿，这不但破坏官场生态，更有损皇家权威。光绪帝随即命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徐桐、兵部尚书敬信按照参奏内容进行确查，弄清庆宽身份以及折中提及的其他情节原委。经过调查，徐桐和敬信也深知其中猫腻，但由于拿不出确实凭据，甚至不曾提审庆宽，仅提出一个解决方案：销除庆宽旗档一事，应由内务府彻底根查，照例办理。光绪帝看到这个答复，直接下旨革除庆宽内务府员外郎的职务，销除旗档，并由步军统领衙门将其房屋和财产查抄入官，以示儆戒。
庆宽被注销了内务府旗籍，但他的身份之谜并未解决。从常理推断，当庆宽被指控冒籍之时，如果能拿出诸如族谱或其他过硬的证据，他没有不去反驳和力争的道理，因为这关乎他是否会被惩处以及惩处的程度。因此，他的“旗籍”是靠不住的。
二、罕有的抄家之罚
庆宽遭到弹劾，还有一项重要的理由，即经济问题。作为内务府员外郎，庆宽管理应发的银库款项。在发款时，他要求从领款人那里“扣出三个月息银”，理由是这些款项来自银号、票号的借款。与此同时，又要求领款人按照并无短欠的证明进行签收。庆宽还被指控利用办理慈禧60大寿庆典之时，包揽应用器物，抬价居奇，从中取利。徐桐和敬信在查核后说，内务府库款来自各省进款，因各省进款和内务府放款有时间差，一般向号商通融垫借，按照一分五厘出息3个月，然后由各省进款归还。所以这项指控不成立。在钟德祥参折的开头，还有一个细节提及弹劾的来由。即庆宽住宅逾制，豪华程度超过了一个员外郎应有的标准。徐桐和敬信虽然认为庆宽扣息之事并未违规，但为了应付光绪帝严查的指令，他们从住房、户籍问题上找出了责罚庆宽的理由。
为了不背离光绪帝的意见，徐桐和敬信在尚未查实经济问题之前，用糊涂的推断和莫须有的罪名给庆宽定罪。这一举措看似荒唐，实则透露出二人并不想彻底根查的私心，甚至隐含保护之意。对于这一严旨交办的案件，他们建议的处理方式仅仅是“即行革职”；至于销除旗档，则交给内务府彻查办理。相比徐桐和敬信的建议，光绪帝的处罚要严厉得多。除了革去庆宽内务府员外郎之职，销除旗档，同时命步军统领衙门将庆宽在宝禅寺街的房屋、财产查抄入官，以示惩儆。在清朝中后期，针对官员和士人的惩罚已远远轻于中前期，严厉的文字狱、连坐较为少见，抄家往往只是针对贪赃枉法的道府州县官员，对于京官尤其是内务府官员的抄家之罚，更是罕见。所以，庆宽抄家一事，在京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为民国的掌故学家所津津乐道。
实际上，光绪帝原本希望的惩戒，要比上谕说得还要严重。经办此事的吏部郎中何刚德描述了查办和抄家的过程。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御史钟德祥为何只是路过庆宽家门便要上奏参劾他？光绪帝为何如此痛恨庆宽，甚至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直接命令治之以重罪？其中，大约有三层因素：庆宽得罪了光绪帝，得罪了官僚，得罪了内监。这三条都无法得到确证。可以肯定的是，庆宽以微末的出身上升迅速，敛财之后为自家大兴土木，这种张扬的作风得罪了当时的官僚。相对于御史的参劾、京官的侧目，徐桐和敬信的态度有所不同。该案件得到光绪帝的高度重视，但徐桐和敬信却并未彻查细节，甚至连庆宽及其家人都不曾提审，等到需要结案时，故意以莫须有态度进行结案，看似惩罚，实则保全。那么，他们为何要顶住压力，保全庆宽？这里可能也有三点原因。第一，庆宽在内廷当差时间超过20年，关系网甚广，至少涵括内务府、神机营、醇王府，这些又都是与皇家有紧密关系的机构。如果仔细核查，恐怕会牵连太多近侍和朝中官员。第二，庆宽多次为慈禧太后办差，受到信任，如果严惩庆宽，无疑会让慈禧太后难堪。第三，庆宽跟随醇亲王奕譞办差甚多，与醇王府有着密切且特殊的关系，如果查出其身份作假，毫无疑问会伤及醇王府的颜面，当然也对出自醇王一系的光绪帝不利。为此，一品大员们宁愿容忍内务府和各处的糊涂账，以查无确据了事。当然，这也同时说明了当时内务府和各大官僚机构管理系统之混乱，皇帝政令遭遇的阻碍和权力的限度。
庆宽家被查抄一事，属于晚清少有的内务府官员抄家案。负责此次查抄的是总管内务府大臣宗室福锟，具体实施者则是步军统领衙门的司员与吏役。他们将庆宽家眷集中限制起来，然后开始搜查贵重物品，将值钱的物品堆积在厅事院中，还象征性地搜查了水井和厕所。这个过程并未出现混乱场面和伤人事件，与当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石头记》 所述抄家细节有很大的差异，故而引起人们的兴趣。抄家的结果出人意料，并未抄出太多钱财，倒是发现宅第确实阔气，共有180余间，位于西城的闹市区，附近多有达官贵人府邸，如庆王府、恭王府，该房产的价值可想而知。20年后，庆宽在给赵凤昌的信中深情回忆当年，通过赞扬奕譞、福锟来衬托民初政客的不良品行，但也说明了庆宽与二人的确有着特殊关系。
三、戊戌之后的仕途
尽管庆宽是晚清少有的由皇帝直接下旨抄家严办并革职的中层京官，但在内务府、吏部的袒护下，他只是被注销了旗籍，撤掉了员外郎职务，抄没了宅第，并没有遭受更重的处罚，甚至他的财产数量都没有被内务府和步军统领衙门进行仔细调查。反而是秘密参劾他的御史钟德祥，一年后因为“收受赃款”，被判受杖刑并发往察哈尔军台效力赎罪，在期满后仍不得释回。这倒不一定与庆宽有关，但钟德祥收钱卖折应是确有其事。也就是说，庆宽被仇人买折弹参；御史钟德祥可能只是收钱做生意，并不了解庆宽。
经历了抄家、销档和撤职的庆宽仍有着广泛和神通的关系网，他的社会地位并未因上述变故而折损。1898年9月，最痛恨庆宽的光绪帝失去了实际权力。这时，庆宽开始寻求东山再起的机会。11月获准自备资斧，前往外洋考察。此时已是戊戌政变后两个月，庆宽为何会再次获得内务府旗籍，为何会前往外洋考察商务？其中的原委，现有研究已大致可以说清：康有为、梁启超因为政变逃亡日本，御史杨崇伊向慈禧太后上密折，说康梁危害巨大，应派人前往海外，对二人采取“相机行事”之策。也就是说，考察商务只是一个幌子，抓人、刺杀才是目的。当然，这个计划还未经实施，就被日本人侦知。日方派人前往总理衙门质问，被总理衙门矢口否认，尚未开展的非常之事也就此破产了。不过，名义上的考察商务却依然得到执行。
在考察回京后，庆宽并未得到劳绩保奖，只是维持出国前已恢复的候补员外郎身份。1900年夏季，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庆宽家遭遇劫难。据笔记史料的说法，他与克勤郡王同时被联军拘捕，被指派了背尸出城丢弃的工作，每天往返数十次，辛苦备至。甚至在找到李鸿章哭诉后，也无法免去劳役。不过，这毕竟只是后人的传闻，我们通过庆宽给盛宣怀的书信，能更真实感知他的困窘。当然，即便在国难期间，庆宽仍然表现出神通的一面。在京师混乱之际，他得到了“日本熟人”的出面保护。当宁波人在京开设的“四恒”钱庄遇到危机之时，庆宽应邀出手援救，向联军讨回了银80余万两。次年，“四恒”之一的恒和亏空，其他“三恒”为了避嫌，共邀庆宽居间接受借款3万两，通过庆宽之手转交恒和，庆宽慨然应允。
在辛丑之后，庆宽借助跟随奕劻议约的经历，由奕劻和李鸿章保举，成功地恢复了原有的身份，还免去了一笔银两。在开复原官衔翎升阶之后，庆宽继续寻找复出的机会。1903年4月，清廷准备郑重参与美国圣路易斯国际博览会，并决定派出以宗室溥伦为首的代表团。庆宽积极运作，得到了随行机会。不过，就在此时，有一件更重要的表忠之事出现在庆宽面前，庆宽随即全力投入。
庚子义和团期间，唐才常等成立“自立会”，创建“自立军”，筹划在汉口进行武装起义，推翻清朝统治。由于谋事不周，消息走漏，起义遭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镇压。唐才常身死，其余党人星散。在起义的组织者中，有一位名叫沈克諴，起义失败后，被张之洞通缉。他对外自称江苏人沈荩，在京津从事记者活动，交往圈甚广，其中之一是遭参劾免职的前翰林院编修吴式钊。沈氏口风不严，向吴炫耀当年的英勇事迹。庆宽从吴式钊处得知了这些消息，密报慈禧太后，在步军统领衙门的配合之下，定下诱捕之策。1903年7月18日，庆宽亲自带队抓捕沈荩。31日，慈禧太后下令对沈氏施以杖毙之刑。庆宽则获得上谕奖励：仍以道员即选。不久，庆宽补上“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员外郎”的实缺。这表明，当年因他身家不清、招摇纳贿而遭遇仕途挫折的消极影响已经完全被消除了，他用不着再通过出洋积攒资历，因此辞去赴美的差使。
1906年，庆宽在丙午京察中获得一等。上谕命交军机处记名，以关差道府用。当年11月，选授江西盐法道。此时，他已年近六旬。上任后不到两个月，他又代理江西按察使。庆宽开始积极活动，寻求更进一步的上升。清制，各省政务由督抚上奏，布政使、按察使理论上也有上奏权，但作为督抚属吏，他们在清朝中后期已较少上奏。庆宽只是以道台代理按察使，但仍伺机上奏，试图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1908年4月，庆宽就当时中外热议的鸦片专卖问题上奏言事。
庆宽上奏的时机是很讲究的，他希望请奖折、烟膏条陈能同时上达天听，借叠加效应引起最高统治者的足够重视。没想到，这些良苦用心完全没达到预想的结果：对他印象本就不好的光绪帝有意略过他；赏识他的慈禧太后将他的建议交部讨论，随后被度支部故意绕过。这年年底，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小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身份主持朝政。庆宽曾长期在醇王府跟随奕譞办差，后面被查身世不清，差点牵累王府，故并不受载沣的欢迎。此时新旧更迭，庆宽利用卸任署理按察使之机，请假回京三个月，想探听形势再做打算。没想到，当巡抚奏报这一例行事件时，载沣直接批示不准，庆宽只得折回盐法道本任。
尽管如此，庆宽还是准备回京。他明知载沣以严厉态度驳回他请假的请求，仍然在次年再次要求回旗修墓。他此时已年过六旬，在1908年做了仕途上最后一搏、1909年被摄政王严厉驳斥之后，大概感受到仕途升迁已经完全无望，且革命风潮暗流涌动，山雨欲来。于是他态度坚决，自行告别了官场。利用回籍修墓的借口，庆宽终结了自己的仕途。
四、对民初时局的观察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四个月之后，清帝逊位，国体变更。庆宽在清朝最后一年失去了道台实缺，此时更是无任何职务。在革命时代，他的内务府旗籍身份也一度成为负资产。1912年3月，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此时的民国政府倡导“五族共和”，庆宽与其他满、蒙、汉军旗人近30位，于4月21日发起成立“满族同进会”，作为满族同进会发起人之一，庆宽仍以满族或旗人的一分子自居。
此时的庆宽，重拾作画的专长并制作印谱，与旧友酬酢，聊作消遣。他已不再像当年那样再活跃于京城政商界，不过偶尔也因投机的活动，出现在报端。他还常与当时的名流赵凤昌通信，发表对政局的看法。庆宽在清朝时长袖善舞，利用旗籍身份、职权和手腕，赚得盆满钵满，但他对于民初的武人和政客十分不满，认为他们是利禄之徒，贻害国家。他也十分不满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拒兑现洋，酿成金融混乱。但他的身份已今非昔比，除了独善其身，似也只能寄希望于袁世凯的后任做到政治清明。在身份变化之后，庆宽也不再像晚清那样可以呼风唤雨，甚至遭到金融机构的不合理催债。正因为经历了许多波折，庆宽格外感念前清的友人与情谊，他夸赞不再出山的赵凤昌，希望他能捏合南北势力，促成和谈与政治统一。
1921年5月，庆宽被大总统徐世昌任命为正蓝旗蒙古副都统。清帝逊位之后，清皇室有优待条例提供的经济和政治保障。皇室之外的广大旗人在前清有特权，进入民国之后，生计困顿。民国政府并未裁撤八旗都统衙门，而是将其保留下来，同时设立“八旗生计处”，由内务部派管旗都统主持其事，职责是筹划旗人生计。所以，各旗都统远非清朝的都统之义，其象征大于实际，责任重于权力，旨在发放营饷，维护八旗生计，但并不享有足够的行政权力来履行职守，以至于都统与生计处还遭到国会议员的质询。庆宽担任正蓝旗蒙古副都统，更像是民国政府利用他的内务府旗籍，表达一个关心旗人生计的姿态。
进入民国，庆宽除了保留前清内务府旗籍，充任象征性的八旗副都统，还享有北京市民的身份。此时中国已慢慢进入大革命时代，庆宽这些在前清官场纵横捭阖的人物已失去新闻价值，只是偶尔被掌故家当作书中的素材。当庆宽于1927年10月去世之时，甚至很难在报刊上找到相应的报道。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原文约2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