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新，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政经分离是日本通过加入旧金山体制解决了国家发展所必需的政治联盟和安全保障等问题后，为弥补发展经济所需的市场资源，为各届内阁所遵循的处理对华关系问题的原则和方针。吉田茂内阁通过选择与台湾当局讲和及认可民间对华贸易，为政经分离奠立了基础。鸠山一郎内阁在扩大对华交流的尝试中开启政经分离原则的政策化，但因在确保中国台湾地区留于西方阵营问题上没有可行性的替代方案，尤其是由于自身政治影响力有限难以抗拒美国的严重干预，致使一度提出的对中苏邦交正常化的政策目标仅限于实现对苏复交。岸信介内阁为提升日美对等性而全力以赴于《日美安保条约》的修改，加之岸信介本人在意识形态上亲台反共，遂将对华政策后退至政经分离原则的底线。池田勇人内阁以经济高速增长和亲美的“吉田主义”为旗帜，一方面在对美提出以恢复联合国席位为承认中国的基准，同时要求美国为确保台湾留于西方阵营施行有效的政策统合；另一方面则通过松村集团说服中国大陆接受政经分离发展中日关系，并安抚台湾当局平息其不满，遂使政经分离距其原点最远，从而导致政策边界的模糊化。佐藤内阁为避免台湾当局被联合国驱逐及发生“国共再度握手”，加上对正处于“文革”和已拥有核武器的中国越发持有消极态度，故即便中国为联合国接纳和美国急剧转变对华政策，也仍以维持政经分离为确保日本国家利益的前提。田中角荣内阁则利用美国并未一步到位解决中美邦交正常化及中国因苏联威胁有着与日美复交的政治需要，不仅先于美国完成中日邦交正常化，而且实现了对华复交后仍与台湾地区保持经济及文化关系的战略目标，实际上成为内容虽变而本质依然的新政经分离的创制者。
从上述政策过程，可见政经分离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依附性。处于旧金山体制的日本在国际政治和安全保障方面与美国形成的特殊关系，给政经分离带来对美依附的属性。其间不仅鸠山内阁的对华邦交正常化愿景和池田内阁的“一中一台”政策构想须经美国认可，就连岸内阁的放宽对华贸易限制也需美国准许。二是矛盾性。政经分离原本与中美主张的政经不可分是根本矛盾的，随着相关各方主体间的权力及利害关系发生变化，政经分离的互补和平衡功能就演化为牵制、制约甚至对冲、抗衡的功能。池田内阁以“一碗水端平”方式处理“周鸿庆事件”的目的不是为颠覆既有的日台关系，而主要是为对冲因美台尤其是台方的越界使日本内政被干预的风险以及对美国在政经分离上恪守旧策表示不满。田中内阁急迫与中国复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对美国突然转变对华关系的“越顶外交”的抗衡。三是不对称性。对于日美关系，日本基于政经分离的对华政策是需要美国出于自身的战略加以确认和调整的管理对象，以此使其在维持中国两岸分立或确保中国台湾留于西方阵营上保持工具价值；对于中日关系，政经分离的相关政策虽为双边带来一定的经济及文化交流的共同利益，并有利于增进邦交正常化所需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迫切感和手段创制，削弱了中方要求日方接受政经不可分原则进而予以政治承认的压力，也使日方获得了武力以外干预中国两岸关系的机遇。
也就是说，政经分离在日本处理与对华关系相关问题上具有双刃剑的特性。然而，日本在对华关系与对美关系的力量构图中的地位则是不一致的。在对美关系上，日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而在对华关系上，20世纪60年代后伴随日本国力的增强及中日关系的深化，日本开始赋予权力关系改变后的政经分离以战略道具的功能，即以对美台关系限制对华关系，又以对华关系的发展牵制对美台关系，使政经分离逐渐在平衡和对冲日本与中美之间的关系中发挥趋利避害的作用。因日本在此过程中坚持不以市场利益交换联盟利益与安保利益的原则，遂使政经分离下日本的对美台政策与对华政策不时处于非稳定与非平衡的结构中，而为确保对美关系在日本外交中的枢轴地位，又衍生了对台关系优先于对大陆关系的两岸外交定位，于是当发生国际问题时就容易挤压对华关系的空间，使对华政策的边界呈现或延续不确定性，这既是该时期日本没有明确和系统的对华政策而仅有基于政经分离处理中日关系问题的政策碎片的主因，也是其始终坚持限制甚至阻碍政经分离作为国际公共政策有效发挥其公益性特质的问题根源。因此，中日复交谈判时日方对中方的台湾问题立场持“理解和尊重”而并非明确支持的态度，也就绝非偶然。日本在那一历史性时刻无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国际义理，执念于“中台分立”的安全观而机巧运作政经分离的转换，在本质和逻辑上无异于对其20年前选择政经分离的初衷的回归。
作者单位：摘自《世界历史》2024年第1期，原文约3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