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平，秦宁东，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班固《汉书·艺文志》将《世本》至《汉大年纪》诸书附于“春秋”,后世称之为“‘春秋’二十三家”。阮孝绪、郑樵分别判定“史书甚寡”、“分职校书”是“附”之原因。后世多袭用阮氏之论，视“‘春秋’二十三家”即是史书附于春秋的体例。若考虑到班固和阮孝绪各自时代的学术认知，则后世对“史书甚寡”的理解未必合于阮氏，遑论契合班固确立“春秋”二十三家的标准，因此后世多从篇(卷)数而论，认为“春秋”所附诸书实难言“甚寡”。实际上，汉代知识体系中，“史书”内涵与后世不同，后世一般的史书分类尚未建立。而班固“春秋”二十三家的标准恰恰反映了当时的“史书”认知和史学意识。在整合司马迁、班彪等人构建的“春秋”谱系基础上，班固以强调史官重要性与创造性引入“事”这一话语，释证了“右史记事，事为《春秋》”的标准，以“释经”与“续传”来定位撰史行为，构建了中国早期史学话语体系，并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直至近代西方新史学引入前，这始终是传统史学中史学起源书写的主流叙事。
经史关系，特别是“史书”与“春秋”之间的关联，几千年来始终是中国学术争鸣的重要议题，也是事关中国史学发生与发展的关键问题。《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将《世本》至《汉大年纪》诸书与“春秋”经、传等书同列一类而次其后，世称“‘春秋’二十三家”。“史”成为独立部类后，《世本》至《汉大年纪》诸书却被归入其中，故后世普遍认为“‘春秋’二十三家”体例安排是“史书‘附’于春秋”的一种体现。对于“附”之成因，历史上主要形成两种观点：其一，史书甚寡。首倡“附”之说者，为南朝梁阮孝绪。其二，分职校书。阮氏《七录》对后世“史部”及其子目设置又有筚路蓝缕之功，国内外关于中国史学起源的相关书写，大都仍基于此说来论述“‘春秋’二十三家”是“史书‘附’于春秋”。
一、史书视域下“‘春秋’二十三家”说及其存在的问题
既然阮氏是“史书甚寡”说首倡者，首先必须明了阮氏所谓“甚寡”之史书具体指《汉志》中哪些书目、其标准是什么。依照“刘氏之世，史书甚寡”，其着眼点应为“刘氏”所见所有“史书”；但从“附见《春秋》”可知，其所指“史书”专指“附”录于《春秋》“种”内之书。阮氏之所以欲“分出众史，序《记传录》为《内篇》第二”，一方面是由于其认为“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认为《七略》已有“分出”先例。《七略》并无“诗部”，此处应指《六艺略》之《诗》“种”；“诗赋”即《诗赋略》。由“其书既多”可知，阮氏是以《诗赋略》与《诗》“种”进行了对比。所以，依据“其书既多”的比较逻辑，“甚寡”应是“史书”与《春秋》“种”相比而得出的结论。比较的是“篇（卷）”数、“家”数、“种”数还是“略”数？阮氏并未直言。不过，按照《汉志》“略”—“种”—“家”—“篇（卷）”的结构，阮氏既然视“史书”为“种”，且《汉志》为“史书‘附’于《春秋》”，由此推之比较的则应该是“家”数。
阮氏后，“史书甚寡”之说呈现以下变化：其一，学界开始以“篇（卷）”数指实“甚寡”。其二，所指“史书”范围扩大。马端临以来历代学者多基于篇（卷）来探讨《汉志》中《春秋》“种”内“史书”之多寡。其中，《世本》至《汉大年纪》诸书合计411篇（卷）之说，曾是学界主流观点；清中叶以来《国语》开始被视作史书，《国语》及其以下诸书合计为486篇（卷）；梁启超统计时又增入了《议奏》39篇，合计为525篇（卷）。上述三种不同计数，即411、486、525篇（卷）之说，其在《汉志》“‘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内部占比分别为43．4％、51．3％、55．4％。即使按照最少的411篇（卷）计算，似乎也难以言称“编帙不多”。
历代学者相关论述中，涉及一个关键概念——史书。阮氏以来皆是基于《汉志》存在“史书”来进行讨论的。但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指称“史书”对象与数量的差异说明，“史书”是一个不确定概念。在汉代的学术语境、至少在班固的知识体系与《汉书》中，“史”指人，职责为记事；“史书”是一个主谓短语，用来表示史的行为、动作，而非一个名词。“史书”成为名词，是基于三国以降“史”之内涵的转变——从指“人”转向指“书”——之后才出现的。
综上而言，历代学者对“‘春秋’二十三家”的相关讨论存在以下问题：其一，预设“‘春秋’二十三家”存在经书与史书两类书籍这一前提。其二，纵向对比历代史籍。后世学者基于史籍大量增加的现实，在纵向对比历代史籍数量而非横向比对《汉志》书籍收录总量时，产生了汉代“史书甚寡”的初印象。伴随“史”之语义转向和“史书”概念的形成，与之相应的是其收录范围的不断扩大，进一步加深了后世学者对汉代“史书甚寡”之固有印象。
二、“事为春秋”话语的构建路径
自阮氏“附见《春秋》”之说提出以来，历代学者过度关注于“附”，而忽视了阮氏之论中的“诚得其例”，即为何是“附见《春秋》”？《汉志》基于“史”指“人”的前提，以“事”为核心标准，在中国学术史上初次且明确构建起了“右史”—“事”—“春秋”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即正式提出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的观点。
首先，是对“史官”在国家职能设置中的重要性与记录历史中的主体性的强调。班固构建了如下之阐释模式：“过往”之所以能够实现“君举必书”、被后世所了解，正是由于“古之王者世有史官”作为制度保障、史官所记录之《尚书》与《春秋》作为“文献足征”的凭借。虽然“‘春秋’二十三家”所收录书籍并非全部出自于“史官”之手，但上述书籍既然与“史”有关，和同样出于“史”之手的《春秋》归入一类，就具有了来源上的同一性。
其次，通过“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使“事”与《春秋》、“经”与“传”之间形成关联性。在《汉志》之前的“六艺”叙事中，“事”始终与《尚书》相关联。《汉志》中，《尚书》转变为关于“言”者；《春秋》则转变为关于“事”者。“事”之所以“为《春秋》”而不再是《尚书》，关键在于在班固的“六艺”认知中，唯有《春秋》是孔子所“作”，其他仅为孔子所整理。为此，班固提出了“夫子不以空言说经”。《春秋》“经”是以“事”为基础，“经”不是、也不能孤立存在，它需要“事实”作支撑，“事实”则是由解释《春秋》的诸“传”来承担。《春秋》“经”虽然是固定的、不能够续写的，但基于“传”而言，“事”却是可续写的。于“‘春秋’二十三家”而言，正是通过对“事”这一原则的强调，“‘春秋’二十三家”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
最后，整合司马迁“春秋”谱系与班彪“续春秋”谱系。从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到班彪《略论》，最重要的变化在于突破了以《春秋》为单一核心的叙事，其意义在于说明了“春秋”类文献是可以续写的。
《汉志》通过强调“史官”的重要性，从而使“‘春秋’二十三家”具有了外在的、显性的相关性；通过区别左史、右史职能与突出“事”这一原则，进而使“‘春秋’二十三家”具有了内在的、隐性的一致性；通过整合司马迁、班彪等已有话语体系，确立了“‘春秋’二十三家”中“春秋”的可续写性。“春秋”在《汉志》中实则构成了一个类属，用来指代与收录出自于“史官”之手、且内容为“事”的书籍。
三、“事为春秋”的生成语境及其历史影响
《汉志》既体现各类文献的源流关系，也反映了班固的学术取向与学术认知。汉代是经学昌明的时期。其时，学人为学，自觉或不自觉地总是要与“六经”相靠拢。作为汉代学术活动中的一种，史家撰史时自然不能完全脱离这一环境。具体而言：一方面，史家在撰史时往往会主动依“经”而立“言”。另一方面，在“考竟源流”与进行学术评价时，史家也会自觉以“经”作为标准。于汉代学术情境与《汉志》而言，此时并无经史之分。
从后世史学发展与对史学源起的追溯层面而言，班固所构建的“事为春秋”话语体系，其影响至深且远。在先秦元典中，“春秋”最初并非专名，而是诸国“史记”的一种概称。孔子手订后，《春秋》取代了“春秋”，逐渐专有化。依“古之王者世有史官”与“‘春秋’二十三家”视域，班固所做出的调整不在于否定“春秋”曾作为诸国“史记”的概称这一史实，也不在于否认《尚书》中有“事”的内容。从“《书》以道事”到“《春秋》以断事”而“事实皆形于传”，其核心要义在于突出“事”在《春秋》是可考、可据、可详与连续不断的；更重要地是，基于“传”而言，“事”是可续的。
综上所述，《汉志》所构建的“右史记事，事为《春秋》”模式虽在于阐释“‘春秋’二十三家”所收书目何以能够成为一种类别，但从中国史学发生与发展的视域而言，其实质上是构建了中国史学起源最原初的阐释。“事为春秋”不仅是理解《汉志》“‘春秋’二十三家”的关键之钥，也是理解经史关系的关节所在，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甚至一度对整个儒家文明圈都有着深刻的影响。重新梳理《汉志》的相关内容，不仅有助于理清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立的源头，更有利于理解中国传统学术中经史之间是一体两面而不是附属的源流关系。通过对经史关系的解敝和再认识，一方面可以从中汲取思想资源，助力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史学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总结经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话语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摘自《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