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笛，澳门大学历史系。
【摘要】关于哥老会组织名目出现的具体年代，史学界存在争论。根据民间文献和档案记录，可以确认道光时期便有了“哥老会”的说法。到同治初年，“哥老会”的名称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官方文献中。“开山水堂”等词汇所透露的历史信息，显示了无论在内部结构上，还是在信仰、仪式乃至语言上，哥老会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规章和行为准则，也呈现了这个组织的发展轨迹。目前能够看到的关于哥老会早期历史的记录，基本上都是由那些仇视哥老会的人所记录下来的，因此就难免带有偏见，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就目前发现的史料而言，哥老会历史可以上溯到道光时期，并与四川袍哥有着一定联系。从燮元子写《救世针贬》内容看，至道光元年时，湖北西北部袍哥已相当普遍而势力已有相当的发展。而在同一地区，四川绵阳的不能道人写了《救世新编》一书，时间已不可考。但光绪年间，三邑爽乐山人将该书重印，改书名为《纸糊灯笼》，并在序中提到该书写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救世新编》中涉及到哥老会的相关内容与道光时期的《救世针贬》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从目前留存的资料看，至少在道光年间，哥老会已经形成了。
通过分析袍哥和哥老会相关史料发现，不能道人《救世新编》中“开山”“山水堂名”“开科”“提升”“一步登天”“人香堂”“新一大爷”“坐堂大爷”“三把半香”，以至“升到三五牌”（可知其缺“四”）等细节，与清末的四川袍哥组织完全相同。《救世新编》中对哥老会的内部结构做了详细描述，不仅为早期哥老会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同时也说明在道光时期，哥老会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广泛散布的组织。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救世新编》被重印后的版本（即《纸糊灯笼》），缺乏原本对照，但从哥老会与袍哥记载吻合的程度来看，基本能够理清哥老会的早期脉络。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五月底，一本自称“天下第一伤心人”所编的《辟邪纪实》刊行，其中收录有《哥老会说》一文。因此尽管没能找到《救世新编》原本，也可以断定1861年或之前，以“哥老会”为名的这个组织已经存在了。
从《辟邪纪实》对哥老会的活动描述中发现，勇丁在哥老会中在有很大比例，这些人在营中就是官军，一离开军队就变成了盗贼。这些组织成员在发展壮大中形成了特殊的肢体语言和特殊语言，并通过会党特有的方式（比如“吃讲茶”或者“茶馆讲理”）介入到社会活动当中。
在“天下第一伤心人”笔下，不仅哥老会的内部结构、仪式、话语等等许多细节被进一步披露，同时也传递出哥老会的发展传播程度以及同红黑会、天地会、上帝会、南北会、大王会、仁义会、串子会、半边钱、千刀会等民间组织的关系。
在巴县档案中，有大量结盟匪犯的记载。但早期档案中的表述并不清晰，所谓“啯匪”与“闲亡”“帽顶”“哥老会”“千字行”等称谓不一而足。但从同治年开始，在官方的档案中出现许多官方话语中的“结盟”团体，虽然都是用的消极词语，但是与后来的哥老会形象越来越吻合，虽然官方记载中也存在一定冲突之处，但仍能够梳理出哥老会的大致特征。
对于官方档案的记载，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首先，“弟兄会”就是后来的哥老会；其次，团伙有两种，一是“帽壳”，一是“盟证”，后者便是结盟；其三，内部有等级，有“大爷”，有“贤侄”等；其四，这些人是流动的，“往两湖（湖南、湖北）”“游三江（江苏、安徽、江西）”，就是他们游荡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五，他们经常进入到练勇之中，即所谓的“吃勇”，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其六，他们有在社会上生存的特殊技能，所以说他们“各得异功”。这些乡勇以及那些裁撤的湘军兵弁，便成为哥老会的一个重要来源。
同治时期，官方颁发了“禁烧香结盟”以及具体惩罚措施的告示，要求各地严控，缩小“结盟匪犯”的活动空间。地方大员诸如陕甘总督左宗棠也上了奏折请求严办“会匪”。这里的“会匪”即哥老会，与我们已经看到的从同治元年就十分活跃的那些“烧香”“结盟”的团伙，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从官方发布的对于捉拿“会匪”的称谓看，这个时候哥老会的内部组织形态已经形成。大量相关档案表明，同治年间，哥老会也经常在川楚交界的边缘地带活动。而其活动内容也绝非简单的聚众闹事、打家劫舍，而是堂而皇之地祭旗起事，有着正式的仪式，而且所谓的“起事”，显然不是简单的盗匪那种抢劫活动，而是带有起义、反叛等对抗国家的行为。
早期哥老会最突出的活动形式，就是利用“号片”进行联络，而以“烧会”作为成立组织的形式。所谓“号片”，就是一种特殊印制的允许其成员扩大组织的凭证。这种“号片”有固定的印制形式，其中姓名是空白的，在进入组织的时候，将姓名填进去，表示已经被组织认可。“号片”中还标有该人在组织内的等级。根据“号片”字面意义，可以看出在成立组织的时候。或者在结盟的时候，烧香入会的仪式程序。
从会匪滋事的记录上看，在灾荒的时节，“逃荒难民”往往会趁机作乱，所谓“会匪”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行政交界或峡谷地区，往往给“匪党”提供了非常好的藏匿和发展的条件。总体来说，在整个同治年间，四川哥老会迅速扩张，在社会中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尽管官府对这个组织进行了严厉缉查与镇压，但并未能对其产生有效的遏制作用。
尽管学界对哥老会的起源时间还存在争议，但无论是私家记录还是官方档案，都指向了哥老会组织从19世纪20－30年代开始出现，并与现行政权发生对抗。其成员经常与地方边缘人群，包括白莲教、啯噜以及落草为寇的土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出乾隆朝以后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统治危机。在清政府档案中，他们被称为“会匪”，结拜和结盟是最常见的形式。同治年间档案关于“会匪”的记录，清晰地呈现了川省哥弟会到哥老会的逐步演变。
对于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关于哥老会早期历史的资料，还应该注意的是，它们多由那些仇视哥老会的人——无论是地方精英还是官员——记录下来，因此难免带有偏见。在他们笔下，哥老会是作为社会治理中的消极因素来描述的。对于这些资料，应该放到当时的语境中，去进行具体的分析。至于在这些资料中我们看不到“反清复明”口号的提出，而那些提到与郑成功和天地会关系的材料，更多是出现在辛亥革命及之后的文献中。对此，我的推测是：由于清政府的严厉镇压，这个组织不能大张旗鼓地提出反清复明口号，而更多的是把这样的政治目的掩盖了起来。一到辛亥革命爆发，他们立即将其宗旨表露无遗，积极参加到革命党所领导的武装起义中。辛亥革命之后，由于清王朝的覆灭，他们不需要再躲躲藏藏，而在各种文献中亮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
文章摘自《清史研究》2024年第4期，原文约2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