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畿服所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作者：彭林
周秦时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先后有西周分封制和秦郡县制两大类型。在国家结构形式上两者有本质区别,前者是地方分权形式,后者是中央集权形式。两者的优劣,直到秦皇统一之初,犹有争议。 《周礼》把儒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思想作为“体国经野”和“设官分职”的基调,因此,它采用了分封制的外在形式。但是,春秋以降,天于受制于列强,形同“告朔之汽羊”的局面使它不得不引以为戒。而战国末期郡县制形成后,国君得以真正总揽国柄的现实,又使它不无启发,进而吸收其进步因素。两种制度的揉合和改造,形成了《周礼》独特的国家结构形式。 《周礼》规划的行政体制大局,分为裴内与散外两大层次,表达了作者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设想。 依《周礼》的设计,天下的中心,是方千里的王餐,《大司徒》云:“制其瓷方千里而封树之”,贾疏:“王哉千里,以象日月之大,中置国城,面各五百里”。王徽以方九里的王城为中心,再分别以百里为界,呈正方形幅射状大小相包,依次迭远。由近至远,分别称为郊、甸、稍、县、羞(都),此即所谓“面各五百里”。 在王羡以外的广大地区,又以王轰为中心......
《明史·诸王世表》勘误二则
作者：王宏凯
(1)《明史》卷一百,《诸王世表》二载:“辽长阳昭和王豪撮,贵少却商一子,成化十年,比弋阳、永和事例,以辅国将军袭封。正德五年亮。”(中华书局点校本2696页) 按:据《明宪宗实录》卷一五七:“成化十二年九月乙卯,册封辽府辅国将军豪爆为一氏阳王。”知豪混袭封长阳王在成化十二年。《明史》脱“二”字。 (2)《明史》卷一百二,《诸王世表》三载:“庆怀王邃矍,康庶一子,初封平原王,成化七年袭封,十五年莞。”(同上第2715页) 按:“平原王”误,邃矍封国于甘肃平凉府,故封号当为平凉王。据《明英宗实录》卷二七七:“天顺元年四月戊午,封庆王庶长子邃矍为平凉王。”又《明宪宗实录》卷九五:“成化七年九月甲申,册封庄康王长子平凉王邃矍为庆王。”卷一八九:“成化十五年夏四月己酉,庆王邃笙蔚.王康王第二子也,正统乙丑生,天顺丁丑册封平凉王。”《弃山堂别集》卷三二亦云:“庶一子怀王邃矍.以成化七年自平i京工嗣。”可见《明史》之误。《明史·诸王世表》勘误二则@王宏凯< 正> (1)《明史》卷一百,《诸王世表》二载:“辽长阳昭和王豪(土显),贵烚嫡一子,成化十年,比弋阳、永和事例,以......
春秋变革时期妇女从政活动述评
作者：文士丹
二百多年的春秋史,是一个分合无定的动荡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时期。这个时期涌现了大批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杰出人才,其中包括那些在政坛上一显身手的妇女。 一春秋时期妇女从政的社会背景 和基本特征 春秋时期,以周天子为总头子的奴隶主统治阶级所赖以维持统治地位的“礼”日趋崩溃,约束女性的侄桔也随之松懈,不少的妇女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了政治舞台。 与西周时期的妇女相比,春秋时期的妇女不仅是从政的人次大有增加,经验也更为丰富,而且涌现了一些委屈求全、舍身救国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春秋时期的妇女由于在政治上长期遭受压抑,她们的从政活动也就难以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而且春秋妇女们的活动往往被奴隶主阶级及其卫道士们斥之为“作乱”、“牛七鸡司晨”,有的妇女甚至彼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春秋时期妇女从政活动的主要表现是宫廷斗争。这是因为那个时代里的普通妇女根本得不到插手国家大事的机会,唯有上层贵族的妇女才有资格问津于国家大事。 春秋妇女的从政活动往往和男女关系交织在一起,这是因为:春秋时期的男女关系比较自由①,而且从政妇女的人数少,力量薄弱,往往要联合一些男人共同举事,......
海龄之死再辨
作者：王宗征
《史学月刊》1990年第3期“读史琐记”栏登载的《抗英将领海龄之死考辨》一文认为,海龄是在署衙中白焚身亡的,同时殉难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孙儿。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我认为海龄是“自继尽节”后遭火焚的.按《英军在华战记》中说,英军在焚烧镇江衙署之后第二天(即1842年7月22日)发现了海龄的幕僚,由他认出了海龄的尸体。而在7月23日,镇江之战另一指挥者、清参赞大臣齐慎曾上奏:“副都统海龄并城内文武官均不知下落”。齐慎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7月21日镇江失守前.齐慎会同海龄布防军务,坚守镇江,卯刻.齐慎“由正西迎上前敌”,激战中,据探报,英军“由间道前往攻北门”,齐慎等人救援,结果“被逆夷由西南两门攻破”。齐慎率部分清兵退到越河口下,防英军内犯,与海龄再没见面。因此,7月23日齐慎上奏对海龄的下落不甚了了,这是可以理解的. 然清军机处根据齐滇的上奏,派省英亲自去镇江“迅即查明具奏”。省英经过查询,’终于弄清了海龄的死因:“城陷之时,海龄将营印交印房晓骑校祥云(后投水死),海龄随入内,同伊妻并十九岁次孙皆在署内自统尽节。”省英拉将这一情况上奏朝廷。当时.......
秦汉魏晋南朝时期地主封建制的发展
作者：陈长琦
秦统一六国,对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做了全面总结,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地主封建制和国家封建制取代了领主封建制,整个社会步入了地主封建制的初级阶段。 然而,在地主封建制确立的初级阶段,地主封建制生产关系并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封建农民与封建地主者个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以展开。大部分劳动生产者在脱离封建领主控制之后,变为国家编户民,成为国家封建制下的农奴。整个社会充满了地主封建制与国家封建制的矛盾和斗争,地主封建制的发展,在突破国家封建制的羁绊中曲折向前。本文意在对秦汉魏晋南朝时期地主封建制的发展过程做一粗略考察。 秦汉社会做为中国地主封建制社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具有典型的地主封建制社会初级阶段的特征,保持有浓厚的国家封建制因素。 首先,秦汉政府都保留着对编户民,尤其是自耕小农或曰国家农奴进行人身奴役的、严酷而又填密的国家劳役制度。这是国家封建制的一个主要特点。这种劳役既具国家摇役的性质,也具劳役地租的性质。因为这个时期的自耕小农既是国家户籍中的编户齐民,也是从国家接受小块土地的农奴。 为了对小农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并使其接受奴役,秦汉政府对编户民实行过受田、赐田、赋田......
唐代皇位的继承方式对国势兴衰的影响
作者：唐任伍
唐代,是中国封建制度发展的典型阶段,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从高祖李渊建国到哀帝时唐亡,历289年,非常明显地形成初唐、中唐、晚唐三个发展阶段。论国势,初唐强盛,中唐衰落,晚唐危亡。唐代国势的这种变化,除了各种原因之外,与唐代皇位继承方式的变化也很有关系。 皇帝,是封建社会中最高权力的主宰者。《诗经·大雅》中说:“皇矣上帝”。皇帝又称天子,天的儿子,是国家的象征,政权的标志。皇帝的个性、品德、才能,皇帝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内直接影响到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对外直接影响到国际地位的升降、版图的扩缩等。因此,皇位的继承,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社樱的兴衰。自西周开始,中国历代皇位的继承,大趋势是以嫡长子继承为主旨,以非长子继承为权变。但是,唐代皇位的继承,自玄武门之变、嫡长子建成被杀以后,皇位的继承逐渐产生出了各种各样的方式,论身份有子继父,弟继兄,还有叔继侄;子继父又有长子和非长子的分别。论手段有遵老皇帝之意旨继承的,有由政争取得的,有以武力夺取的,还有由宦臣拥立的。这些方式的变化,直接影响唐代国势的兴衰。因此,剖视唐代皇位继承方式的变......
宋代惩治贪官的斗争
作者：宋采义
官吏贪赃枉法,蠢国害民,其害甚大。历代统治者,都把此类犯罪活动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宋代也不例外。宋初,太祖、太宗尤严贪墨之罪,后世继之,对宋统一大业的完成和政权的巩固,起到了一定作用。它不失之为宋统治者一项固本安国的重要国策。本文想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撤,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由于宋政权是通过兵变的手段取得的,没有经过农民战争的洗礼,五代时期,贪吏悠横的积习没有遭到冲击。宋初,太祖、太宗时期,官吏“默货厉民之风尤盛”①。它严重地威胁着宋政权的巩固。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记载,建隆二年,大名府永济县主簿郭额,坐赃达120万②;乾德三年,王全斌等破蜀时,豪夺子女玉帛及擅发府库,隐没货财达64万4千余贯③。太宗时,王淮盗主守财至千万④。王仁赡领邦计积年,悠吏为奸,诸场院皆隐没官钱以千万计⑤。正如沈括在追述熙宁以前,宋代官吏贪污受贿情况时说:“天下吏无常录,唯以受贼为生,往往致富者”⑧。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侵吞国家资财,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这对宋王朝政权的巩固和统一事业,极为不利。宋太祖“每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⑦。故御极以后......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
作者：汪维真,牛建强
对以苏州府、松江府为主体的江南地区社区意识集中体现的风尚取向进行探讨,不仅从一新的视角来深化江南区域经济的研究,而且也是理解江南地区明代后期各种社会新现象的关键。我们试图就该间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正于史学万家。 明初封建政府对江南地区实行重赋役政策的结果,导致了该地区生产向度的改变。苏州府、松江府、湖州府、嘉兴府构成的江南地区,不仅良好的水热条件有利于农业生产,而且水上交通非常发达,便于和其它邻近地区联系,这里是发展商品经济的自然赐予的良好场所。明政府对该地区实行重赋政策,沉重的经济负担超过了农业生产率所能负荷的水平,地方农业资本积聚受到限制而不能正常发展。人们为了苟延生存,要么从土地上游移出来,成为流民;要么在传统农业经营之外,寻求新途径的补充。所以这里的渔业、种植业、加工业等副业生产较之于同期的其他地区发达。明初董良史的《击壤歌》,反映的就是松江地区的这种情形。歌中云:“催了机上布,便是囊中粮。饥寒庶可免,通负亦可偿”①。这样的客观条件,使苏松地区的人们大都具备“奇技工巧”、“屠沽贩卖”从事工商业的能力②。最初它只是农业的辅助手段,久而久之,便逐渐摆脱......
《旧满洲档》形成年代刍议
作者：刘厚生
《旧满洲档》,是清入关前的满文历史文献中最古老的鸿篇巨制。目前,对该档形成年代的上限问题,众说纷纭,颇多争议,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 一种认为,努尔哈赤建元天命之初就开始用满文记注档册了,甚至推测“很可能在更早就开始记档了”①,故《旧满洲档》开始形成于天命之初。 另一种认为,皇太极于天聪三年(1629)四月设文馆,命巴克什库尔缠等人“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这才是记注档册的开始,故《旧满洲档》形成的上限“不会超出天聪三年的初设文馆以前”②。 还有人认为,《旧满洲档》是在天聪末年纂修太祖实录时开始形成的,认定努尔哈赤时期没有形成满文档册的条件和可能。 笔者认为《旧满洲档》的起笔时间似应在天命六年(1921)左右,现陈拙见,以就教于海内外方家。 “天聪三年四月立文馆,才有满文档册的记注,,故《旧满洲档》的形成是与文馆的设置密切相关的。这是目前较有影响的观点,其主要依据是天聪朝太宗实录中的一段记载:“天聪三年夏四月丙戌朔。上命儒臣分为两直:巴克什达海同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四人翻译汉字书籍;巴克什库尔缠同笔帖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
近代中国早期“民权”思想探迹
作者：王先明
“民权”思想作为近代中国进步的思想内容之一,既是康、梁变革政治的思想武器,也是20世纪初年“民主”思潮的思想前兆。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从早期的“民权”思想中获得了程度不同的思想启示。然而,早期“民权”思想并不象它的外形那样单纯易解,在外形的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深重的文化内蕴。 早期“民权”思想的内容尽管复杂,但其基本精神或思想走向却是明确的,一贯的。被中国“士人”释读的“民权”,不只是语言文字上的翻译,而主要是思想、精神、心理、人生经验即“文化”上的体认。从表象上、观感上、直接的意义上,早期“民权”思想显然带有“西方文化”的痕迹,因为它毕竟来源于西方,受到西方文化的启示。但从“民权”的深层内蕴上,思想精神的实质上,却是中国传统文化深沉力量的凝结。因为最初力求向西方学习的士人也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培育的“儒士”,而且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意识到,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外来思想文化,都将是没有生命力的。连梁启超都认为:“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酉学必为无本”①。 “民权刀实实在在是中国“士人”立足于中国文化土地,以自己......
论清末民初官僚私人资本的扩张及其历史评价
作者：陈自芳
我国清末民初官僚军阀私人资本的迅速积聚和扩张曾令时人注目,并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本文试对这种资本扩张的客观过程、特点、性质及影响进行揭示和评价,以期有利于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 一清末民初官僚军阀私人资本扩 张的过程及特点 清末民初官僚军阀的私人资本是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并逐步扩张的,其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洋务运动后期(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到1911年辛亥革命,是官僚私人资本的初步形成期。 洋务运动中所创办的企业从一开始就具有被某些大官僚任意支配的特征。尤其到八十年代之后,不少企业与其说是国家所有,不如说已成为北洋官僚集团的私产①。对许多官僚来说,集团或企业的财富“正如肥肉自天而降,虫蚁聚食,不尽不止”②。李鸿章、盛宣怀等北洋集团的实权人物大量利用企业资本从事扩张个人势力的投资经营活动,其结果往往是盈利归于官僚私人,亏蚀则由企业承担,“尽取天下之利权而归一己”③,官僚私人资本就在这些集团中,通过“厚自分肥”的途径形成。 甲午战争以后,拥有大笔私产的官僚暴发户迅速增加。据估计,李鸿章1901年去世时财产......
李大钊教书育人思想管窥
作者：常焕章,朱慈华
李大钊既是我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之一,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多年耕耘讲坛,成为一代革命青年的导师。他的教书育人思想不仅蜚声当年,而且光泽后世,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试就其中的几个间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寄托笔者对李大钊同志的深深怀念之情,并为今天的教育事业提供借鉴。 李大钊于辛亥革命以后开始涉足政治。由于时代的局限,“五四”运动之前,他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此期李大钊的教书育人思想主要受教育救国思想的支配,带有不切实际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教育救国之路固然是走不通的,但是李大钊对教书育人在社会变革和民族兴衰中所居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确有其独到之处。 在李大钊早期的教书育人思想中,已明确提出了教育维系民族兴衰的观点和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民族素质的主张。他认为,教书育人可以用现代文明克服民族自身的弱点,培养一代新人,形成适应世界潮流的学生阶层,进而开启整个民族的智能,唤起整个民族的觉醒,“世运即有回转之势”①。“五四”运动之前,李大钊对中国民族以“惰性”为主的恶劣习性深感忧虑。他曾告诫国人惰性是妨害全国之本的恶德,他主办的《新青年》惊呼:“......
五四时期平民政治观念的流行及其影响
作者：朱志敏
“平民政治”一语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即已出现,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它是“民主政治”、“民主主义”的同意语,但与后者比较,它朦胧表达了以下层人民群众为基础建立平等政治的愿望。五四时期,由于社会上民主思潮的空前发展,“平民政治”一语在获得更广泛使用的同时,其本身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由于人们所理解的德漠克拉西的含义从政治方面扩展到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而使“平民政治”成为“平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平民主义刀表现于政治方面的内容①;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思潮中较普遍存在同情下层人民的倾向和建立以“平民”为主人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要求,使这一观念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因而在社会及历史发展中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来自对西方民主国家表面形态的认识。因为政治态度及出发点不同,也因为西方国家民主制度并非一种形式,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和要求也就不尽一致。一般说,当时出现的“民主主义”、“民主政治”、“民权主义”等名词所表述的都是西方民主政拍制度这一概念,但不同的用语有时的确反映出人们理解上的差异。例如一些主张“民主”者认为,“民主”即是由人......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美政策剖析
作者：张小路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美关系由疏及密的重要转变时期。从国民政府方面看,它的对外政策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与多个列强保持大致均等的关系到逐步全面追随美国的重大转变。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对美政策是与其国内国际总的政治目标相适应的。这些目标概括说来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抵抗日本求得最后胜利”;(二)“阻止中国成一赤化之共产国家”①,(三)争取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在国民政府看来,要实现上述三大目标,莫不与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只有得到美国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各方面的有力支援,中国才可能达到这三大目标。因此,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对美政策便以全面追随和依赖美国为主色调。本文拟就影响国民政府制订该项对美政策的各种因素加以剖析,从而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对美政策作一全面客观的评价。 对美政策中的日本因素 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走上了对日作战的道路,但这一行动并不是自觉的,而是被迫的;不是坚定的,而是动摇的。面对日本猖狂的进攻和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日的呼声,国民政府不得不宣布进行抗日,但要放手抗战,又感到自己实力不足,难以御敌,而最为担心的是共产党通过抗日......
试析意大利建立法西斯极权体制的过程
作者：陈祥超
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从它上台执政到极权制的法西斯体制的全面确立,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22年10月30日墨索里尼内阁组成到1 925年1月,法西斯政权处于一个在议会制外壳下孕育着法西斯独裁统治的过渡时期,也可以说是法西斯党争取统治阶级支持、巩固其政权的阶段。自1925年1月3日墨索里尼在议会公开宣布抛弃议会民主制到1926年底和1927年初法西斯秘密警察组织和特别法庭的建立,是他制订一系列极权制立法,实行一党专政的阶段。此后步入第三阶段,墨索里尼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全面的法西斯极权统治。 争取统治阶级支持 巩固法西斯政权 我国史学界通常把国家法西斯党“向罗马进军”和墨索里尼就任王国首相之日,作为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统治开始之时。这种提法,从国家法西斯党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来说,是成立的。但这只能严格限于法西斯统治在意大利刚刚开始建立的意义上使用。因为墨索里尼组成的内阁是以法西斯党为首的联合政府,还不是法西斯党一党专政。法西斯政权的面貌也正如陶里亚蒂所说,暂时呈现一种“企图建立非极权的法西斯政权”①的状态。在这期间......
宋代的军、知军、军使
作者：李昌宪
宋代一般于边关阪塞、道路冲要、山川险僻多聚寇攘之所以及农民武装起义频发地区设军,驻扎军队,以控制形势,当然宋代也有一些军是因其他方面的需要而设立的.如大中祥符中,河中府宝鼎县因真宗祀汾阴,为“驻碑所临,神祠俯迩,·一特建为庆成军”〔《宋会要辑稿·方域》5/38,以下简称《宋会要》)。信阳军,唐代为中州,“开宝九年,以户少降为信阳军,仍并罗山、钟山二县入信阳为一县”(《太平寰宇记》卷 132《信阳军》).宋代的军与州相比,同级而低.所谓“地要不成州,而当津会者则为军”(《事物纪原》卷了《镇》). 宋代的军可以分为军、军使两类,军高于军使.荆湖北路寿昌军“本鄂州武昌县。嘉定十五年,升寿昌军使,续升军”(《宋史》卷88《地理四》).成都府路石泉军“本绵州石泉县。政和七年,建为军,割蜀之永康、绵之龙安神泉来隶。宣和三年,降为军使,县皆还旧隶”(《宋史》卷89《地理五》).军与军使的区别在于军与州府监同级,而军使基本上是县,只是以种种缘故,需要增重事权,才加军额,其行政长官为知县.荆湖南路衡州茶陵县在江西湖南境上,地‘方二千余里.皆深山大泽。绍兴中,多寇盗,民不安业......
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商人地位的提高及其影响
作者：金波 ,陈永祥
封建时代的日本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这种等级制度到了德川幕府时代更加牢固,士农工商,各守本位,世代相传,不得更改.处于庶民之列,仅比贱民高一级的商人,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他们被看作是不惜任何方法赚钱的一个非生产的狡猾阶级”(诺曼:《日本维新史》)而备受歧视.幕府不仅严格限制商人的经济活动,而且还对商人的生活和其他方面作了种种规定,处处强调商人的卑贱地位.他们的服装式样、鞋的穿着、伞具、婚丧等都由法律规定;他们不能与武士同住在一个区域内;不许用和大名相似的名字;甚至法律并不保障他们免于武士之剑的欺凌.例如,德川幕府的行政法典中明文规定武士对庶民有格杀勿论的特权. 美国学者R.本尼迪克特说:“商人阶级一向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一旦商人受到尊重而且发达起来,封建制度随即衰败”.这话不无道理.正因如此,为了维护封建制度,德川幕府便实行了严格限制商业贸易的锁国政策.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锁国政策并不能阻止这一规律发生作用。到了幕府末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拥有雄厚的经济势力的日本商人阶级“逐渐取得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可以从下面两方面......
光绪初年的河南大旱及影响
作者：张九洲
清光绪三年(18了了)前后,华北的山东、直隶、河南、山西和陕西五省,发生了近代史上的罕见大旱。河南是其中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至今,流传民间的关于这场灾难的种种描述,使人听起来仍毛骨惊然。那么,这场灾难的真实情况如何,当政者的态度和作法又是怎样,此次灾难对河南造成的影响怎样?本文试就这些间题作一探讨。 近代河南,早灾屡有发生,仅在1877年前的10余年间,全省平均报灾者就有数十处,特别是1872年以后,“报灾各属均有七十余处之多。”①不过,上述灾荒都是局部的。而光绪三年大旱,受灾之广、时间之长、饥民之众、死亡之多、影响之深,则是前所未有、后则少见。此次大旱,光绪二年时已见端倪。当时,“豫省自春姐夏,雨泽想期,早象日见”②,夏季欠收,秋稼未登。特别是豫西和豫北地区,本来不少地方己“连续二、三季欠收,甚至有四、五季全无收获的”⑧,今年又是如此,所以,致使许多州县,在来年开春(光绪三年)就已出现严重粮荒。如济源、修武、灵宝等县,“三日中一家不举火者,十居其半。”④哪城、扶沟、获嘉、武险等县,外出逃荒者已“络绎于道”。 老天似乎有意与人们作对,自光绪三年春始,雨少晴多......
汉代壁画浅谈
作者：刘小敏
中国的壁画目前发现的时间最早的是距今4000年的属于新石器晚期齐家文化的房屋墙壁上的几何纹壁画残迹。历史进入奴隶社会之后,到商周时代,壁画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殷墟的发掘中,就发现有的基址上面留下的白灰面墙皮上,绘有红色花纹和黑色圆点的图案,互相对称,可能就是当时墙壁上的壁画。从而证明了商周时代“宫墙文画”①的记载是有根据的。另据《孔子家语》记载,周代明堂的四门精_上画有“尧舜之容,莱封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展,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说明上古的壁画发展到周代,已不仅仅是只做装饰之用,而具有政治宣传作用了。春秋战国是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也是我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时期,壁画的应用更为普遍。爱国大诗人屈原就是在被放逐的途中,拜渴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时,看到其墙壁_L画有天地山川神灵,琦玮桅橘,及古圣贤怪物行事。有感而发,写下了《天问》这一不朽篇章。 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繁荣时期—汉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壁画更是风靡一时,发挥其“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的政治作用。西汉“文帝三年,放未央......
试谈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标准和标志
作者：王德木
学术界大多认为,自党的创立到大革命失败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但对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标志间题议论纷云,主要是所持标准不一。本文想就分析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标准问题谈点看法,供商讨。 关于判断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看法的同志认为,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我国革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就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①。 第二种,以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标准。缪楚黄主笔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一书认为,在大革命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毛泽东思想从此萌芽”②。其它不少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论著,也都阐述了类似的看法。在这些论著中,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形成豹具体时间的看法各不相同,因而对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标志的阐述也各不相同。有的认为,1925年1月党的四大已经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③;有的则认为,1925年1......
中国国家起源与古代地理环境的关系——评高光晶著《中国国家起源》
作者：马世之,张德水
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是学术界十分关注而又没有能够很好解决的问题,如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时间、过程和特点上,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这牵涉到史料的处理、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以及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发展作用的认识等。高光晶先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根据古代地理环境与国家起源的关系,结合我国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深刻的剖析,从而推出《中国国家起源》一书(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在探索我国国家起源问题上,作出有益的贡献,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这是理所当然的。本书除绪论和结束语外,分上篇和下篇两大部分,共23万字。在上篇“中国国家产生的原因及过程”中,对古代中原地区的经济、氏族与氏族部落、黄河中下游分布的氏族部落,以防治水患为首要任务的部落联盟,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等一系列间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在下篇“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中的特点”中,总结出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单一性、古代中国建立国家是以氏族公社为社会基础、古代中国的土地是国有制、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古代中国地方的封国制和古代中国至高无上的神权等六大特点。书中新见迭出,不......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上,继孙文之后发表演说的是谁?
作者：阮家桂
1905年夏季.孙文来到日本,想把当时中国革命组织—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反清。这一年7月13日下午,中国留学生界在风光明丽的东京翅叮区富士见楼举行隆重的欢迎孙文大会。会上首先由主持人宋教仁致开会辞,旋请孙文发表演说.孙先生在演说中,首先感谢东京中国留学生开会欢迎的盛情,其次叙述自己的革命主张和斗争经历,再次表明中国应于光复之后.建设屹立于世界之一大共和国。孙先生每讲一段,留学生则热烈鼓掌。这次东京中国留学生开会,人数多达13。。多人,服装整齐,情绪高昂,秩序良好,实为空前之盛举。 孙文讲毕,继之留学生发表欢迎演说。首先登台演说的是河南留学生阮庆澜。他的演说主要意思是.法国不仅有个拿破仑,美国不仅有个华盛顿,先有无数之拿破仑、华盛顿,而此有名之拿破仑、华盛顿乃始能奏其功.故吾国今日不可倚赖孙君一人,人人志孙君之志,为孙君之为,中国庶克有济。他还坚决表示说,吾省位居中原之地,近期拓展虽北不如京津燕辽,南不如苏浙粤鄂川滇,但吾三千万民众实愿奋发图强,追随孙君之志行。 阮庆澜(1880一1949),字药波(后改春波),河南商城县人.因为出生在......
一部具有新见的《中华民国经济史》专著
作者：余明侠
近年以来,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的专著不断问世,虽然诸书各具特色,但总的来说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诸如清廷逊位与民国肇建之间,在世代更迭方面的衔接不够和谐、紧凑,经济发展变化的资料不够扎实丰富,因而说服力量不足;在内容的取舍上,由于时间跨度的影响,或详或略也有不尽恰当之处;以及立论上的囿于成说,未能划清政治史与经济史的界限,等等。不久前,读了史全生同志主编的《中华民国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c年出版,以下简称“史编”),不禁有鲜葩耀春耳目一新之感。下面打算扼要谈一下“史编”的主要特色: 第一,发扬了断代为史的优点,清晰地再现了民国时期经济发展变化的来龙去脉。 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来说,是完整的独立的。其政治制度、经济措施均与晚清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以断代史的撰写方法来论述民国时期的经济专史,可以充分发挥主旨明确、材料专一、首尾完整、驰骋自如等优势,而不致于有分散力量、支离蔓衍之弊。纵观史编全书,凡10章31节,40余万字,对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和解放区的经济状况,不论是各项经济政策、工商业结......
读《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
作者：岩宕
由彭树智教授撰写的学术著作《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一书,在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曲折经历之后,终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和读者见面了。在有识之士惘然慨叹学术著作出版难于上青天的市风之中,《巴枯宁》一书的问世无疑显示出一种远见和可贵的脱俗气质。从表面上看,这本书印数不多,读者面也不会很宽,但书中的学术价值却难以用一般的商业价值观来认定,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本好的学术著作要被读者普遍认同,常常要有出奇的耐性,我们称其为学术价值的永久性。这一点是不能也无法用商业价值观来评估的。《巴枯宁》一书的价值正是从它的学术价值的久远性中得到体现的。 当我读到这部似是久别重逢的著作时,那种被探索精神唤起的使命感仍是那样强烈,一股追寻真理良知的血气仍是那样激荡心肺,从这沉淀多年的情绪重又骚动的感觉中,我真正品味了学术价值特有的持久魅力。我不禁提起笔想将这本书推荐给更多的学海知音。 熟悉历史或近代政治思潮的人都不会对 巴枯宁这个名字感到陌生的,尤其是经历过 极左思潮冲击的人更是如此。巴枯宁曾经作 为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我国政治舞台上 受到口诛笔伐,但究其根本,巴枯宁是一个 怎样的......
《明史》误载陈新甲下狱弃市日期
作者：王兴亚
《明史·七卿年表二》载:陈新甲于崇祯十五年“八月下狱,弃市。”同书《庄烈纪二》又记:崇祯十五年八月“丁卯,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寻弃市。”夏燮《明通鉴》亦从其说,将陈新甲下狱的日期系于崇祯十五年八月丁卯。按是月朔为戊戌,丁卯为三十日,即八月最后一天。此说将陈新甲下狱、弃市的时间置于该年八月,其被杀自然也不会晚于丁卯,这也就是说,他的下狱、弃市发生在同一天。实际上,并非如此。 关于陈新甲之下狱,《崇祯实录》崇祯十五年七月条记:“丁酉.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谈迁《国榷》卷98、戴笠吴受《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5亦有相同的记载。王鸿绪《明史稿·庄烈帝二》亦谓:崇祯十五年七月“丁酉,下陈新甲于狱。”按是月朔为己已,丁酉为二十九日。可证陈新甲下狱时在崇祯十五年七月丁酉二十九日,非八月丁卯三十日。 至于说陈新甲之被诛日期,史籍里亦记之详明。《崇祯实录》记其事云:崇祯十五年九月,戊子,诛前兵部尚书陈新甲。初周延儒入其贿,营解甚力。因奏‘国法:大司马兵不临城不斩。’上日:‘他边疆勿论,戮我亲藩七,焉不甚于薄城乎!’延儒语塞.既而刑部署事右侍郎徐石麒奏其酿寇始款。立奏上,竟弃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