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查看详情
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发展
──访林甘泉研究员
作者：邹兆辰,江湄
一如何看待５０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问：林先生，我们看到近年您在《历史研究吐发表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等重要文章，对２０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作了全面的回顾，对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也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我们看到近２０年来，学术思想异彩纷呈，许多新思想、新流派在大学生和青年史学工作者中有很大的影响。为总结当代中国史学思潮发展的基本趋势，我们建立了《当代中国史学思潮研究》课题组。我们想请您谈一谈如何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２０年的发展，今天她将如何面对时代提出的挑战，回答时代提出的这些新问题呢？ 林：改革开放以来的２０年是我们史学发展最好的时期，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我曾经用两句话概括新时期历史学的时代特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于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大家的看法可能并不完全一致。有不同看法也是正常的。在我看来，第一是要肯定改革开放，不能回到５０年代。有人认为历史研究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看对所有的史学工作者都作这样的要求不行，要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第二是我们不能完全跟着外国跑，照搬外......
齐鲁博士与两汉儒学
作者：安作璋,刘德增
两汉博士见于史书记载的共１８３人，籍贯可考者１３９人。其中，齐鲁籍的博士有６７人，将近半数。齐鲁博士对两汉儒学影响极大，左右着两汉儒学发展的方向。现就齐鲁博士与两汉儒学之关系，略述如下。 “博士”一词，由来已久。在现代是学位名称，而在中国先秦时期则是对一般博学者的通称。战国末，齐国始置博士官。至秦汉，博士就成了一种官称。 最初，博士的人选惟看学问渊博与否，不问学派出身。至迟自秦代起，在众博士中，儒家学派就占了多数。《史记·秦始皇本纪》两次提到始皇时有博士７０人，其姓名今可考者有６人，学派可考者４人，儒家就占了３人，即淳于越、李克、伏胜。还有一位方土卢敖，很可能就是那个为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的燕人卢生，当时方士和儒生往往被视为同类，没有严格的区分。卢生和侯生对始皇的抨击，惹怒了始皇，遂有“坑儒”之举。此事使博士或死或亡，到秦二世君临天下时，博土员数仅剩３０余人，其姓名今可考者仅２人，学派可考者仅儒家叔孙通一人。秦朝博士还有４人姓名可考，只是他们做博士是在秦始皇时还是在秦Ｍ世时，今已难以确指。这４人中，学派今可考者３人，儒家有２人，分别是园公和羊子。总计秦朝博士.....
“世家”解
作者：郑慧生
“世家”之例，独创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毅，运行无穷。辅拂股脑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太史公这段话只说了列人世家的都有那些人，并没有说什么叫“世家”，没有给“世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所以引起了后人的许多猜测，造成了不少混乱。 “世家”一词，首见于《孟子·胜文公》：“（陈）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椽万镭。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赵歧注：“孟子言仲子齐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为齐卿，食采于盖，禄万锤。”从孟子的原话和赵歧注可以看出，世家是指那些世卿世禄的家族，包括他们的家人、子弟。这个概念，与《史记）｝世家体例明显不符，《史记》三十世家，从未收人过任何一个卿大夫一级的官员。 但孟子的这个概念，却被后代的训估家混入了《史记》世家的解释中。刘宋裴姻把孟子的“世家”引做“系家”，然后作《集解》说： 系家者，记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孙， 常有国。故孟子日：“陈仲子，齐之系家。”又董 仲舒曰：“王者封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为家 也。”这是说，诸侯“以代为家”，世家就是“诸侯本系”。 但是，孔子、陈涉并......
古代洛阳与南海丝绸之路
作者：许永璋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之间的交通要道。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一书①，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对洛阳在古代中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但是，该书所收文章，讨论的主要是陆上丝绸之路，而对于海上丝绸之路则涉及不多。研究古代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如果不包括海上丝绸之路，是不够全面的。有的学者将海上丝绸之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通往朝鲜、日本等地的东海航线，一是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等地的南海航线②。本文拟就古代洛阳与南海丝绸之路的关系，进行一些探索。 南海丝绸之路的开辟，始于西汉时期。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汉使者曾从我国雷州半岛出发，到达印度南部，然后从“已程不国”返回③。已程不国，有的学者认为在非洲④，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是锡兰（今斯里兰卡）⑤。当时汉使所乘坐的，始终是中国海船， 还是在中途换乘“蛮夷贾船”，学者们有不同看法①。尽管如此，但可以肯定，从中国到印度的海上航线，在汉代已经开通了。 与此同时，印度、阿拉伯和埃及的船舶在印度洋上的航行也很活跃。起初，埃及商船从红海南下，出曼德海峡，沿阿拉伯海岸向东航行，到达印度。......
北宋西夏间贡赐交往中的开封与兴庆(银川)
作者：周宝珠
北宋对外交往活动中，与西夏王朝维持着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就经济关系而言，主要有三种形式：官方的贡赐贸易，沿边的和市，以及走私买卖等。在官方的贡赐交往中，其使节之频繁，贸易额之巨大，影响之深远，都曾引起史学工作者的重视。这种交往是在两国之间进行的，但同时主要在宋都开封与夏都兴庆之间架起一道闪光的桥梁。从两个城市之间的联系来看，既具有开创性，又具有高潮性，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使夏文化得以长足进步，大放光彩，而同时使朱文化广为传播，展示其博大的胸怀及应有地位。回顾历史，瞻望未来，有助于让两个城市互相借鉴有益的经验，再创辉煌。 一宋使在夏国及兴庆的主要活动 在宋夏交往中，从开封派出的宋使，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有四十余次，这不包括以边帅名义派出的人员。从使节名目上看，除押送“岁赐”不计外，主要有持节册封使（或曰册礼使）、族节官告使、加思官告使、起复官告使、押赐冬服使、赐生辰礼物使、致祭使（祭奠使）、吊赠使（吊慰使）’、诏（招）谕使、议和使、赐皇帝及太后遗留使等等，名堂可谓繁多。 从来使的活动上看，主要是政治性的居多，同时也有用“赐”的形式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二者兼......
论戊戌百日维新忽起忽落的原因及教训
作者：竺柏松
戊戌百日维新失败半年后，澳门《知新报》载文认为，百日维新是一件“惊天动地、千百年未有之事，波涌云连，忽起忽落”①。我以为，这“忽起忽落”四字准确而形象地反映了戊戌百日维新兴起和失败的特点。 概括地说，戊戌百日维新所以会“忽起忽落”，是康有为不恰当地介人光绪和慈德之间矛盾斗争的结果，和实行所谓的“扶此抑彼”②、“尊帝讨逆”③之策息息相关。康有为的扶光绪抑慈稽之策，迎合了光绪的某种需要，故戊戌百日维新“忽起”；而所谓的“尊帝讨逆”、救光绪，康有为、谭嗣同谋诛荣禄、兵围颐和园，直接威胁了慈德的最高统治地位，故出而训政，“制德宗如孤雏，居之流台”④，戊戌百日维新“忽落”。现作如下具体论述。 ①《论政变后可疑之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 变法》（三），神州国光社１９５３年９月初版本，第 ３１２页。“惊天动地”下原无顿号。在以后引用有关 史料时，对原有标点不当处或有改动，但不再—一 注明。 ②“扶此抑披之策”，为当时维新派重要成员王照对 康有为所制定方针之归纳。见王照《方家园杂咏三 十首井纪事·其三｝｝，《戊戌变法》（四），第３５９页。 ③“尊帝讨逆之事”，为百日......
严复的教育生涯
作者：皮后锋
严复是近代中国提倡教育救国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不仅提出过系统的近代教育理论，而且基本上终身献身教育事业。自１８７９年从英伦回国到福州船政学堂任教开始，严复先后在北洋水师学堂、安徽高等学堂、复旦公学以及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并主持校政。由于资料所限，以往的研究中，除张寄谦先生《严复与北京大学》一文对严复在北京大学的活动有较为深人的研究外，对严复在上述其他几所学校的活动则研究甚少，即或有所涉及，也往往是语焉不详。有鉴于此，本文拟对严复的教育活动作简要述评，藉此抛砖引玉。 总办北洋水师学堂 严复出生于１８５４年，早年接受中国传统教育。１８６６年，考人福州船政学堂学驾驶。１８７１年５月，以最优等成绩毕业，被指派到清军水师服役。１８７７年３月，与同学方伯谦等人赴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ＴｈｅＲｏｙａｌ Ｎａｖ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Ｇｒｅｅｎｗｉｃｈ）学习。严复在此学完数学、化学、物理、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枪炮营垒等课程，考课屡列优等。在海军专业上，严复与其他留英同学各有所长。严复的独到之处在于除学习指定的海军课程以外，还留心探究西方社会富强......
论孙中山对训政时期的政治设计
作者：王永祥,王兆刚
训政思想是孙中山关于中国革命与建设思想中的重要内容，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思想的探讨日趋热烈。孙中山在其训政思想中，对训政时期的国家建设特别是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全面规划和设计。关于这一规划和设计的内容，有研究者认为它的“中心内容是地方自治”①，也有研究者认为它包括“思想训导。颁行约法、地方政制建设、地方自治的经济建设、地方自治的文化建设”等内容②。争论的问题中，不仅涉及训政思想的内容，尚涉及训政思想的评价。我们认为，从民主政治建设的角度看，孙中山对训政时期的设计是全方位的，不仅限于上引诸点。本文拟从整体上对孙中山训政时期的政治设计作一探讨，并针对某些流行观点发表看法，以图对孙中山的政治设计有较完整、准确的理解和较全面、客观的评价。 孙中山是２０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产生的站在时代前列的伟人之一，他一生投身于中国的革命斗争，追求进步，并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汲取古今中外的思想精华，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革命程序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他将革命和建设的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前后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层层递进，以最终实现民主政治。在......
吴宓与《学衡》
作者：沈卫威
《学衡》杂志创刊于１９２２年１月，最初几年的作者群聚南京东南大学。该刊由上海中华书局承印发行。据版权页上标明的时间和期刊号所示，１９２２年１月至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学衡》以月刊形式刊行了６０期。１９２７年停刊一年。１９２８年１月复刊，以双月刊印行，至１９２９年 １１月，出版了 ６１—７２期（这两年共印行１２期），１９３０年停刊。１９３１年以后，时出时断，至１９３３年７月，又印行了７３—７９期（这二年半共印行７期）。《学衡咱１９２２年１月至１９３３年７月，历时近１２年，先后共印行７９期。但事实上，由于战乱，刊物出现了标明的日期与实际出版时间不符的情况。第６０期标明为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出版，实际却是１９２８年１月才印出①，因为王国维１９２７年６月自杀，这一期为王的纪念专号。 最初同人遵从梅光迪的主张，决议：《学衡》杂志不立社长、总编、撰述员等，以免有名位之争，凡为《学衡》做文章者，即为社员，不做文章即不是社员。 《学衡）｝杂志仿《庸言》体例，分为“插画”、“通论”、“述学”、“文苑”、“杂缀”、“书评”等。 具体编辑事务分工如下： “通论”为梅光迪、“述学”为马......
大农业不是英国农业和经济衰落的原因
──与徐正林和郭豫庆同志商榷
作者：王章辉
徐正林博士和郭豫庆博士在《历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３期上发表了题为《近代英国“大农业体制”新论》（以下简称《新论》）的论文，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在“大农业体制”的作用、大农业与农业革命和工业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向传统观点挑战。此文发表以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世界史》做了转载，《世界史研究年刊》（１９９６年）刊登了摘要，可见在世界史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作者提出，英国农民经营体制在１７６０年以后开始衰落，逐渐被以雇工为主的大农场所代替。至１９世纪上半叶，农业家庭经营体制已基本消失，“大农业体制”得以确立。 《新论》的作者认为，说大农业的兴起有利于英国农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工业化的推进的观点“缺乏史实根据，有必要重新讨论”。他们认为，大农业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英国农业的发展”，“１７００年前后英国在农业家庭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革命’，它与主要兴起于１８世纪之后的英国‘大农业’制度在时间上相距约半个世纪，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１８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农业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由盛到衰的转变，而这一转变恰与英国农业经营体制由家庭经......
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定位
作者：黄安年
本论题涉及对２０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定位，以及对２０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同类型的研究和思考。对于２０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估量，是否采取务实的态度是历史定位的关键所在。毋庸讳言，在整个２０世纪发展的历程中，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考察和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考察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偏离历史实际的意识形态的极其强烈影响，从而导致了在发展估量上的不完全符合实情的结论。事实上，整个说来２０世纪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在发展着，而我们对２０世纪资本主义实情研究的客观反映和理论思考却显得相对的滞后。另一方面，在内容和方法上，我们对于２０世纪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多样化统一发展的整体研究、比较研究、内部机制研究也显得相当的薄弱。本文对２０世纪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定位研究提出一管之见，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并祈盼为关注２０世纪的人们提供坚实可靠的历史背景依托。 本文认为，２０世纪的世界和现当代世界的内涵是一致的，从历史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划分世界近现代历史的界标不宜以社会制度的变更作为惟一依据。２０世纪的世界历史，展现了世界经济现代化、全球政治民主化、社......
论美国早期汉学研究
作者：仇华飞
一美国汉学之缘起 １９世纪初期开始，随着广州、澳门中外贸易在海外影响的不断扩大，西方世界对中华帝国的认识逐渐增多，在通商过程中，欧美基督教传教士随本国商人相继来华，东西方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具影响的碰撞。西方文化的不断进人，使两种文化在相互撞击过程中产生两种对世界的不同看法：一种是全球范围的经济、文化扩张主义；另一种则是不顾时势境迁的世界范围的自我中心论①。这两种世界文化观最终都没能在各自的形成过程中取得成功。但由于相互碰撞，东西方文化出现了难得的认同。认同之一是，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引发了对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研究；认同之二是，在中国，这种研究表现为近代社会知识分子追求进步、自由，图强自主的“西学东渐”。由于西方对中国的不断研究和认识，最终促成近代一门新的学科──“汉学”（Ｓｉｎｏｌｏｇｙ）研究的形成。 汉学研究的范围在近代西方涉及面较 广。它包括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地理、语言文字、哲学、宗教等诸方面进行系统研究，是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作为东方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汉学，一开始就具有相当强的独立性和属于它自身的特点。１８世纪末至１９世纪初的......
中国古代外交史的创新奠基之作
──评《汉唐外交制度史》
作者：朱绍侯
黎虎教授的力作《汉唐外交制度史》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也是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的奠基之作，本书的出版，弥补了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汉、唐是中国古代的两大盛世。汉是继秦统一六国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极盛时期；唐是在隋统一南北朝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个极盛时期。汉唐两大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辉煌成就，国家疆域也空前扩大，基本上奠定了现代中国的领土范围；在外交上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所以汉、唐史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热门课题。汉唐断代史、汉唐经济史、汉唐政治史、汉唐文化史、汉唐军事史以及各种汉唐专题史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壮观，但惟独不见有汉唐外交制度史问世，因此说黎虎教授的《汉唐外交制度史》是创新之作，决非虚誉，说它弥补了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必须说明，本书的创新，决不仅是选题的创新，更主要的是其内容多有独到的创见，对此，下文还要详谈。 说《汉唐外交制度史》是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的奠基之作，是因为本书不单纯就事论事仅谈汉唐的外交制度，而是把汉唐外交制度史放在世界......
世界历史整体研究的可喜成果
──读李植枬著《20世纪世界史》
作者：张一平
自系统科学产生以来，整体研究作为系统科学的基本方法，对许多科学领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说，当代科学发展的主流和时代精神就是整体研究。李植胡先生主编的《２０世纪世界史》一书，即是整体研究在历史学领域结出的硕果。该书分上下两卷，洋洋百万余言，已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李先生自８０年代起，就十分重视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思维与宏观方法，并把２０世纪世界史当作研究的重点。他曾参加编写多种学术著作、教材和工具书，并主编了《当代世界史》（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第四、五卷，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等著作，还撰写了《世界历史与整体发展》（载《世界历史））１９９１年第２期）等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１９９２年，李先生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项目“２０世纪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通过立项，（（世纪世界史》一书，即是此项目的最终成果。该书是在李先生主持下，由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湘潭师范学院等单位的十多位专家学者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披沙拣金、精雕细琢而成。 与国内其他世界历史著作相比，该书的突出特......
宋代商业性讲史的兴起与通俗史学的发展
作者：李小树
宋代是中国史学发展颇为活跃的一个时期，中国史学的长河至宋代而波澜壮阔，中国史学的画卷至宋代而绚丽多彩。而尤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兴起于这一时期的商业性讲史。它为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的讲史活动起源极早。在宋代以前，它们包括以追述民族或家族历史为内容的述祖性讲史；为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而进行的政治性讲史；在各类学校中以传授历史知识为目的的传授性讲史；以及以“街谈巷语”为主要特征的民间通俗性讲史。①到宋代，在这些类型之外，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讲史活动──商业性讲史开始出现并日趋兴盛，在宋人的著作中，将其称为“讲史”、“讲史书”、“演史”、“说史书”等等。这种讲史与此前诸类讲史活动相比较，具有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商业性特征，它与此前清类讲史的非商业性形成鲜明的对照，对宋代这种讲史的内容和形式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也将宋代兴起的这种讲史称为“宋代讲史”，以区别于由前代延续下来的其它类型的讲史活动。宋代讲史的商业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讲者身份与讲述目的的商业性。在宋代以前的各类讲史中，作为讲述主体的讲史人，其......
论20世纪前期天津钱庄业的繁荣
作者：林地焕
西方新式银行组织未传人中国以前，中国已经有传统的金融机构，如票号、钱庄、银号、当铺等，它们在中国的传统金融市场上一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式银行兴起以后，逐渐扩大其业务范围，使票号与钱庄的业务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与清政府有不解之缘的票号所受到的打击甚大。辛亥革命后，票号一服不振，新式银行与钱庄掌握中国的金融市场，新式银行主要投注于政府垫款及公债上，至于商业放款很少，而且往往采用抵押方式，这就迫使绝大多数的中小工商业者依赖钱庄融通资金。所以，清末民初的钱庄实际上替新式银行贷款予中国工商业，以促进对外贸易与新式工业的发展，执行了工商银行的职能。 民国初期，天津钱庄的规模远不及上海钱庄，但天津位于华北地区商业与贸易的中心地带，金融业的历史悠久，资本规模雄厚，而且有庞大的金融组织。上海是２０世纪初中国的金融中心，到目前为止，对上海金融组织的研究很多。反之，关于天津钱庄的著作，只有王子建等著的《天津之银号》，满铁调查部编的《天津的银号》，以及近人杨固之等著的《天津钱业史略》等，但都是简介性的著作，缺乏全面而深人的研讨。本文从观察民国初期天津钱庄的发展及其原因出发，......
近代山东村落社区结构的整合与分化
作者：张佩国
土地占有权和土地经营形态构成土地分配的主体内容，其社会历史意蕴并不仅仅在于促进或阻滞了农业经济增长，还有更深层的社会整体效应。作为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范畴，农村社会经济史学应对地权分配与村落社区结构变迁的相关性进行深人探讨。而以往的农业经济史研究，则将土地分配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加以孤立地静态生产关系述描；乡村社会史又往往将地权分配问题置于分析视野之外，这均无助于我们最大限度地认识历史真实。笔者在村落社区的分析层面上，联系市场体系、婚姻关系等相关因素，研究以地权分配为中心的村落社区的分化与整合，藉以透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之底蕴。 一宗族组织：村落社会的主导 在村落内部的各种社会组织中，宗族组织的覆盖面最广，在村庄公共事务和村民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最大，所以有时也称村落社区为村落家族。一般人认为，南方地区的宗族组织较为发达，相当一部分宗族有规模可观的族田和宗词地产，而北方村落的宗族组织则极不发育，有的家族只有面积极小的祖坟地。陈礼颂先生比较了华北、华南村落社区的差异，认为：“前者大都是小家族而且是杂姓而居的，即使是单姓的，而宗族观念也已经很淡薄，甚至于......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
作者：洪煜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于１９９９年８月 ２０日至２５日在昆明市云南大学举行，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文博、出版单位及日本、韩国等学者共１３０余人参加了本次大会。大会收到学术论文８０余篇。代表们就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状况、民族关系、秦汉简版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一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许多学者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张荣芳（中山大学）在《西汉蜀枸酱入番禹路线考》一文中，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蜀地枸酱经过夜郎顺■■江远销至番禹”的原始资料，考证了古■■江即今红水河，汉代■■江就是今天的珠江。蜀枸酱进入夜郎主要是通过汉武帝时唐蒙修筑的“南夷道”，且认为官方“南夷道”是在此前民间通道基础上修筑的。南夷道就是从 道经南广、平夷、汉阳与江相接，水、陆两路段，顺涧江而下番禹。陆韧（云南大学）的《试论秦汉时期的蜀身毒道》则对蜀身毒道进行了考察。认为，秦汉之际，中央王朝打通蜀身毒道是与经营西南夷地区紧密结合的，至东汉，哀牢内附，中央设永昌郡，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