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查看详情
比较文明学的当代形态及研究实践
作者：方汉文
一多元文化共存与比较文明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的“世界文化报告”的标题是《文化的多样性、冲突和多元共存》(WorldCulture Report2000:CulturalDiversity,ConflictandPluralism),报告在“文化多元共存”的原则下,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关于人类起源的新发现表明:我们人类都属于一个物种,不同文化的发展道路为人类历史中文化的多样性留下了印记。……因而,我们应当把文化多样性看做是:它在过去已经存在、现在呈现着更丰富的形式、在将来会成为汹涌的大河。……我们的结论是:了解、赞同甚至欢呼文化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而是意味着多元共存。文化的多元共存这里指的是:不同的国家、公民群体、国家和国际机构理解和组织文化多样性的道路。这方面,没有现成的政策处方,这类的政策应当在所有国家的文化多样化的历史中去寻找。”[1](p10)这份产生于世纪之交的联合国文件明确地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对于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各种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差异的比较研究,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世界学术界无可回避的责任。2001年,中国著名社会学家......
论西方环境史的政治特点
作者：刘军
环境史研究为国内学者所关注只是近十几年的事,但其成果不菲:翻译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国外专著,发表了许多有质量的论文。更重要的是,它的发展趋势十分可观,因为无论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活跃于这一领域的大多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还因为西方环境史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仍属最新的史学分支学科之一,与我们的差距并不太大。笔者主要关注西方政治史,对环境史并无专门研究,但在研究中发现政治史和现实政治中渗入大量环境史的内容,而这些似乎还未引起国内有关学者的足够注意,在这些学者看来,似乎环境史就是或主要是研究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历史。因此,本文拟通过论述环境史理论、环保运动和反环保势力的政治特点,说明在肯定环境史的独特性的同时,也应充分认识到它与一般史学分支尤其是政治史内容的密切关系。一环境史研究离不开人与人的关系在学术史中,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却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不是一件新鲜事。对于环境史这样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众多领域的新学科而言,没有一致的定义更是十分正常的。但实际上,西方学者对环境史定义的分歧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明显。如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环境史研......
论汉代的乡村社会组织——弹
作者：张金光
~~论汉代的乡村社会组织——弹@张金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014教授。在先秦至两汉的历史上,普遍存在着一种总名为“弹(或曰单、)”的乡村社会组织。这种组织的存在,乃是先秦至两汉乡村社会之所以区别于后世乡里社会的重要标识之一。汉代乡村保留着比较明显的古代官社共同体的影子,乡民间保留着比较密切的社会经济以及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诸多共同联系。从这些民间社会组织———不论是官办的还是民办官控的,抑或是民间自为的组织来看,其间所表现出的其时乡里民间社会自治、自助的精神还是很浓厚的;同时乡官权力重,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强,显示出古代官社共同体的遗风。汉代;;正弹;;街弹;;单;;侍廷里父老僤①转引自俞伟超：《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1988年文物出版社。原文见《考古学社社刊》第4期，193年，北京。 ①“官社”或“官公社”，是我为了概括和表述中国古代史一定历史时期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经济体制而使用 的概念。这种体制的基本特点是政社合一制。所谓政社合一，实是以国家行政为统绪，以农为本，包括农业社会生产、军事以及社会精神文化生活......
试论儒家语境下“水火之喻”的本义消解
作者：刘晓东
~~试论儒家语境下“水火之喻”的本义消解@刘晓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5博士研究生子产的政治观念与执政实践都趋向猛政,“水火之喻”原本是对其猛政主张的说明,“宽猛相济”自非是子产“水火之喻”的本义。然而在传统儒家的宽政语境下,学者对子产猛政的历史存在要么漠然视之,要么权变调停,要么根本否定其真实性,子产“水火之喻”的本义因而也不断被消解。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动因是,子产在春秋政治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而隆崇地位,儒家试图将子产思想作为资源纳入其宽政思想体系,其结果是史实屈从于观念。子产;;水火之喻;;儒家;;语境①《夏书》佚文，转引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①综合各种估计，子产年长孔子30岁左右，故“兄事”说不合情理。参见关锋、林聿时：《略论子产和老》(载《哲学研究》1959年第7期)、李慎仪：《论子产》(载《开封师院学报》1963年第2期)以及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卷第1066页。但是，孔子推崇子产是不争的事实。 ②参见郑克堂：《子产评传·叙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出......
关于“杯酒释兵权”若干问题的再探讨
作者：范学辉
军头、副都军头的职位,几乎都是由宋太祖的亲兵卫士们所垄断。内外马步军都军头、副都军头,是军头司的正、副长官,与上四军的军都指挥使大致相当,由马步军都军头可升迁上四军的厢都指挥使,其地位并不是十分的显赫。但在宋太祖开国伊始,武德司(即以后的皇城司)尚未完全发挥作用的时候,军头司几乎是惟一的独立于殿前、侍卫之外而直属于皇帝的军中之军[17](卷一五五),是皇帝牵制、控制禁军众将的重要工具,实际上发挥着类似于后来武德司的作用。宋太祖一朝“好言外事”的将领如史、周广等人即拥有内外马步军都军头或副都军头的职务,就是很好的例子。宋太宗、真宗的时候,随着皇城司的崛起,军头司的地位直线下降,更名为御前忠佐军头司,内外马步军都军头、副都军头通常也是由无法继续晋升的军都指挥使出任,不再在政治上拥有重要的地位,宋神宗时干脆就把军头司下辖的部队合并到了殿前和侍卫两军之中。开宝六年九月,宋太祖朝最后一届殿前和侍卫两军的统帅班子得以组成,他们是: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镇安军节度使党进,步军都指挥使、领静江军节度使李进卿,马军都虞候、领洮州观察使李汉琼,步军都虞候、领洮州观察使刘遇;殿......
试论明代的巡检司
作者：王伟凯
对基层社会实行有效控制是任何一种形态的社会和政府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明朝作为我国封建社会中国祚较长的王朝之一,对维护基层社会稳定问题极为重视,除建立里甲制度、老人制度外,另一突出表现就是大量设置巡检司,并根据地区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时地调整巡检司的设置与分布。关于明代巡检司的研究,目前尚未见有专门学术论文,仅在一些学术著作中有些许涉及,如王天有教授的《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冯贤亮先生的《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但由于这些著作有着自己的学术侧重点,所以对巡检司也并未过多地展开分析。一巡检司的设置与分布特色巡检作为官职最早出现于五代,但由于当时是作为一种临时差遣,尚未定制,所以在有关五代的史籍中多未将之纳入职官序列。真正意义上的巡检司始于北宋初年,与国家政权建制一样,也分为县、州、路三级,只不过其并非均衡地每县或每州必设,而是有的地方实行多县或多州合设一个。至于明代巡检司,一般史书多认为始设于洪武二年(1369),“以广西地接瑶、僮,始于关隘冲要之处设巡检司,以警奸盗,后遂增置各处”[1](卷七......
罗泽南友人弟子述略
作者：张晨怡
罗泽南(1808～1856),字仲岳,号罗山,一字培源,号悔泉[1](p25),又字子畏[2](p3)。他出身贫寒,从幼年起就一心向学,但迫于生计,16岁就被迫辍学,以塾师为业。然而不管生活多么“险阻崎岖”,罗泽南犹能“强自支持,颇不为世俗所动”[3](p1),每以“何妨年少历艰辛”[4](p5)自励,始终没有放弃对学问的追求,终成为晚清程朱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罗泽南的学术具有强烈的辨学卫道意识和义理经世色彩,他不仅以经世实学相标榜,而且还着手解决现实社会政治为程朱理学所提出的新课题,积极从军从政,与曾国藩、刘蓉、郭嵩焘、王錱、李续宾、蒋益澧、杨昌等一群有着共同学术旨趣的师友弟子一起投入到所谓的“湘军事业”中,残酷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为晚清的“同治中兴”、“理学复兴”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其中,曾国藩、郭嵩焘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是非功过已被学界充分论述,而其他相关人物则往往被一笔带过,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更是语焉不详。下面,笔者试将这一群体作为晚清大变局中的一个整体加以简要论述。一罗泽南出身寒微,“所居穷僻”[5](p7),早年足迹不出湖湘,因此交游不广,......
寇连材上书与维新思想
作者：陈勇勤
1896年3月,身为太监的寇连材给朝廷递交了一份建议书,之后遭“家法”核准被处以极刑。这件事曾经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查看寇连材上书的全文,还有与上书相关的、文章之外的问题需要我们予以求证,这样做可以对百年前的中国社会有进一步的认识。①一确定寇连材上书言论的关键部分寇连材上书的内容是按照10条分别进行阐述的。②笔者认为,如果从上书言论关键部分的角度来分析的话,那么这个关键部分,应该是第10条的内容。为了能够更清楚地论证我们的问题,有必要把第10条的内容引录出来。第10条是这样说的:我国现今无嗣,就此可选天下文武兼全、才学广大者过继,不可按亲友过继。天下之人均有天分,有才即有分。以此安民,即尊覃之道。自后国家再嗣者,均按才袭,有才准袭,无才不准封为王位。如选国嗣之,宜各村按十户选一归营,营选一再归县,选一再归省,选一由省归京。圣上亲自目看,按选一人做嗣。天下人等,前有利之贪,后有天分之贪,天下国号“大清”二字万无一失,永享太平永世在。日后不拘何人坐皇帝之位,永是大清之后代也。这段文字里面有三处需要特别说明一下。1.“以此安民,即尊覃之道”一句中的“覃”字,很可......
论民国地方性农业科研机构的历史命运——以江西省农业院为中心
作者：万振凡
江西省农业院是1934年3月设立的一个全省性的农业技术改进和推广机构,被誉为当时中国农业设施建设的样板,为各省纷纷仿效[1](p18),在当时的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本文拟就江西省农业院的历史作一初步的探讨,以揭示民国地方性农业科研机构的历史命运。一20世纪30年代初,经过国共两党长期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江西农村社会经济已到了破产的边缘,社会上“改良农业、复兴农村之呼声,日见迫切”[2](p279)。1933年,蒋介石鉴于江西农村经济凋弊,提出要设立大规模农业科研机构,以负复兴农村之责。[3](p1)他商得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赞助,拨专款190万元资助江西农村复兴,并指定其中20万元用于设立江西省农业院。1933年7月,以熊式辉为主席的江西省政府秉承意旨,将农业院的设立提上了议事日程。7月14日,由熊式辉主持召开了江西省政府第586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改进江西农业计划大纲》[4](p108～110),对农业院的性质、任务、组织隶属关系、工作思路、经费来源和使用原则等进行了具体的规划。根据江西省政府第586次会议的精神,省政府首先聘请洛夫、邹秉文、赵连芳......
马尔科姆·X的早期思想轨迹
作者：于展
马尔科姆·X①(MalcolmX,1925～1965)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时期与小马丁·路德·金齐名的黑人领袖。在美国,以马尔科姆1964年3月与黑人穆斯林决裂前后为界,学术界一般把他的思想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马尔科姆的早期思想,主要是指他在黑人穆斯林时期(1948～1964)的思想。在马尔科姆早期思想研究方面,学者们对其来源、内容做了详细的论述。一些学者对马尔科姆早期思想持批判的态度,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持理解和支持的看法。本文即是在批判、借鉴和吸收美国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解读,力图探求马尔科姆·X早期思想的轨迹。一早期思想的来源(一)加维主义的影响一般而言,人的早期思想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最深。由于父母都是加维主义②的忠实信徒,因此马尔科姆很小就受到加维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马尔科姆的记忆中,父亲经常带他去参加世界黑人改进协会的会议。在会议上,非洲被赞誉为强大种族的居住之地和黑人的伊甸园,这与黑人在美国的悲惨生活形成强烈的反差;[1](p20)“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埃塞俄比亚觉醒了!”的口号也经常被大声欢呼。[2](p6......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关税保护主义及其终结
作者：王书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行进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嬗变之中。1865～1913年适值其工业走向成熟时期,保护主义成为其外贸政策的显著特点。诚然,其间的关系难以用精确数字计量,然而,关税政策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之作用决不可忽视。一美国以高额关税为特征的保护主义贸易立法,始于1861年3月2日国会通过的《莫里尔关税法》(Morrill TariffActof1862)。此法将关税税率的平均数提高到32.7%。[1](p167)这意味着保护主义在美国的胜利。塞缪尔·P.海斯就此写道:“1861年关税法,是工业时代第一个重大的保护关税立法,其通过有赖于新英格兰的纺织业集团与大西洋中部沿岸各州钢铁集团的结盟。”[2](p168)1864年战时关税法令将税率的平均数提高到47.6%,此法构成此后几十年美国关税制度的基础。[1](p170)这意味着一个高度保护主义的时代来临了。内战结束后,战时建立起来的新工业面临英国工业品的严酷竞争,致使保护主义势力加强,经济民族主义的万里长城日渐加固。就国内原因而言,鉴于国内制造业集团的强大压力,其院外活动集.....
现代国际体系史的一大理解范式和根本主题
作者：时殷弘
一兰克和德约在历史学家乃至一般的世界历史观察者和思考者那里,对现代世界历史的大体面貌和内在本质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理解,对它们包含的诸多基本方面可以有大为不同的侧重,因为这一历史是那么丰富、复杂和多元,以至于不可能将其全面地纳入任何单一的范式、模式或框架之中而不失哪怕起码的完整性。然而,有一项共识可称近乎是普遍的,即现代世界历史始于15和16世纪之交,或者也可以更笼统地说始于16世纪初。那是航海大发现即欧洲开始向海外大扩张的年代,也是继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爆发宗教改革的年代,欧洲内部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构造由此急剧变动。与此同时,现代政治思想以其鼻祖马基雅维利的革命性锐利和大胆,发动了对传统伦理、传统政治乃至宗教本身的猛烈挑战,它与宗教改革浪潮和不久后的“科学革命”一起,将开启社会大震荡环境中政治思想的多系列重大创新。现代世界史的肇始就是现代国际关系史的肇始:随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势权威的相继跌落,连同欧洲普遍道德和普遍法理观念的衰朽,它们表征的所谓统一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即中世纪国际秩序分崩离析;现代强国在内外两个意义上最初浮现并愈益形成......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1900～1949)
作者：张玉法
一前言社会变迁的理论很多,有的社会学家认为一个旧的、稳定的、和谐的、整合的社会,转变成新的、稳定的、和谐的、整合的社会的过程,就是社会变迁。一个旧的社会,当社会发生垂直或/和水平流动的时候,或受新观念和新技术挑战的时候,就会发生基本的改变。通常的情形是:社会的一个部门先发生改变,连锁地带动其它社会部门的改变。帕森斯(TalcottParsons)说:社会生活有一种趋势,就是在功能上保持整合,因此社会系统的任何一部分改变,都会带动其它部分适应性的改变。第一波的改变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但经过各部门在功能上调整适应以后,就会产生整合、适应而较为稳定的社会系统。[1](p34～35)一个旧的社会变为新的社会的过程,可作下列的表解:旧的、稳定的、和谐的、整合的社会社会适应社会因流动而失去平衡,或受新观念、新技术的挑战社会重组社会解体新的、稳定的、和谐的、整合的社会帕森斯认为,第一波的变动造成社会的不平衡,使原来平衡的社会受到干扰,各种恢复平衡的力量就会发生,社会也因而发生变迁。[1](p39)如果以帕森斯的社会平衡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变迁,必须先找出促使中国传统社会......
社会节奏与自然节律的契合——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事活动与乡村娱乐
作者：王加华
一引言从表面看来,传统时代的乡村社会生活是杂乱无章、无规律可寻的,但情况却并非如此,在纷繁芜杂的背后实际有一根“指挥棒”调节着这些活动的发生。这根“指挥棒”是什么呢?就是农事活动。作为传统时代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农业对乡村民众的社会生活具有重大影响,可以说,一年之中他们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围绕着农事活动的节奏而展开的。娱乐为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行为,以使人们在紧张忙碌的劳作之余放松身体与心情。对于传统时代中国乡村的广大人民来说,由于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要投身于繁忙的劳作之中,所以也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参与到娱乐活动中去。但好在农业生产活动具有周期性间歇,在忙过一段时间之后,总会有一段相对空闲的时期,于是,人们便可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来获取精神上的放松与快乐。对此,费孝通曾言:“农业劳动和蚕丝业劳动有周期性的间歇,人们连续忙了一个星期或十天之后,可以停下来稍事休息。娱乐时间就插入时间表中。在间歇的时候,大家煮丰盛的饭菜,还要走亲访友。”[1](p99)不过受条件所限———没有专门的娱乐机构与设施,传统时代的乡村民众,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自己创造机会进行娱乐。就近代江南地区而言......
瓦拉批驳《君士坦丁赠礼》的学术得失
作者：米辰峰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劳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是15世纪欧洲最有影响的语言学家、文献学家、历史哲学家,其代表作是1440年写成、1517年开始震惊世界的小册子《君士坦丁伪赠礼考证》(DiscourseontheForgeryofthe allegedDonationofConstantine;inLatin:Dec lamatiodefalsocreditaetementitadonatione Constantini,alsoreferredtoasLibellus,and Oratio)。瓦拉的《考证》取材全面,立论独到,影响深远,不仅为后来的宗教改革奠定了舆论基础,而且开创了从内部语文现象辨析古代文献真伪的新方法。虽然从《赠礼》辨伪的历史来看,瓦拉并非《赠礼》辨伪的首创者,他也没有奠定西方古文献学的理论基础,但仔细考察这桩学术公案,不仅可以深入了解瓦拉独特的人文主义治学方法,纠正对瓦拉成就的某些夸大,而且还可以推测文艺复兴前后欧洲文献的某些特点乃至4～15世纪欧洲政教关系的发展历史。现称为《君士坦丁赠礼》的伪诏,古代通......
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研究综述
作者：朱华
科学救国思潮,本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产生的爱国主义进步思潮,但新中国成立后,受某些特定历史因素的影响,曾遭到不应有的抨击和批判,被视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思想长期受到学界的否定和抨击,研究鲜有成果。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形大为改观,科学救国思潮重新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科学救国思潮也开始越来越凸现出研究的价值和现实意义。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历史学、哲学、科学史、以及自然辩证法等领域的不少学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近代科学救国思潮进行过考察和论析,科学救国思潮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现对此评述如下。一1950年代初至1970年代末的科学救国思潮研究1950～1970年代初,其间很少有对科学救国思潮进行专门论述的文章,到1970年代后,开始有部分学者对科学救国思潮进行评论,但出发点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一些论文总是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对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缺乏正确的认识,对其评价也主要集中于负面影响方面,把科学救国思潮视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潮,甚至当作反动的思想进行抨击和评判。关于科学救国思潮的性质问题,一部分学者虽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
“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作者：王先明;魏本权
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共同主办的“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5年8月22～24日在南开大学举行,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47篇,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大陆的专家学者共计60余人与会。与会学者围绕近50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变动主题,在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变迁、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城市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结构变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一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变迁研究社会结构状况是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社会结构的变革是社会转型和发展最重要的一个过程。(郑杭生、李路路:《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一直变动缓慢,近500年特别是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处于逐渐急遽的历史变动进程之中,社会结构的错动与转型体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特征。张玉法(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主题报告(《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1900～1949》)借鉴帕森斯社会平衡理论论述了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变迁的轨迹。他认为工业化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动的原动力,传统农业经济向......
《唐两京城坊考》疑误一则
作者：勾利军;朱宇强
清嘉庆年间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是一部研究隋唐时期长安、洛阳的宫殿遗址、建筑布局、城坊制度等方面的重要著作。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的东都部分主要依据是从《永乐大典》中纂辑的《河南志》及其图。正如《唐两京城坊考》序中所说,“己巳之岁,奉诏纂辑唐文,于《永乐大典》中得《河南志图》证以《玉海》所引,《禁扁》所载,灼是次道旧帙。其源亦出于韦述《两京记》而加详焉。”(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据缪荃孙考,所认为的“灼是次道旧帙”的《河南志》是元代人修撰的《河南志》,应当正名为《元河南志》。(缪荃孙:《藕香零拾》,中华书局1999年第235页)比对《元河南志》和《唐两京城坊考》的东都部分可见,《唐两京城坊考》的许多材料源于《元河南志》,笔者在阅读《唐两京城坊考》比对《元河南志》时有些疑惑,试解之,请方家指教。《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外郭城》载:定鼎门街东第四街,北隔洛水,当外郭之徽安门。即是长夏门之西街,从南第一曰归德坊。黄门侍郎、扶阳县子韦承庆宅。尚书左丞相、徐国公刘幽求宅。左散骑常侍刘子玄宅。中书令韦嗣立宅。张说《逍遥公墓志》:薨于归德里......
魏源《诗古微》论《毛诗》与《郑笺》
作者：曹志敏
魏源是晚清著名的今文经学家,梁启超称其为“今文学之健者”。魏源治经,“承常州学派之余绪,著《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董子春秋发微》等,力申今文,以张公羊之说”。(王家俭《魏源年谱·谱前小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1年)《诗古微》是魏源重要的今文经学著作,旨在阐发三家诗的微言大义。三家诗亡逸以后,其辑佚始于宋代王应麟。在清代,学者大规模采集、研究三家诗说,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但是在魏源之前,学者研究三家诗,大多停留在考订异文上,阐发三家诗微言大义者尤为罕见。“于三家大义微言、待引申者,概未之及焉”。(魏源《诗古微》,《魏源全集》第一册,岳麓书社2004年,第736页)在嘉道以后今文经学复盛的学术潮流中,魏源堪称是阐发三家诗微言大义的佼佼者,对此现代著名学者齐思和说:“以前辑三家诗者,扶微搜遗,多嫌片断。至魏氏始组织成一系统,以攻毛、郑而张三家,扶微继绝,厥功甚伟。”(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载《魏源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页)《诗古微》自从刊印以来,学者对其褒贬不一,学术界通常认为魏源主三家诗而斥《毛诗》不遗余力,......
清末实业教育兴办中的商人及商人组织
作者：吴玉伦
提起商人,人们联想到的或是锱铢必较、惟利是图的奸猾市侩,或是结驷连骑、纵横捭阖的巨商大贾。事实上,历代商人同样多有救灾恤贫、修桥铺路、助建书院、匡扶教育的善举。清末“重商主义”推行,使得商人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政治影响也愈益突出。尤其是以商会为代表的新式商人组织的出现,使商界原来畛域互分、涣散不群的局面为之一变。在联络商界、维护权益的同时,兴办教育也被列为商会的法定职责,且成为其显示存在、发挥影响的重要途径,加之以培养工商实用人才为目的,实业教育能为商人提供更为直接的智力和人才支持,使得商人及商人组织在清末实业教育的兴办中表现出了较其他群体更为明显的积极性。兴学主体的多元与主动1.个人独办或捐办的实业学堂。由个人出资,以个人名义创办学堂,是清末商人兴办实业教育的形式之一。从几千年“四民之末”这种社会偏见重压之下抬起头来的近代商人,或出于对民族危亡的关注,或出于对实学、实用教育功能的追求,纷纷将兴办教育作为其商业获利后“公益”消费的重要方式。为强国而兴教育,为教育而办实业的张謇(1853～1926),一生兴办了包括普通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特殊教育等类......
新文化运动为什么会中途转向?
作者：陈冠玉
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新文化运动为什么会中途转向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所造成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一时激发起国人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引起“五四”事件,导致新文化运动由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向社会主义立场的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的第二年,开始了以《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而这一运动的启蒙指向和资产阶级性质是不容争议的。毛泽东也曾在一个读书批注中写道:“新文化运动是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决定,它反过来又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原是中国资本主义本身的要求。”(《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7页)在战争的实际进程中,作为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主将、“新民”工程的总工程师梁启超是主张中国参战的。他认为,中国应利用参战而加入世界体系,“处今日国际关系之世界,虽以至强之国,以犹不能孤立以自存。”“中国以往外交上之所以处被动局面,实因我国没能齿列于世界团体之中。不改此状,将决不适于现代国际之生存。”(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五卷,北京出......
略论1885～1922年间加拿大唐人街问题的责任归属
作者：何立群;吴金平
1885～1922年对加拿大华人社区唐人街来讲是一个比较混乱的时期,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卖淫嫖娼与赌博等丑恶现象普遍,社会问题丛生。对这些问题,当时很多白人,包括学者与政客都把责任完全推到华人自己身上,归结为华人文化的劣根性。而当今国内外学术界除了华裔学者和少数白人之外,大部分人对此漠不关心。因此,对这一时期的加拿大唐人街的社会问题及其责任予以进一步的厘清是非常必要的。一加拿大唐人街的社会问题1885～1922年间的加拿大唐人街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虽然这一时期为加拿大政府向华侨征收人头税,亦即限制华侨移入时期,但华侨人口却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唐人街也因此壮大起来。到1921年时,遍及加拿大的华侨已达到39587人,其中爱德华王子岛14人,新斯科舍315人,新不伦瑞克185人,魁北克2335人,安大略5625人,曼尼托巴1331人,萨斯喀彻温2667人,艾伯塔3581人,不列颠哥伦比亚23533人,占该省总人口的4.5%。温哥华、维多利亚、卡尔加里、埃德蒙顿、温尼伯、哈密尔顿、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等地的唐人街最为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