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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高皇帝近”:一个重要的中国思想史命题——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评介
作者：李振宏
思想的大海最容易激荡起汹涌的波涛,而中国的思想史研究,却很少荡漾思想的涟漪。起码这几十年来的思想史研究,再没有像唯物史观初来时那样激动过人们的心灵。这不能不使人们对思想史的学术界多少感到些失望。什么样的思想史研究才能激起人们思想的浪花,如何去收获推动人们思考民族思想和命运的思想效应,这的确是学者们需要深思的问题。新近出版的雷戈著《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一书,则以自己的研究实践,对这些问题给予了一个尝试性的回答。这是一本有思想的思想史,可以触动人心的思想史,它使我产生了一种要说点什么的强烈冲动。在此,我想发表一些初步的读书感想,和学界朋友们共同分享。一“后战国时代”的理论价值“后战国时代”是雷戈用来把握秦汉之际(秦至西汉前期八十年间)政治思想的基本概念。“后战国时代”不是雷戈创设的新概念,李开元曾经用这个概念来指称秦末汉初的六十年历史,认为这六十年的历史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历史”,故用“后战国时代”来表述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1](p74~77)但李开元是用这一概念来概括秦汉之际历史的政治形态,他的“后战国时代”仅仅是一个历史时代概念,而不是一个思想史......
短评二则
作者：桑兵
《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解说今人所谓学术思想史,大都各人的见识,而不等于历史的事实。不仅后人的著述如此,即使当事者的记录,立场不同,看法各异,至多只能存此一说,反映了史事的某些方面,而不能断言全部事实就是如此或只是如此。之所以横看成岭侧成峰,原因还在各人所处位置及其见识的远近高低各不同,时空位置有异,心中形象有别。将高下之分认作见仁见智固然有害,高明者的英雄所见略同之下,也不止是小歧,梁启超与钱穆关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看法迥异,便是显例。要在走马灯式的历史图卷和万花筒般的历史认识中学会四面看山,八面受敌,从你方唱罢我登场发现联系脉络,由语境理解文本,可以说是解读前人本意及内在理路的不二法门。由此可以借助其它工具,而不是用各种外来后出的架构肢解前人思想,再度拼装组合,而美其名曰重新条理史事,从而陷入愈有条理系统,去古人真相愈远的陷阱。历史真相实在,这一客观包含无数前人的主观,所以后人可以不断接近,却不能完全重合。在此过程中,如何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而避免主观任意性,把握前事之形,了解前人之心,对于学人的智慧与耐力,无疑是严峻的考验。基于上述认识,本编不拟在众说纷......
殷周文化传统与先秦儒家圣人内涵的政治维度
作者：成云雷
圣人是先秦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关节点,起着沟通形而上的天道和形而下的生活世界的关系。对于先秦儒家圣人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深化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研究先秦儒家圣人首先要明确其内涵,学术界通常视圣人为比君子、贤人处于更高境界的修身典范,这种观点看到了圣人内涵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不全面。近年来,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先秦儒家圣人具有德业并重的特点,其内涵除了具有伦理维度外,也具有政治维度[1](p107~108)。对于先秦儒家圣人内涵政治维度的形成原因,学术界主要考虑到春秋战国之际的现实政治因素,本文则认为除此之外,固有文化传统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在殷文化中,“圣”是大巫尤其是殷王通天的能力,通天又和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联系在一起,殷王的政治作为主要就是通晓天意、顺从天命。西周至春秋时期,随着巫术-宗教政治走向伦理政治,圣的内涵受重德文化的影响,转向人的内在心灵素质,主要指与处理政治事务有关的聪明、能干。与此相应,这一时期出现的“圣人”称谓具有智慧、美德兼备的特点,一般指承担一定政治职责的贵族统治者。无论在殷文化中还是在周文化中,圣与圣人都与政治领袖的治理天下、构......
三“李杜”事件与汉末政治
作者：刘蓉
宋人洪迈曾注意到历史上有四“李杜”的事实,《容斋随笔·容斋四笔》卷十六“四李杜”条载:“汉太尉李固、杜乔,皆以为相守正,为梁冀所杀。故掾杨生上书,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归葬。梁冀之诛,权势专归宦官,倾动中外,白马令李云露布上书,有‘帝欲不谛’之语。桓帝得奏震怒,逮云下北寺狱。弘农五官掾杜众,伤云以忠谏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帝愈怒,下廷尉,皆死狱中。其后襄楷上言,亦称为李、杜。灵帝再治钩党,范滂受诛,母就与之诀,曰:‘汝今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谓李膺、杜密也。李太白、杜子美同时著名,故韩退之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凡四李、杜云。”[1](814~815)洪迈列举的四李杜中,李白、杜甫是唐代诗人,关系政治之处不多,与其他三李杜没有关联性。但李固、杜乔,李云、杜众,李膺、杜密,却都是汉末名士,与东汉后期的政治息息相关。不仅如此,三李杜事件在汉末政治中还具有阶段性的典型意义,代表着汉末政治冲突不断加剧的三阶段。作为汉末名士群体代表的三李杜,最终又都在政治斗争中死于非命,这表明东汉政权已经与其政治精英阶层彻底背离。对三李杜事件进行详细考察,将有助于我......
清代中晚期山地广种玉米之动因
作者：张祥稳;惠富平
玉米在16世纪初传入我国之后,起初主要是在少数平原地区种植,由于与当时传统的粮食作物相比,玉米“最耗地力”[1](p147),且没有单产优势,所以总的来说,在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的200多年的时间里,它的传播范围较小,种植规模不大。①但从18世纪中期始,玉米在我国长城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广大范围内海拔较高、不宜五谷的山地获得普遍推广和大面积种植,这一过程大约延续百年之久。②为什么会在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出现这一情况呢?学界在解释其原因时,往往把目光投向清代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巨大的人口压力。如张研的《清代经济简史》将玉米自清代乾隆中期始于我国“极大的范围内(山地)掀起了种植高潮”的原因,归结为“由于巨大人口压力”[。2](p345)张芳、王思明的《中国农业科技史》认为,玉米在我国平原、山区扩展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不断增加”[。3](p355~356)龚胜生在《清代两湖农业地理》中关于这方面的相关结论是:清代嘉道年间,我国两湖地区山地广泛种植玉米的原因在于这一地区的“人口压力日甚”[4。](p133)本文试图从新的角度,探讨清代乾嘉道时期玉米种植扩展的主要......
晚清议改科举新探
作者：关晓红
科举停废百年之际,有论者以惋惜之情追缅这一历时千余年,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影响至为深远的制度,甚至责怪当年的决策者操之过急。其实,科举改革取向的争议,尤其是学堂与科举关系①,并非一开始就采取彻底否定科举的方式;而朝堂之上议改科举,也并非始于戊戌时期。恰恰相反,自道光中叶至新政初期长达半个多世纪,议改科举的主流,多以保存科举为主旨,在此前提下,以将新增实学科目纳于科举考试体制为基本方向。换言之,当时人们的初衷并非停废科举,而是期待科举经过充实与调整改造,能够兼容实学乃至西学,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形势。甲午①关于议改科举的相关史实,近代教育史著述多有涉及。因研究者关注角度与问题意识不同,一般多作为废科举的铺垫,依据文本简述观点,在相关背景、过程及结果的讨论方面尚有待深入。与本专题相关的研究进展,王德昭追溯了鸦片战争时期变革科举思想主张的源流(氏著:《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第167~17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杨齐福梳理了洋务时期变革科举的史实(《洋务运动时期科举制度的改革》,《无锡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何玲对经济特科考试的情况进行了探讨(《清末经济特......
民初北洋政府德育教育失败的反思——以尊孔运动为考察中心
作者：苏全有
尊孔运动是民初北洋政府所致力于德育教育的主要举措,对此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受政治学范式的制约,研究的立意以批判为中心,道德判断远远高于价值判断,而对其失败原因,缺乏必要的关注。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发现一篇非批判性的理性总结作品。张岱年道:“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1](序)笔者拟以民初尊孔运动为考察中心,努力寻觅北洋政府德育教育即整合意识形态失败的历史启示,以为当今之资鉴。一政策的连续性是德育教育成功的前提民初将尊孔列为国策,袁世凯是肇始者。1912年9月,袁世凯发表《崇孔伦常文》,提倡尊孔,遵循儒家礼教。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祀孔令》,宣扬“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应“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至久远”,“以正人心”[。2](p18)教育部据此于9月17日电告各省都督、民政长官定孔子生日为“圣节”,通令各学校恢复祀孔典礼。27日,黎元洪在武昌举行孔子诞辰祭典,并率文武百官、中学以上校长在孔庙行三跪九叩礼。10月,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职位,更授意颁定《天坛宪法草案》,强调“国民......
1840～1900年间国人“夷夏之辨”观念的演变
作者：贾小叶
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包含着开放与封闭的双重内涵。所谓的“开放”,是指以文化上的文野之分辨夷夏,强调夷夏之间的互变,即“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流于夷狄则夷狄之”;所谓的“封闭”,是指以族类、地域乃至政治关系辨夷夏,强调夷夏之间的对立,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内诸夏而外夷狄”。长期以来,学界似乎更多地强调了“夷夏之辨”封闭的一面,而忽视了其开放的内涵,特别是在谈到晚清的“夷夏之辨”时,尤其如此。①罗志田先生在其《中国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一书中,曾对清中叶以前“夷夏之辨”的演变做过详尽的考察,但对晚清特别是1840~1900年间国人“夷夏之辨”观念究竟如何演变,并未展开论述,仅指出,“对晚清‘收拾西方学理’以发展中国民族主义那一代人来说,占上风的恰是夷夏之辨封闭的一面,盖其于西方观念有相通之处也”[。1](p69)当中国部分士人“收拾西方学理”发展中国民族主义时,已是晚清中西互市60年后的事。那么,此前60年中的“夷夏之辨”究竟如何演变:在这夷夏攻守异势、夏不敌夷的60年中,士人是“往往强调其封闭的负面”呢,还是开放与封闭两者“并存而互竞”?而在西方之夷非传......
1930年代初中国海关金单位制度的建立述论
作者：吴景平;龚辉
1930年2月起,中国海关进口关税计征中所实施的金单位制度(Customs Gold Unit),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财政金融制度方面一次重大的安排,比实行关税自主、裁撤厘金和开征统税还早了近一年。关于海关金单位问题,虽然多部民国经济史、财政金融史以及海关史的相关著述,甚至包括一些研究民国史的通史性著作都有所述及①,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已有的研究无论是对于相关史实的叙述还是对于本质的分析,都比较简略。笔者以为,1930年代初实施的海关金单位不仅是海关征税制度的一次改革,还直接关系到近代中国外债赔款债信的维持和偿付、黄金外汇市场运作、中央银行和货币发行等领域的相关制度。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利用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原国民政府财政顾问杨格档案(Arthur N.①如(美)费正清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朱伯康、施正康:《中国经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伪蒙疆政权的绵羊改良活动
作者：丁晓杰
一引言关于日本在伪蒙疆地区进行的绵羊改良活动,国内由于资料所限,尚未见研究论著发表。日本虽然保存着较为丰富的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但其关于伪蒙疆政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经济方面涉及很少。而具体到绵羊改良活动,日本的研究也是空白。作者根据在日本收集到的资料,纂成此文,对日本在伪蒙疆政权时期制定及实施的有关绵羊改良计划、政策,设立的改良机构、设施,具体实施的改良措施以及改良的效果进行阐述分析、评价,揭露其打着“提高民生”、“复兴蒙古”的幌子进行绵羊改良,实际是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提供急需战略资源的本质。1937年7月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占领了平津。8月,关东军配合其行动,发动“察哈尔战役”,27日占领了张家口。继而在日军的操纵下,9月4日成立伪察南自治政府。之后关东军又向西进犯,于9月13日占领大同,10月15日成立了伪晋北自治政府。攻陷大同后日军继续向西进犯,10月14日占领了绥远省归绥,17日占领了包头。在关东军的指使下,10月28日成立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1月,日本成立了控制上述三伪政权产业、金融、交通等重要经济部门的蒙疆联合......
试析近代法国重大的错误决策
作者：郭华榕
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演变,人们常见的不是简单的直线上升,而是伴随着曲折和错误的发展。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长处和短处,人类的理智要求回顾历史,摆脱往昔的羁绊,通过总结历史而获得益处。从某种意义上看,人类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那样有效。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希望不断前进,就不能缺少对于历史错误的思考。历史科学是这种思考的一个途径,总结过去的教训是它发挥其社会作用的一种有效方式。在此类总结中,有关治国决策问题十分重要,战略性质的错误判断或正确对策事关国计民生,甚至国家民族的兴亡。法国近代历史在这方面是一面清晰的镜子。法国历史并非一贯正确,不必对它奉若神明,近代法国掌权者们的重大错误决策至少存在忽略社会发展主要任务、混淆敌我矛盾、错误判断局势三种类型。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探讨。一忽略社会发展主要任务近代法国的掌权者们由于未能正确面对当时的客观形势,曾犯下若干忽略社会发展主要任务的错误,如1792年秋因三权相争而忽略反封建斗争,又如七月王朝奉行偏颇的经济政策。1792年8月10日,巴黎和外省起来反对君主立宪制度。胜利之后,各种革命力量未能齐心协力加强反......
“斯迈尔斯神话”:19世纪英国社会对工业家起源的认识
作者：尹建龙;陈晓律
工业革命催生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极大地改变了英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和力量对比,其中,作为现代大工业的创造者和领导者,工业资产阶级在英国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工业资产阶级,也就没有英国现代社会的诞生。因此,对这一阶级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将有利于我们加深对19世纪以来英国现代化历程的理解。作为一个新生的并且是居于强势地位的社会阶层,从其诞生之日起,工业资产阶级的来源就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大工业所创造的巨额财富使那些工厂主们几乎是“一夜暴富”,这种现象强烈冲击着人们的财富观念,并激起他们探究工业家出身和发财经历的好奇心。他们从日常观察中得出了对工业家起源的一般看法,认为早期的工业家们大多出身卑微,是靠自我奋斗成功的,“斯迈尔斯神话”就是这些看法的集中表述。①①工业家的起源是工业革命的研究者甚感兴趣和无法逾越的问题。在1906年出版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中,保尔·芒图认为,工业革命中的工业家们来自于社会的所有阶层,许多人都跟农业有关。在1948年出版的《工业革命》一书中,艾什顿认为,工业家们来源于全国各地的各个阶层,其......
黎萨尔与菲律宾现代政治变革模式的形成
作者：周东华
在菲律宾,何塞·黎萨尔博士享有非常高的荣誉,他被誉为“第一个菲律宾人”[1](p492),甚至被认为“没有他的菲律宾是无法想象的,他是国家和个人生活的基石[”2](p357)。黎萨尔在菲律宾的崇高地位,使得关于黎萨尔的政治哲学与菲律宾政治变革模式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都为学术界所关注。其中,黎萨尔与菲律宾政治变革的途径———经由“改革”还是“革命”来达致国家的独立、获取全民的“福利”———之间的关系,是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根据吉布伦的研究结果,早在1931年,赛德博士(Dr.Gregorio Zaide)在《黎萨尔反对革命吗?》一文中首先指出:“黎萨尔主张革命”,“黎萨尔相信独立是赢得的,而不是被赐予的……黎萨尔的信条是真正的革命———一场最终赢得菲律宾自由的战争”。赛德博士所谓的“革命者”黎萨尔,在1934年被曼纽(E.Arsenio Manuel)提出的“改革者”黎萨尔所修正。曼纽根据黎萨尔本人的著作和其他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认为黎萨尔坚决反对革命,是一位“改革者”。赛德和曼纽的辩论开启了学术界关于黎萨尔与菲律宾政治变革途径的论争之门,曼纽的研究成为......
元代籍没妇女的命运与籍没妻孥法的行废
作者：杨印民
籍没是附丽于元代五刑的一种附加刑,是指没收犯者的全部或部分资产甚至包括犯者的妻孥和奴婢以充公。籍没的对象上至宰辅重臣,下至平民百姓。《元史·刑法志》规定:“诸谋反已有反状,为首及同情者陵迟处死,为从者处死,知情不首者减为从一等流远,并没入其家……诸妖言惑众,啸聚为乱,为首及同谋者处死,没入其家……诸乱言犯上者处死,仍没其家。”[1](卷一○四《刑法志三·大恶》)《元典章》也载:“作反叛乱为头的、一同商量的、理会得不首告的,都一般处死,断没家产。”[2](卷四一《刑部三·诸恶·谋叛》)当然,接受籍没处罚的绝不仅限于谋反作乱等“反逆”行为,还包括贪赃枉法、走私匿税、妄议朝政、不从调遣等很多种情况。如至元八年(1271年),滨棣万户韩世安,坐私储粮食、烧毁军器、诈乘驿马及擅请诸王塔察儿益都四县分地等事,“诏诛之,仍籍其家”[1](卷七《世祖纪四》)。至元三十年,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孙民献因党附桑哥,助要束木为恶,“又受赇减诸从臣粮”,诏籍其家资、妻奴[。1](卷十七《世祖纪十四》)将作院使也速甚至“坐董制珠衣怠工”,被杖籍家。上都留守贺伯颜“坐便服迎诏”而被弃市籍家......
清代湖北育婴事业的时空分析
作者：吴琦;黄永昌
清代是我国传统慈善事业的鼎盛时期,善人善行众多,善会善堂林立。育婴是其中官方与民间倾注最多、堂局最普遍、制度与组织最为健全的善举,在慈善史中占有独特地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慈善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日益广泛的关注,近年来更成为新的史学热点,出现了夫马进、梁其姿、王卫平、周秋光等专家及其相关成果①。其中,育婴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学界围绕溺女与育婴、育婴堂与保婴局、育婴事业圈及官民关系等论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②。不过,明清善会善堂以江南为众,当前研究也是以江南为中心,对于其他区域的研究甚少。其中关于湖北育婴事业尚无专门的研究,只有寥寥几篇论文有所涉及③。另外,现有研究多不注重阶段性和区域性分析,常以一时期一地域的情况概论整体状况。这种“集精”“选粹”式的方法不利于对育婴事业全貌的认识。①代表性著作有: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小浜正子《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研究———以明清时期为重点的考察》,群言出......
先秦墨家孝道简论
作者：王长坤;张玲
墨家的创始人与主要代表人物是墨子。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墨子的学说在战国初期影响很大,“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有关墨家学派之书,今仅存《墨子》残卷五十三篇,这五十三篇,大部分可信是墨子学说的记录。墨家是先秦诸子中唯一代表下层平民思想的学派,在先秦诸子中墨子是论“孝”最多者,《墨子》一书凡“孝”48见,班固亦谓墨家“以孝视天下”(《汉书·艺文志》)。墨家之孝,以“兼爱”、“利亲”、“交孝子”为要义,与儒家之孝大相异趣。“兼爱”是墨子学说的核心,也是墨家理论的伦理原则和政治原则。所谓“兼爱”,即不分人我、不避亲疏、无论贵贱、无所差别地爱一切人。由此原则出发,墨子认为“不相爱”是一切社会“乱”的根本原因,而所以不相爱,又在于人们“亏人”而“自利”。由此,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的政治和伦理原则。如何才能做到“兼相爱,交相利”呢?墨子又提出了“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然则何谓天下之害?”“天下之......
贾谊《鵩鸟赋》的哲学思想
作者：殷明耀
贾谊(前200~前168年),西汉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其思想成就对汉代及后世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贾谊在吸收各家思想之精华的基础上,完善、成就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以道家的形而上为立基,以儒家思想为落脚,建立自己思想的基本框架;以“法”为辅,以“礼”为主,形成了政治理论体系;其哲学思想是政治理论的基础。贾谊虽吸收多家思想之精华,但始终没有离开儒家思想这一中心,为汉代儒学的重铸作出了积极贡献。历代学者研究贾谊,更多关注的是其政治思想和文学成就,研究其哲学思想也多以前期著述的《六术》、《道术》、《道德说》为依据,对其后期哲学著作的研究则远远不够。本文主要探讨贾谊后期以文学形式写就的哲学著作《鸟赋》中的哲学思想。《鸟赋》在贾谊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赋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表现了贾谊的感伤情绪,阐述了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特别是老子的辩证法思想;第二部分表现了贾谊用“同生死,轻去就”(《汉书·贾谊传》)的思想来作自我安慰,阐明了他对人生的态度。赋中既有唯物的因素,也有唯心的杂质。首先他肯定了宇宙万物是“千变万化,未始有极”,是在永恒运动变化着的......
任情之风对谢氏家族的影响
作者：方蒙
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世家大族的崛起,各个家族都或多或少的有自己的门风。门风的存在是客观的,以当时吴郡的土著高门顾、陆、朱、张而论,即有“张文、朱武、陆忠、顾厚”(《世说新语·赏誉》第142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本书版本下同不另注)之说。而当时的一流高门王、谢家族,也都各有门风。《梁书·王志传》载,自从王志的父亲王僧虔以来,“门风多宽恕”。《宋书·王微传》也说:“且持盈畏满,自是家门旧风。”至于谢家,所谓“吾家以素退为业”(《宋书·谢瞻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本书版本下同不另注)。这都显示门风的普遍存在。然而,对谢家而言,其“任情之风”也是“素退”之外一项重要的门风。遗憾的是,从古至今,学者对此似乎都注意不够,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加以探讨,并请大家指正。一步入魏阙的门缝家风是无形的,有时却有关键的影响。李延寿在《南史》卷一九《谢灵运传》中,评价谢氏家风“雅道相传”,“以德贵门”,从而“各擅一时”。而对其影响深远、有时甚至成为决定家族兴衰的潜在因素,如谢灵运“猖獗”背后展现的“任情之风”,就没有给以特别注意,要有也只是一种朦胧的意识:“(灵运)猖獗不已,......
王■《王恭毅公驳稿》的文献价值
作者：张光辉
《王恭毅公驳稿》(简称《驳稿》)是明朝人王任大理寺卿时复核重要案件的判词原稿汇编,也是明代重要的司法原始文献。关于王的生平,明人商辂为其所作的神道碑铭文记载得较为详尽。据该铭文载,王是江西卢陵人,生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卒于成化八年(1472年),享年57岁,赠谥恭毅。王于正统七年(1442年)中进士,九年选授刑部主事,十三年升为刑部员外郎,景泰元年(1450年)迁刑部郎中。在这7年间,王一直参与刑部的审判工作,因其“才识超卓,推鞠详明,同官皆器重之”。景泰二年升任湖广布政司右参政,天顺六年(1462年)调任河南按察使,“所至郡县狱囚淹禁,公为辩之”;还奉旨修理河湾,“措置有法,民不知劳”。(《国朝献征录》卷四四,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徐象橒曼山馆刻本)后被诬去任。此时恰逢襄献王朱瞻墡从就藩地襄阳入朝,途经开封,闻知王官声清廉,便对明英宗言,“臣过汴,汴父老遮道言按察使王贤,以诬逮诏狱,愿皇上加察”。帝立出,命为大理卿。(《明史》卷一八九,中华书局2000年版)据载,王任大理寺卿的时间是在天顺七年(1463年),一直到成化九年(1473年)才......
一份弥足珍贵的航道建设史料
作者：王儒年;徐凌艳
19世纪中后期是西方列强为加强对中国经济掠夺而大力发展航运业的时期,也是中国近代航运业兴起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于这阶段航运业发展的研究,已有相当丰硕的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航运公司的创建、营运、竞争等方面的研究上,而与航运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航道开发与建设及其管理情况,或由于对航运业理解的狭隘性、或由于资料的缺乏,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寥若晨星,目前甚至连一份可供使用的史料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航运业研究的一大缺憾。笔者在《申报》的“告白”栏目中发现了由当时的税务司营造处总营造司连续公布的各种与航道开发建设有关的“谕示”,其中详细记载了从1876年5月以后(由于在《申报》上刊登的“谕示”数量巨大,查找不易,目前笔者已经发现了300多份“谕示”,目前尚不能确定其最终数目和登载的最后日期。另外,《申报》上登载的最早的“谕示”是第57号,之前的56份“谕示”尚没有查清其下落,是否登载在其他报纸上?目前不得而知。所有这些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查证落实),在长江和沿海航道上新增、改设、修理、移去各类航道设施,清理、疏浚航道,以及采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