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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的先秦史研究
作者：沈长云
自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0年历程。回顾30年来的中国先秦史研究,我们感到十分鼓舞,因为这30年是1949年以后先秦史研究开展得最好、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无论是在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上,还是在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研究水平的提高上,我们都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性的成就。回顾30年来的中国先秦史研究,还可以看到它的如下几个特征:一是相对于其他时段的历史研究,它在总体上更多地受到社会的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先秦史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源头,中华民族的产生、中华文明的特殊气质,乃至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及文化形态的起始,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作为一个重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关注并投入更多精力来研究这段历史,是很自然的。二是它在整个中国史学发展中所处的前沿位置。这在过去是看得很清楚的。我国近当代的各种史学思潮,包括许多新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几乎都首先出现在先秦史学界。先秦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动向。今天,仍然基本上延续了这个局面和特点。三是它与考古学、民族学及文化人类学......
《史律》新证
作者：臧知非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是关于史、卜、祝三类人员培养、考核、任用的专门法律,自公布以来,已有学者结合文献对其内容进行多方面的考释①,并取得了大体一致的认识。但是,还有三个问题存在,一是史学童所背诵的“十五篇”是否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史籀十五篇,二是卜学童所背诵的“史书”是否指书体,三是学童的考试层次和次数如何。这些问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辞章之辨,它不仅关系到对汉代政治的理解,也关系到对汉代学术史的认识。故辨释如下,以就教于方家。一为便于分析,先将《史律》律文引录如下:史、卜子年十七岁学。史、卜、祝学童学三岁,学佴将诣大史、大卜、大祝,郡史学童诣其守,皆会八月朔日试之。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能风(讽)书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有(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其八体课大史,大史诵课,取最一人以为县令史,殿者勿以为史。三岁一并课,取最一人以为尚书卒史。卜学童能风(讽)书史书三千字,诵卜书三千字,卜六发中一以上,乃得为卜。以为官□。其能诵三万以上者,以为卜,上计六更。缺,试修法,以六发中三以上者补之。以祝十四章试祝学童,能诵七千言以上者,乃得为祝,五更。大祝试祝,善祝、......
唐代罚俸制度论略
作者：张春海
在唐中后期,除了律文规定的五刑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处罚手段。对于官员而言,就有罚俸之制。这一制度最早出现在玄宗统治初期。先天二年(713年),玄宗敕云:“文武官朝参,着葱褶珂伞者,其有不着入班者,各夺一月俸;若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其行香拜表不到,亦准此。”[1](p463)当时罚俸和夺禄之制并行。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朝廷对俸钱进行了改革,“百官料钱,宜合为一色,都以月俸为名,各据本官,随月给付”。[1](p1654)这样,“以前常用的夺禄逐渐为罚俸所取代,且在适用范围上也日趋扩大,成为唐中后期一项重要的处罚官员的制度”[2]。关于罚俸之制,尽管学界已有一些研究①,但在一些问题上仍有待发之覆,本文将就此做些探讨,以就正于方家。一原因与影响罚俸的出现及其兴盛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背景,是唐宋之际社会和制度变革中的一环。隋朝建立后,为统合社会、整合文化,实行积极的汉化和儒化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新的刑律。儒家学说对王朝刑罚制度的影响极大。在儒家思想中,义和利常常是一对处于对立状态的范畴,孔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之后的儒学代表人物多持类似......
苏州状元谶背后的环境变迁
作者：孙景超
江南地区,人文渊薮,是著名的状元之乡,与状元有关的典故甚多。自宋代以来,苏州地区就广泛流传着“潮过夷亭出状元”的谶语,历宋、明、清诸代,屡有应验。其实出状元与潮汐是否越过夷亭之间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但这一现象却有着深刻的环境背景,它较为精确地反映了娄江(今浏河)的通塞状况。本文即以此为研究对象,揭示谶语背后所反映的环境变化,进而探讨历史文献资料在研究历史环境变迁中的作用。一状元谶的流传苏州地区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产生状元最多的地方,尤其是明清时期苏州的状元数量极多。据统计,仅清朝一代,江苏全省共有状元49人,占全国的40%以上;而苏州府的所在地(包括吴县、长洲和元和三县)就出了16名状元,如果再加上苏州府下辖的昆山、常熟所出的8名状元,则有24人之多,其数量超过了同样以出产状元闻名的浙江省。在此之前的明代,苏州的状元亦不在少数。①但在南宋之前,这里却从未出过一名状元。这一状况一直到南宋时期才被打破,而这又与当地流传的一句谶语“潮过夷亭出状元”有着密切的关系。南宋范成大《吴郡志》记载说:“吴郡自隋唐设进士科以来,未尝有魁天下者。比年,父老相传二谶:一曰‘穹窿石移......
严复与伊藤博文“同学”说探源
作者：皮后锋
1921年严复逝世后,中国社会曾长期流传着他与日本伊藤博文在英国“同学”的故事。1940年代以降,学术界对此进行了长期不断的考辨,业已澄清这一传说纯属子虚乌有之事①,近年虽有学者据伪作②重提“同学”之说,但并没有动摇学术界的共识,而这一传闻最初的信息来源仍无明确的答案。回溯严、伊“同学”说的形成,其具体过程大致为:1896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下简称“总署”)最早提出模糊的“同堂肄业”说,1921年陈宝琛继之明言严复有“日本同学”,1932年林耀华、钱基博再将“日本同学”具体化为伊藤等人而定型,1936年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又将定型之传闻推而广之。显然,总署与陈宝琛的说法是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关节点,值得进一步深究。有鉴于此,本文拟详细考察总署与陈宝琛的信息来源,并顺便讨论严复本人是否为“同学说”的始作俑者。①②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1)陶菊隐:《六君子传》,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249页;(2)王家俭:《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3)王民:《谈谈严复研究中的几处疏误》,《历史教学》1983年第5期......
严复文化观简论
作者：李卫华
一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激变的特定历史时段,呈现出纷杂不一的乱象。身处这一社会背景和历史阶段的知识分子,其价值取向也因中西文化的剧烈交汇与碰撞表现殊异,对中西文化的态度,既“弃”中“迎”西,又“守”中“拒”西。这种双重态度背后,有着深层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究其原因,深入观察就会发现,知识分子对西学的择取与对中学的离弃背后,存在一定的价值预设,即西方文化是西方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动力,而中国文化却应该对中国的步步衰败和遭受的众多屈辱负责。他们之所以迎取西学,多抱有以之作治世的工具来改造中国社会的期望和目的。在这一价值与心理预设之下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便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和固步自封,也显现出它对社会进步的阻碍。因此,检视中国文化之弊及西方文化之长,是当时知识分子对待中西文化的显著特点。然而,学习西方的思想是在一个由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的概念和范畴的框架内发生的,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于既定的文化之外。所以,我们不能忽略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群体和个体都内在于“文化圈”,受文化圈的影响和支配,并无法超越的事实。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无论是旧式儒家代表,还是留学海外新派......
《申报》禁邮及“自由谈”改版事件
作者：刘永生
报刊是中国近代史上新产生的大众传播工具,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对社会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晚清以来,历届政府皆力图控制社会舆论,而报刊媒体亦多不甘政府的控制和干涉,产生出种种反抗。这种控制和反抗的博弈,几乎贯穿了晚清民国的历史。本文试图以1932年的《申报》禁邮事件和“自由谈”改版事件为切入点,考察国民政府对舆论的控制与媒体的反抗。①一加强舆论控制的法律法规北伐结束,国民党树立了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后,便加紧了对舆论的控制,而“训政”和“党治”理论为其思想和理论基础。不同的政见自然沦为异端,受到压制和排斥。国民政府颁布各种法令法规,约束新闻媒介,以实现对舆论的控制。1929年1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常务会议通过《宣传品审查条例》,明确三民主义理论及国民党政纲是舆论界的最高原则。该《条例》认定的对“宣传品”的审查标准是:“一、总理遗教;二、本党主义;三、本党政纲,政策;四、本党决议案;五、本党现行法令;六、其他一切经中央认可之党务政治记载。”这些标准清楚地表明了国民党“党化”舆论的企图。而其所认定的“反动宣传品”则包括:“一、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二、宣传国家主义......
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作者：左双文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国民政府不得不对此前的外交路线进行调整,并制定新的外交战略,一是逐步改变对苏态度,谋求中苏外交的改善,在此过程中,国家利益需要与苏接近,中苏间的现实利益冲突与意识形态分歧又使国民党人疑虑重重,举棋不定,到日本大举进攻,急需苏联军援时,态度才日趋积极;二是在得不到英美法等西方大国的实质性援助时,积极争取德国援助,使德国在30年代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外部助力之一,德国军事顾问、德国军火对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整顿和发展,对国民党的“剿共”与准备对日作战,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对苏关系不同的是,在意识形态上,国民党人与德国不仅没有冲突,反而一度有意地向其法西斯的意识形态接近,如果德国能成为国民党人可靠的盟友,如果不是紧迫的国家利益驱使,国民党人与苏接近的动力就不足。然而,纳粹上台之后,德国与日本在战略上日益接近,对日外交日益置于优于对华外交的地位,并最终弃置中德友谊于不顾。在此过程中,是否要承认1932年非法成立的伪满洲国,成为考验德国对华态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国民政府为对付日本日益严重的威胁,将德、苏作为可以争取的重要两极,联德......
奉天省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析论
作者：刘会军;吕雪飞
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会,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它的产生,标志着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本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是选举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的一次重要实践。学术界对该国会选举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对选举法条文本身的释评,而对其实践过程尚乏具体考察。本文拟通过对奉天省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过程作深入的考察,对其选举实践进行分析、讨论,以进一步探察当时中国的政局和政治制度的走向。一众议院议员选举1912年12月中旬,中国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国会议员选举。奉天省也如期进行。众议院议员选举按照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施行细则》等法律、法规进行。按照《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规定,众议院议员按人口分配名额,每省人口按每80万可选出议员1人,人口不足800万的省份可选议员10人。但奉天省属于人口调查尚未完成的省份之一,而国会又亟待召开①,只好采取变通的办法,即众议院议员名额未按人口,而是“以清末各省咨议局议员数三分之一为定额”[1](p295~296)。奉天省咨议局议员为50名,因此众议院议员名额16......
从“成功行动”计划看美国隐蔽行动的基本模式
作者：舒建中
1953~1954年间美国密谋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成功行动”计划,在美国的冷战对外政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该计划的实施,美国不仅实现了通过隐蔽行动方式以维护后院并在拉美地区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目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成功行动”计划奠定了美国隐蔽行动的基本模式。因此,考察“成功行动”计划的基本政策策略和历史发展轨迹,无疑有助于正确分析并预见美国隐蔽行动的具体内涵与政策走向。本文将依据美国的外交档案材料,尤其是最新解密的中央情报局档案材料(新近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危地马拉专卷),对美国的“成功行动”计划及其构筑的隐蔽行动模式进行初步研究,以就教于同仁。基于冷战和遏制政策的考虑,并以消除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力量作为直接目标,美国中央情报局于1953年9月11日制定了旨在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隐蔽行动方案备忘录(以下简称“9·11备忘录”),由此构筑了“成功行动”计划的主体框架。按照“9·11备忘录”的政策设计,“成功行动”计划将是一个“公开和隐蔽行动相结合的总体的、全面的计划”,主要包括支持性官方压力、隐蔽宣传战和心理战及隐蔽政治行......
试析尼克松政府的西欧外交
作者：张志梅
在战后美国的对外关系中,西欧因其冷战“前沿阵地”的重要性和与美国的联盟关系而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战后美欧关系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呈现了明显的动态变化,反映了美欧力量的对比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美苏关系的微妙变化。在美苏冷战背景下,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由于西欧的军事安全和经济复兴依赖美国的保护及援助,因而美欧关系是家长式的;60年代中后期,西欧经济重新崛起,特别是欧共体的建立与发展,使西欧经济整体实力加强,因而该时期美欧关系表现了依赖与竞争并存的特点;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即尼克松总统上台执政的时期,由于越南战争及冷战对手苏联方面的原因等,美国的经济地位有所下降,美欧经济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加剧,并触及到政治关系,西欧盟国纷纷以不同的声音或行动表达要求平等和自主的意愿,甚至不满情绪。鉴于此,为了使美国的西欧外交适应新形势下的冷战需要及加强美欧联盟,尼克松政府对美国的对欧政策进行了战后以来的转折性调整,基本奠定了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对欧政策的基调,也由此奠定了尼克松西欧外交在美国外交史上的地位。国内学者在研究尼克松时期美国的......
实事求是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为中心的探讨
作者：王和
自拙文《再论历史规律》发表以后[1],先后收到许多朋友和业内专家的来电来信,除对笔者的观点表示赞同外,还就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商榷和探讨,这使笔者深为感动而又兴奋。这既表明了这些朋友和同仁对我的鼓励,也说明关于唯物史观的发展问题已经开始引起关注。而正是这种关注,才是唯物史观有可能重新焕发活力的前提。一段时间以来,虽然一些“坚持唯物史观”的议论看似颇为热闹,其实却多为一些空洞的指责,这些指责所导致的后果不但对提升唯物史观的实际地位并无实效,反而在事实上进一步损害了唯物史观的声誉。而对于学术问题开展健康的正常的商榷和探讨,才是学术发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来说,健康的正常的学术争鸣乃至学术批评越深入甚至越激烈,便对学术的发展越有利。所以,笔者真诚地希望能够看到对我所持有的观点进行有力反驳的文章,唯其如此,对于相关问题的探讨才能逐步深入。一笔者在《再论历史规律》的最后一节“发展唯物史观是中国国家与民族利益的现实需要”中,曾着重指出:唯物史观的具体内容虽然有很多,但涉及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只有两条:一是实事求是,一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列宁曾经有......
论明清时期《史通》的流传、整理和研究
作者：杨绪敏
明清时期是《史通》整理、研究最为兴盛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先后有十多位学者参与了《史通》的校勘、注释、评论和撮要等工作。傅振伦先生在《刘知几年谱》[1](p120~123)中曾简明地勾勒了唐宋以来《史通》的刊刻、版本及注释的简况。张新民先生在《史通评释诸本述略》[2]一文中,也曾简明地介绍了唐代至当代各种《史通》评释本的情况。其中自然涉及到明清两朝《史通》评释本的简况。而由于该文侧重于简略介绍《史通》评释诸本,因此不可能对参与《史通》整理、研究的学者及其代表作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唯有钱茂伟先生在其《明代史学的历程》一书中,对陆深与《史通会要》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3](p84~87),但对李维桢、郭孔延的《史通评释》、王惟俭的《史通训诂》等只是一带而过。因此可以说迄今对明清时期关于《史通》的整理、研究工作的总结还缺乏深度和系统性。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的总结和论述。《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由于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尤其是其中设有《疑古》、《惑经》等篇,对儒家经典及其所载上古时期的史事提出大胆怀疑和......
近二十年《清明上河图》研究述评
作者：张显运
北宋画家张择端创作的《清明上河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卷,亦称《石渠宝笈三编本》,以下简称《清图》),描绘了北宋末年开封汴河沿岸的繁华景象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场面,是我国古代绘画宝库中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风俗画,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不朽之作。作品自问世以来就深受文人、画家、学者的喜爱,对其研究的论著层出不穷。《河南大学学报》在20世纪80年代开辟了“《清明上河图》研究”专栏,对《清图》的研究功不可没。数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清图》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各种研究论著就达200多篇(部)。除对《清图》的命名、描绘的景色、所反映的地理位置、绘画传统、版本、作者等方面的研究继续深入外,对画面内容也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探讨,涉及到图中的酒店、药铺、广告招牌、房屋建筑、交通等。对《清图》的研究无论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远远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2005年10月,北京故宫博物院召开了“《清明上河图》及宋代风俗画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和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港、澳、台地区37位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美术史学者、建筑学专家云集一堂,就《清图》的传承、著录......
西汉中谒者制探论
作者：汤其领
谒者,初设于春秋战国时期,掌宾赞受事。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少府中置有中书谒者,另设中谒者府和中谒者职,中谒者制因之形成。汉初承秦制,仍置中谒者和中书谒者。西汉中谒者制的发展和演变一波三折,反映了西汉中枢行政体制的巨大变化,并对西汉王朝的政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学界论及者甚少,笔者不揣浅陋在此试作一粗浅探析。汉初承秦制,设“中谒者”与“中书谒者”,并置令以领之谒者,古时泛指传达通报的奴仆。春秋战国时谒者始成为国君通接宾客,掌管传达的近侍官。《韩非子·说林》载:“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之以入。”秦王朝建立后,在少府中置有中书谒者,另设中谒者府,置中谒者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庐、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六官令丞……又中书谒者、黄门、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焉。”另在20世纪90年代西安市北郊相家巷出土的秦代封泥中,发现有“中谒者”、“中谒者府”印(余华......
“十国”之说的由来
作者：王凤翔
在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之说由来已久,但其渊源如何,学界却不甚清楚。其实,“十国”之说并不是自五代即有之。这个概念有一个由提出到渐被接受的历史过程。今笔者不揣浅陋,试梳理说明之,以求教于方家。“五代”之名显然是由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中原政权实体的迁转延续而形成的。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伊始的建隆年间,大臣范质就删减五代实录,总成《五代通录》一书以献,即将梁、唐、晋、汉、周五朝并称为“五代”;(王应麟:《玉海》卷四六,广陵书社2003年影印浙江书局本)太祖乾德元年(963年),由王溥主持官修的《五代会要》成书,也以“五代”冠名。这都表明“五代”之说早在北宋立国之初就出现了,已经成为这段历史时期的标志性称谓。而“十国”之称谓在宋初并未形成,检索北宋前期成书的《旧五代史》、《五国故事》、《五代史补》等文献典籍,即可得知。《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是薛居正等在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奉诏撰成的。这部官方史书只是把在权力实体上保持很大独立性、可以子孙承袭的地方割据政权归入《世袭列传》。它们之中或与中原王朝直接对立,互不......
说“荷校”
作者：王雪玲
武英殿本《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云:“(建中三年四月)朱滔、王武俊与田悦合从而叛。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以军兴庸调不给,请借京城富商钱,大率每商留万贯,余并入官,不一二十大商,则国用济矣……甲子,诏京兆尹、长安万年令大索京畿富商,刑法严峻,长安令薛苹荷校乘车,于坊市搜索,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京师嚣然,如被盗贼。”(刘?等:《旧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三《新旧唐书五》“荷校”条认为,此文“荷校”一语中的“校”当做“杖”,(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国书店1987年影印上海文瑞楼本)但未云所据何本。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六九《新旧唐书一》“旧唐书各种本不同宜择善而从”条中,对其校勘《旧唐书》所用底本及校本均有详细说明,其底本是经沈德潜校勘之武英殿本,对校本有闻人本及叶石君(名万)、张石民(名原)校本。王鸣盛还进一步解释说:“窃谓校书之道,贵择善而从,徇今而媕陋,泥古而迂癖,皆病也。闻人本与钞本各据宋板,未见钞本必是,闻人必非;近本改易闻人本处亦有可从,观叶、张两家,大都荣古虐今,意见稍偏。予从阮姜村借石民本,从李禹定借闻......
国际关系演变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与中国对东西方世界之认知
作者：翁有为
一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史家的分期,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的开端;但是直到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时,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进入近代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一方面,从形式上看,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确实被动地、一步步地加入了西方国际条约体系;另一方面,中国朝野的主流并不认同甚至鄙视这种如同古代中原周边游牧民族政权那样的崇尚武不尚德的近代欧洲式的国际关系模式,在他们看来,西方世界值得中国学习的只不过是他们的船坚炮利的“夷”之技艺,至少西方的礼教文明是不如中国发达的。然而,甲午一役,使中国朝野上下从睡梦中惊醒,国人不再仅仅把西方的船坚炮利看成是优于中国的,而且西方的军事、政治、教育、科技和文化都是优于中国的,西方世界是“文明”的。因此,形成了中国向西方、尤其是向日本学习的强大思想潮流。可以说,中日甲午之战及其后的中国向西方及西化的日本学习的潮流,是中国主动进入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开始。要了解甲午之战的全面涵义,就要了解这种转折和变化是在什么样的国际与国内形势下发生的?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轨迹看,近代中国的历史与中国几千年来居于主导地位的历史相比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