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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11期部分文章摘要

信息来源: 暂无 发布日期: 2015-12-28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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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众史观
作者:郭德宏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一直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但是,由于缺乏中层理论和实证工作的支持,唯物史观的一些理论原则并没有得到贯彻,有的人甚至对唯物史观理论本身也存在一些绝对化和片面化的认识。在历史著述中,作为历史主体的民众的活动与贡献很少被提及,民众的生活状态和疾苦、业绩和贡献、利益、愿望、要求和呼声,以及他们对历史的看法,更很少得到反映。这说明,我们的史学研究还没有从固有的史学传统中走出来。正是因为这方面的缺乏,造成了史学内容的片面和单薄。随着时代的发展,转换研究的立场和视角,成为现时代对史学的呼唤,也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有必要提出民众史观。一民众:历史的主体不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被统治、被领导的一般社会民众总是占人口的大多数。可是在以往的历史著作中,民众总是被忽视的。一部二十四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帝王将相史,民众在其中被提到的地方微乎其微。梁启超就曾将二十四史斥之为“二十四姓之家谱”和“帝王之家谱”,认为“不扫君统之谬见,而欲之作史,史虽充栋,徒为生民毒耳,,①。自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人民群众被放在了重要的历史地位。在马克思、恩格斯......

明代抄袭之风与胡应麟对治学规范的讲求
作者:王嘉川
明代学风,向以空疏不实、玄博务奇著称,抄袭前人而掩为己有,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但也就是在抄袭风气盛行之际,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了对这种不良风气的明确而有意识的自觉的反抗,提出了治学规范的建设问题。这前后不同的两种态度,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属相反相成的否定之否定,体现了明代学风的自觉性进步。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在对明代抄袭学风嗤鄙贬责之时,却很少对明代学风建设的正面成绩予以关注,即使有个别学者如林庆彰在论著中对此问题有所涉及,但对明代学者讲求治学规范的具体实践行为,仍是语焉不详。有鉴于此,笔者撰成本文,请大家批评指正。一明代的抄袭之风明代学人,援引前人常常不注出典,以致有意无意地形成恶劣的抄袭风气。顾炎武祖父曾针对当时情况,告诫儿孙:“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但这针贬时风之语并没有改变学界群趋若鹜的风气,以致顾炎武愤慨而不无痛心地指出:“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吾读有明弘治以后经解之书,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者也。”①“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②如果......

引领潮流 培育人才——《历史研究》口述史的一个侧面
作者:王和
《历史研究》杂志于1954年创刊,1966年因“文革”爆发而停刊中辍,1974年复刊后延续至今。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和权威性的史学刊物,其在中国历史学乃至中国社会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或如笔者在(((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理论与方法卷》“序言”中所说:“不但是中国历史学在那一历史时期所经历程的缩影,反映着中国史学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发展道路;同时也是那段逝去岁月的总体时代掠影,体现着国家和民族跳动的脉搏。’心《历史研究》之所以具有今天的地位和影响,是几代学人和编辑不懈努力辛勤工作的结果,凝聚着他们共同付出的汗水和心血。为保留这些前辈学人和编辑们的珍贵经历和风采,笔者与《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全体同仁于2006至2008年间,通过对这些前辈学人和老编辑们的采访,根据他们口述的亲身经历和回忆的往事,以及他们的感受和体验,结集成(((历史研究)与中国史学—关于< 历史研究>的口述史》②。这本书在未来的出版将使读者通过当事者的回忆,了解那些隐藏在刊出文本背后的内容和历史。这些回忆或许平淡而普通,缺乏文学作品的惊心动魄和跌宕起伏,但由亲历其事者娓娓道来,却具有其应当......

年中置闰:先秦历法史上的重要改革
作者:郑慧生
一何谓历法上的“里阴”中国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兴旺发达的农业、驯养六畜的畜牧业、体系完备的手工业、频繁交易的商业……生产事业和经济的发展,刺激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了适时耕作,不误农工,各地都先后制订出自己的历法。所谓历法,就是根据天象安排年、月、日的方法。由于中国地域广大,族群众多,因而历法也种类繁多。经过战国动乱和政权的频繁更迭,各地历法的修订和实施也经常中断、停滞。到西汉时,流传下来的先秦古历就只剩下了六种。《汉书.律历志》说:三代既没,五伯(霸)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额项、夏、殷、周及鲁历。先秦六历,黄帝历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其他五历,都是阴历一一以太阴(月亮)绕地球运转一周为一月;或者又叫阴阳合历—以太阴绕地球一周为一月,以地球绕太阳(站在地球上的人看,是太阳绕地球)公转一周为一年。阴历每月约29.53059日,一年12个月,共计354.36708日,而阳历一年约365.24220日。两者比较,阴、阳年日数之差每年就是10.87512日。这每年所差的十天多,需要用闰月去补上。每年阴、阳年......

爱的天空:探索先秦人性论的感性之纬
作者:池桢
“情”在最近十多年来有关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中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乔尔·马科斯、安乐哲主编的《亚洲思想中的情感:在比较哲学中对话》和哈尔沃·奥弗灵编辑的《中国传统文献中的爱与情》两本书,比较集中地探讨了“情”这个主题。①两本著作的相同点在于:从比较哲学的观点出发,探讨东西方“情感”话语在表达和内涵上的不同,并试图修正以西方为中心的阐释。比如在《亚洲思想中的情感》一书中,陈汉生(Chad Hansen)尝试着通过对佛教出现以前的中国古典思想中“情”的涵义、变化等的研究来质疑所谓“民族心理学(folk psyehology)”普适性②;玛丽·博克奥沃则通过对论语中“礼”与“仁”的分析,对西方思想习以为常的“主/客观区分”模式在研究非西方思想上的适用性表示怀疑。③在《中国传统文献中的爱与情》中,各位作者探讨了“情”在中国历史不同阶段含义上的变化,试图找出能与英语中的emotion(感情/情感)对应的中国概念并为中国古代的“情”勾勒出一个概念性的历史轮廓。这些研究或直白或委婉地表达了一种善良的愿望:在有关“情”的理解上,突破长久以来霸权性的理性一激情二分法(reas......

清代巡检司时空分布特征初探
作者:胡恒
政区研究是传统沿革地理的主体之一,断代研究硕果累累,总的来看这些研究多围绕县及其以上层级展开,对于县以下基层区划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巡检司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作为国家控制基层社会的有效手段,清代延续了前代的巡检制度并加以调整,使其在地方行政中初步具备“准政区”功能,是清末至今“县下设治”的源头之一。对清代巡检司及其在近代流变过程的考察是解开县下政区起源的一把钥匙。①一巡检司的设t与变革作为官称的巡检司大体出现于中晚唐,迭经宋、元,至明发展到最高峰。②巡检司作为最基本的基层管理机构,明末已有逐渐缩减的趋势①。清代人主中原,制度上承明余绪,在关津险要之地、市镇发达之区、人口繁多之域对巡检司或保留、或裁撤、或增置、或移设。裁改之举始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②。自此以后,裁置无常,其总数则维持在1000个以内,宣统末仅余951个③,较明代已有显著减少④。清末实行官制改革,县下拟分区并设区官,成为近代意义上基层政区的开始。另外又添设警局,专司治安,巡检司等佐贰的分防功能被彻底肢解,延至民国初年被全部裁撤。兹就清代各时期巡检司沿革状况列表如下:衰1油代各朝巡检旬橄,变......

李希霍芬与《李希霍芬男爵书信集》
作者:郭双林;董习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势力的不断人侵,一批又一批带着不同目的的传教士、商人、军官、专家学者蜂拥来华考察,搜集了大量中国各地的经济、军事情报。在这些人中,来自普鲁士的李希霍芬尤其引人注目,这不仅仅因为他是第一位对中国地质进行科学系统研究的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由于其历时4年时间,足迹几乎遍及全国,搜集了大量的矿产、商业、交通、军事情报。国内对李希霍芬的认识和研究,最主要的是在地质学界。1933年,值李希霍芬百年诞辰之际,翁文顺和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Seven Hedin)在《中国地质学会会志》(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少of China)分别发表了英文论文《李希霍芬与中国之地质工作》(RICHTHOFEN AND GE(兀OGICAL认心RK IN CHINA)和《斐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 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以纪念李希霍芬对中国地质学的奠基性贡献。①随后,学界对李希霍芬的研究陆续展开,有的学者强调其作为殖民侵略学者的身份,重点讨论其为殖民者掠......

清末民初恽毓鼎与梁启超关系述论
作者:杨齐福
挥毓鼎①,字薇孙,又字澄斋,1882年考中举人,1889年考取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国史馆提调、日讲起居注官、讲习馆总办、编书处总办、宪政研究所总办等职,民国后赋闲在家,以行医卖字为生,是清末民初典型的士大夫。而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重要思想家和政治家,宣扬民主思想,传播西方文化,推进政治变革,在当时历史舞台上风云一时。然而,在瞬息万变的特定历史时期,这两个代表不同历史发展方向的人物却因历史际遇而扭结在一起,从而凸显出清末民初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一清末挥毓鼎与梁启超的思想交往20世纪初,世界潮流激荡,梁启超自语“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人”①,遂撰写文章,传播西方学说,成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其文犹“雷鸣潮吼,态唯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②。作为典型传统士人的挥毓鼎也被梁启超的论著所吸引。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西方文化大行其道,梁启超借机广泛涉猎西方思想学术学......

晚清议设巡警道初探
作者:彭雪芹
1907年7月7日,清廷发布直省官制改革上谕,在各省添设巡警道。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管理一省警政的专职部门,是近代警察体系形成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它以突破固有官僚体制而出现,是晚清外官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巡警道由提议到最终设立,经历了诸多波折。分析议设巡警道过程中肯定或否定的种种声音,可以了解不同部门与个人的观念差异与利益考量,及其对官制变革进程与样态的影响,认识警察制度在中国逐步确立的过程,进而具体而深人地体会晚清制度变革的复杂曲折与步履维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中国近代警察史政制史的研究日益增多,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然因关注问题不同,现有近代警察史与政制史的相关研究中,偶有涉及晚清巡警道设立及职掌的简略论述,但对其设置前的筹议过程尚无人关注。①本文梳理议设巡警道的经过,从这一具体事例,来认识晚清外官改制的准备,以期对清季制度革新的了解有所深人。一初议:司道之间中国古时并无警察。传统体制内,社会治安的维持,主要依赖于地方驻军、州县衙署中的差役、巡检以及保甲制度等。它们或带有军事性质,或不属正式行政系统,与警察建制迥异,且功能悬殊。庚子之后,受西学与......

孙中山民生思想中的资产权属理念
作者:杨天宏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思想体系中最具“社会革命”特色的部分。相关研究成果甚多,毋庸赘举。大抵而言,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研究倾向强调孙中山民生思想中的“社会主义”色彩,而所谓“社会主义”,落实到经济领域,其资产权属自然是公有或国有。至于私有经济在孙中山民生思想中的比重,则很少有人意识到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直到1986年,李时岳撰写《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的十大问题》一文,才将所有制作为“大问题”提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先生提示的“十大问题”中,有4个与所有制问题相关①。这些问题对于研究孙中山民生思想极具建设性。二十余年来,相关研究成果不少。但是,在孙中山民生思想中的资产权属这一关键问题上,却一直未能取得突破。这个问题涉及两个重要的认识层面:一个是土地所有权问题,一个是企业所有制问题。关于前者,学人大多认为,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手段是“土地国有”,在逻辑上自然不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关于后者,学界通常认为,孙中山是想通过国有制手段来“节制资本”,对抗“资本家阶级”,其构想中的资产所有制在主体上属于“国有”性质。综合两方面认知,研究者倾向认为,孙中山是要建立一个......

论近代英国政党政治的兴起
作者:刘金源
政党政治发端于英国,作为政治史研究的热门领域,国内学术界在英国政党政治研究方面已有不少论著发表,但这些论著关注的重点,大多是1832年议会改革后,即自由党和保守党形成之后英国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而对于政党形成之后,即近代早期的政党政治缺乏足够的关注。①究其原因,不外乎此间的政党政治与王权、宗教、王位继承等问题搅合在一起,其发展主线较难理清。事实上,英国现代政党政治与近代早期政党政治一脉相承,两党的起源及早期政党政治的兴起,为后来英国政党政治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考察英国政党政治的起源问题,明晰早期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我们深人把握现代英国政党政治的发展脉络以及英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向。一托利党与辉格党的诞生政党政治的主体是政党,没有政党就谈不上政党政治。从起源学角度看,政党的前身一般都是政治派别或政治集团,早期的政党无一不是由派别或集团演化而来。那么,政党与传统政治派别或集团的根本区别何在呢?这就涉及到政党的概念问题。学术界对政党概念的探讨可谓众说纷纭。埃德蒙·柏克(EdrnundB盯ke)认为:“政党是一些人基于一些一致同意的原则组织起来......

欧洲中世纪三大特性与现代化起源
作者:刘成
韦伯认为,从封建的欧洲向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的转变是一个特例。沃勒斯坦也认为,只有欧洲成功完成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①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只有西欧成功地实现了从资本主义萌芽向真正的或现实的资本主义的过渡,进人完成形态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最早是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形式出现的,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但是,现代化或资本主义为什么最早在欧洲实现,学术界的分歧却很大,研究路径也多种多样,有关成果不一而足。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欧洲中世纪社会的三个特性与现代化的关联性这个角度,重新审视现代化的起源或资本主义从“潜在形式(萌芽)’,②实现为现实形式的问题,以求教于方家。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封建制度或封建制)的内涵具有自己的一些特性。布洛赫对欧洲的封建主义是这样定义的:“依附农民;附有役务的佃领地(即采邑)而不是薪傣制的广泛使用—薪傣制是不可能实行的;专职武士等级的优越地位;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的服从一保护关系—这种关系在武士等级内部采用被称做附庸关系的特定形式;必然导致混乱状态的权威分割;在所有这些关系中其他组织形式,即家族和国家的存留—在封建......

秦汉时期的“赐民爵”及“小爵”
作者:刘敏
一西峨定生的相关研究编户民拥有爵位,即爵位非贵族化,是秦汉二十等爵制的最大特点,此问题历来被学术界重视和关注。除了因军功或事功而被赏赐爵位者外,绝大多数编户民的爵位,是通过皇帝对天下普遍赐爵而获得的。尤其是在和平时期,普遍赐爵是编户民占有爵位的主要途径。因此,赐民爵的相关问题,特别是赐民爵的对象和范围,成为秦汉二十等爵制研究中的重要一环。而这方面最有成就的学者当属日本已故历史学家西搞定生。20世纪60年代,西搞定生在其代表作《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①一书中,对“赐民爵”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卓见迭出。如对文献中两汉420年间共90次的赐爵情况进行了梳理,并结合当时所能见到的简犊史料做进一步的考订分析,研究极其细腻。对于秦汉(主要是两汉)时期赐民爵的对象和范围,西偏的结论是:“赐爵对象是编户良民”,“并不一定限于家长”,而是全体编户良民男子。尤其是他认为,“民爵赐与是对小男亦即14岁以下男子即已实行”①。这个认识非常重要,但长期未被国内学术界所重视,亦少有正面肯定或反面否定的直接回应。关注秦汉爵制的中国学者基本还是固守古人留给我们的传统看法......

《秦汉时期的“赐民爵”及“小爵”》读后——兼论汉代爵制与妇女的关系
作者:朱绍侯
一关于“小醉”刘敏的大作《秦汉时期的“赐民爵”及“小爵”》,我先睹为快。在这篇论文中,刘敏根据《里耶发掘报告》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资料,解决了“小爵”是未成年人所获得爵位的总称及身高与大男、小男、大女、小女身份有关的问题,论证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因此,我宣布放弃以往认为小爵是二十级爵制中第四等级(公士至不更)总代称的意见。但还有两点说明:一是我放弃小爵是二十级爵制中第四等级总代称的意见,而仍保留在军功爵中有四大等级划分的意见,因为在刘韵的《爵制》及《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都有资料证明爵制四大等级的存在。至于第四等级(公士至不更)的总称,是否如刘肋所说被称为“士爵”,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或新资料的发现。二是说小爵是未成年人得爵的总称,但不能证明两汉每次赐民爵时,未成年人都有机会获得爵位。两汉赐民爵既复杂又具体,大体有三种情况。(l)赐天下男子爵一级(或二级、三级)时,大概未成年人也有份,但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军功爵制初建时,只有建立军功、事功的人才能获得爵位。商鞍时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①司马贞《索隐》:“谓宗室若无军功,不得......

九店楚简《日书·相宅》辨析
作者:刘金华;刘玉堂
在已经出土的简犊资料中,日书是重要的历史文献。所谓日书,乃是当时民间社会用于推断时日吉凶的数术书,其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目前已经出土的日书资料多达十余批,包括20世纪80年代湖北江陵九店战国晚期楚墓(M56)所出。该简内容可分为15组,其中第7组叙述修建住宅及所处方位对人所能产生的吉凶后果,故名之日“相宅”。这并非首次出现,云梦睡虎地秦墓(Mll)出土的日书中也曾有相关内容的发现。对九店楚简《日书·相宅》的研究,目前有关文字释读与考释占了较大比重①。除文本的继续考释外,笔者拟就其择吉方法试作讨论。一《日书·相宅》的文本考释相宅篇竹简的保存状况不很理想。根据《九店楚简》一书,共残存15支简,竹简编号为45一59。为便于分析,我们将简文移录如下:凡得坦、豉邦、作邑之寓:盖西南之寓,君子居之,幽思不出。北方高,三方下,居之安寿,宜人民,土田骤得。盖东〔南〕之寓团45口爽。西方高,三方下,其中不寿,宜人民,六扰。盖西北之寓,亡长子。北、南高,二方下,不可居,是谓口土聚口见吉。东北有口口团46东、南高,二方下,是谓虚井,攻通安。中坦,中口......

工业革命:从生物能源向矿物能源的转变
作者:舒小昀
根据探讨主题的不同,工业革命的研究可以分为社会变革学派、工业组织学派、宏观经济学派、技术学派、能源学派、消费学派。本文将从能源的角度来考察英国工业革命。人类的物质需求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能量需求。在农业社会,为了获得生存的能量,人一方面通过农作物来利用太阳能,另一方面通过生产转换其他能量来创造人们所需要的动植物能量,开始利用诸如动物、风力、水力之类的机械能量。工业革命引发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技术变化,兰德斯称为“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①。能源利用方式和种类的变化被认为是工业革命的核心。“工业革命的本质特征简单明了,质言之,工业革命包括生产过程中新能源的利用”②。煤是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卡梅伦称“煤炭和人力资本是工业革命的两个基本要素”③。工业革命拓宽人类改造和利用能量的范围。剑桥大学人口研究小组强调,工业革命使人类从利用有机能源跃进到无机能源。“有机”指一种完全天然特产或农作物的经济,“无机”则指一种不单纯依赖上述资源作动力和原料的经济。工业革命以前的英国经济是一种发达的有机经济,正是由于17世纪在有机经济方面的优势,英国才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在无机......

释《仪礼》“凡堂上之拜皆北面”之义
作者:杨天宇
一《仪礼》凡堂上之拜皆北面举例《仪礼》中所记堂上拜礼,有一种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理解的仪节,即宾主二人行拜礼,并非相向而拜,而是都面朝北拜。故清人凌廷堪在其《礼经释例中》卷l《通例上》中,总结出这样一条礼例,日:“凡堂上之拜皆北面.”(见《清经解》第5册)兹举例如下。《士冠礼》记孤子(嫡子而无父者)之冠礼有曰:“凡拜,北面于昨阶上。宾亦北面于西阶上答拜。”(《十三经注疏》本。按本文凡引《仪丰L》皆见此本,下不复注)按孤子行冠礼,则此孤子自为主人,面朝西立于昨阶之上、东序南端;宾则面朝东立于西阶之上、西序南端(参见《寝庙图》)。凡孤子向宾行拜礼,都是在昨阶上面朝北而拜;宾则在西阶上面朝北回拜礼。敖继公说:“此宾主相拜之正位也。”((仪礼集说》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密庙圈西房.宜户东房票誉堂誉毒《士昏礼》记纳采之礼有曰:“主人以宾升,西面。宾升西阶,当阿,东面致命.主人昨阶上北面再拜。”按这里的主人是指女父,宾则是男家主人派出的使者,即媒人。主人的位置在昨阶上,面朝西而立,宾则在西阶上、上当阿(即屋栋,屋的中脊)处.宾面朝东致辞说明来意后,主人则在昨阶上面......

关于刘邦“自梁徙丰”
作者:龚留柱
关于刘邦家族在居住丰沛以前的来历,《史记》、《汉书》以及书中几种原注的说法不同,也造成后人理解的歧异。陈苏镇先生在《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认为,刘邦是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年)生于魏都大梁(河南开封),在秦王政灭亡魏国后,于公元前225年随魏国遗民东迁丰地(江苏丰县),这时他已经32岁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但这种看法与史书的相关论述抵悟之处甚多。首先慰汉书》卷三四《卢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下同)的记载:卢编丰人也,与高祖同里,给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给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给壮,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羊酒。这证明刘邦从出生到成年(壮)再到“学书”(识字习律文)和试吏等一系列经历都是在沛县丰乡(邑)中阳里,至少他本人没有经过“自梁徙丰”。还有一个旁证,《汉书》卷一《高帝纪》记刘邦晚年衣锦还乡,他自己说:“丰者,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古代汉语中,“生长”和“妻子”等是一样的复指词,既包括出生的“生”也包括成长的“长”,而后者既包括“妻”也包括“子”.陈先生的看......

唐武宗会昌灭佛中寺院及僧尼留存情况
作者:方胜
唐武宗会昌年间(841一84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佛教史上称为“会昌法难”。会昌五年(845年)灭佛运动达到了高潮,一年之内朝廷颁布了多条与之相关的诏救命令,对各州郡佛寺的废存、僧尼的去留等问题进行了限制和规定,对灭佛的原因和取得的效果进行了说明。但历史文献对这些诏救的记载多有出人,前贤已对其中的部分问题进行了考辨,如灭佛后朝廷下诏公布成果,提到还俗僧尼26万余人以及奴脾15万人都收充两税户,崔明德先生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还俗的僧尼、奴蟀始终没有全部成为国家的两税户。”(崔明德:《唐武宗会昌五年八月诏书辩误》,载《甘肃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张箭先生分析总结了会昌禁佛的特点与影响,对籍没的寺田数量、还俗还籍还乡转为税户的人数进行了详细考辨,得出的结论也与诏书所记不尽一致。〔张箭:《三武一宗灭佛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第三章,四川大学历史系2001年〕笔者不揣谨陋,试对灭佛运动中寺院及僧尼留存情况略做分析,并求教于方家。一会昌灭佛中毁废寺院及还俗僧尼的数t《旧唐书·武宗纪》载:会昌五年夏四月,“救祠部奏括检天下寺及僧尼人数,......

抗日民主政权的人权立法
作者:李青
20世纪伊始,中国的思想家、改革家就注意到用法律的形式保护人权的问题。沈家本在修订《大清刑律》时便提出了废除奴脾制度、禁止人口买卖的改革主张,并试图加以法律化,这是人权人律最早的一页。其后,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以大总统令的形式宜布废除贱籍贱民、废除奴蝉制度、革除人口买卖陋习,宣布取消清朝“大人”、“老爷”等称号,这是用法律保护人权的又一重要成果.至30年代初期,针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一些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社会活动家,如罗隆基、胡适等提出了保护人权的口号,用以向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但是,真正保护人权,使保护人权法律化的乃是抗战时期抗日民主政权颁布的保护人权、财权等条例,使人权保护真正获得法律保障.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光辉的历史篇章,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民主立法提供了先进经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为了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动员广大民众,在民主建政、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方面,进行了许多制度创新。其中,关于人权立法方面,突出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在民主建政方面的重要成果。值得提出的是,抗日民主政权赋予抗....

《史学月刊》现行注释规范说明
作者:
《史学月刊》现行注释,采用页下注格式。兹分中文图书、期刊、报纸、未刊文献、外文文献五类加以说明,其中外文文献注释格式将另行发布。凡作者投稿时,请按此规范之各项要求注释。同一篇文章内,征引同一文献的注释重复出现时,从第二次出现开始,省略版本信息,仅注作者、书名、卷页。表示页码范围的连接号,用“一”号。1.图书征引图书的基本项目及顺序:①责任者姓名与责任性质;②书名;③卷册数;④出版者及出版时间;⑤页码。第二次后征引同一著作时,省去出版者及出版时间,翻译图书同时省去作者国别和译者。(1)责任者及责任性质。如果是撰著,在姓名后直接加冒号,如果是编、校注等其他形式,需在姓名后加编、校注等字样;责任性质不同的责任者,中间用逗号隔开;责任性质相同的两个或三个责任者,中间用顿号隔开;有三个以上责任者时,只取第一责任者名字,其后加一“等”字。责任者为机构、团体等时,表示方法与个人责任者同。外文著作的中译本须标明原著者的国别,用小括号表示,置于汉译姓名前;翻译者作为第二责任者置于汉译姓名之后。例1: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