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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是/应该”问题看传统史学理论中的现代因素
作者：向燕南
一“是/应该”问题在西方哲学中的提出“是”与“应该”之分的问题(is/ought gap),亦称“‘事实’与‘价值’”之分问题,或“休谟的法则”问题,是西方哲学对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进行逻辑区分时提出的命题。在西方主流哲学中,“是”(is)与“应该”(ought)虽然都是事实判断问题,却常常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活动而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其中前者讨论的是事实是否是“真”,是对事实存在的描述性陈述,它陈述描述世界“是”怎样的,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后者讨论的是事实是否为“善”,是对事实的价值判断,它规定世界“应该”是怎样的,属于道德论的范畴。追源溯本,“是/应该”(is/ought)的问题,虽然从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提出“德性就是知识”的命题时就已蕴涵了争论的因子,但是真正就“是”里能否推导出“应该”,明确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讨论,则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休谟(Hume,David.1711～1776)。作为经验论哲学家和怀疑论者,休谟在他的名著《人性论》第三卷《道德学》第一章之第一节《道德的区别不是从理性得来的》的附论中指出,在他遇到的每一个道德体系中,......
晚清学人“国史”观念的演变与影响
作者：刘雅军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剧烈的时代变局中,一方面,传统史学经历了个别史事丧失意义乃至整体遭遇否定的过程,另一方面,受西方史学观念影响,晚清学人从新的阐释角度赋予“国史”更重要的价值和责任。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多从通史编纂形式、方法的近代化或通史编纂与民族国家建构之关系等角度介绍某些代表人物的“国史”观念,而对整体的演变过程及其促成因素,则缺乏系统的分析和论述。至于其与“时代当务之急”,即传统文化的反省与清理有何关系,更鲜有提及。①然而,这一问题,对于传统与近代能否顺利衔接,却极为重要。也就是说,面对日益强势的西方文化,一般国民需要清晰的“国史”认识来安定心志、知所自重,以便在发展传统与习俗的基础之上,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近代化。但是,晚清学人能否通过“新国史”观念清晰呈现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和演进特征?能否通过“新国史”写作明确区分传统文化各个方面的有益和腐朽成分,为一般国民提供“心有所主”的历史认识和变革方式?本文将尝试分析论证。一时代变局与传统史学的衰落晚清学人多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描述其时代,表明传统与当下的巨大差异。在剧烈的变局中,世代之间的经验......
论环境政治史的合法性
作者：刘向阳
环境史作为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内部有许多值得深入开拓的次分支领域,环境政治史就属其中之一。对于环境政治史的定义,笔者曾撰文指出它就是在环境史的总体话语体系内,以政治史理论为指导,在人与环境关系基础上,揭示环境因素介入政治生活引发的政治和环境互动状况的一个亚领域。①基于以塞缪尔·黑斯为代表的环境史家有关环境政治史的实证研究,结合国内学界的反应,笔者认为对这种理论建构的合法性作充分的阐释,尤有必要。本文拟从其史学来源、现实需要和学科自觉三个层面,予以论述。一环境政治史的史学渊源环境政治史作为环境史内部一个研究领域的出现,是研究者在史学发展过程中基于现实问题创新和建构的结果。那么,这种建构能否在史学的流变中找到其来源呢?对此,我们可以在环境史自身的演进脉络中寻找答案。美国环境史家唐纳德·沃斯特曾言,当我们将19世纪的史学同20世纪中演变了的史学相比较时,其间差异令我们咋舌……下一步将是什么?如果史学要保持它的读者,它就必须不断创新。②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史,作为二战后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沃斯特所言的史学必须创新的逻辑结果,而且是他本人对历史......
宋代社会自由度评估
作者：程民生
一般而言,社会的演变是一个自由度逐渐扩散的过程,是自由度平均值逐渐提高的过程。自由度与社会发展成正比,社会越发达,自由度要求越高,反之亦然。宋代有着古代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显然与其社会自由度有着密切关系。由于未见有学者从这个角度予以论述,所以本文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不仅是进入了一个新领域,而且更有益于对宋代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深入认识。一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首要的人权。言论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然而国家可能仍然处罚某些具有破坏性的表达的类型,如明显地煽动叛乱、诽谤、发布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秘密等等。保障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基本权最经典的立论为:这是发现真理的根本。宋代的言论自由度有多大呢?主要看其能否议论朝政、批评官员以及皇帝。先从底层谈起,考察民间百姓言论的自由度。宋仁宗时的一天,宋祁来到开封郊外观赏,见到一位老农便上前作揖并问道:“丈人甚苦暴露,勤且至矣!虽然,有秋之时,少则百囷,大则万箱,或者其天幸然?其帝力然?”老农大笑之后,说了一段令人惊骇的话:何言之鄙也!子未知农事矣!夫春膏之烝,夏阳之暴,我且踦跂竭作,杨芟中,以......
北宋“守内虚外”国策质疑
作者：李合群
北宋时期,外有辽与西夏对峙,国内各种矛盾突出。面对这种内忧外患局面,史学界普遍认为宋廷采取了“守内虚外”之国策。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中国史纲要》中即提出此观点①,后来诸多史书亦沿用此说。近年来又有学者撰文分析了这一国策产生的原因与后果②,更有人对北宋与南宋“守内虚外”的不同之处予以探讨③,北宋“守内虚外”之说似乎已成定论。但是,若考诸史料,北宋并未提出此说,亦未照此执行。相反,北宋“守内”之武力相对薄弱,“守外”之力量却不断得到加强。一“守内虚外”说的由来及内涵界定早在北宋建国的第二年(961年),赵匡胤为了防备地方拥兵自重,危及皇权,即接受了赵普对方镇“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④的建议。在乾德三年(965年)八月,“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⑤,目的是“宿重兵于京师,以消四方不轨之气”⑥。此可视为宋太祖的“守内”之举。至太宗朝,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曾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与雍熙三年(986年)两次伐辽,但是均告失败。此后太宗锐气耗尽,宋军亦“不敢北向”⑦,对辽转为守势。太宗曾于端拱二年(989年)正月“诏文武群臣......
清代独子兼祧制度述论
作者：孔潮丽
独子兼祧是以一子兼承同父兄弟两房宗祀的特殊继承方式,又称“一子两后”或“一子两祧”。清代以前,民间已经事实上存在有“一子两后”的习俗。独子兼祧作为固定的国家制度始于清代乾隆朝,并于嘉庆、道光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清末《大清民律草案》继续认可独子兼祧的合法性①。直到今天,某些地区仍然保留有独子兼祧的习惯②。独子兼祧制度在清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上起皇帝、官僚贵族,下至普通百姓,都有可能受其影响。遗憾的是,这种特殊的继承制度未能引起学者们足够的关注,专门深入的研究尚付阙如③。本文拟就独子兼祧制度的形成、独子兼祧制度的内容以及独子兼祧制度的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一独子兼祧制度的形成独子兼祧制度的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汉魏时期。汉代诸儒曾针对“大宗无后”,小宗独子“当绝父祀以后大宗不”,形成了“大宗不可绝”和“大宗有绝”两种对立的观点。前者认为小宗独子应出继大宗,任小宗绝后;后者主张小宗独子应自承本宗,任大宗绝后。汉魏学者田琼独辟蹊径,提议小宗只有长子而无支子时,“以长子后大宗……后以其庶子还承其父”。①独子兼祧的本旨是“一门两不绝”,“按世界......
黄河铜瓦厢改道后的新旧河道之争
作者：贾国静
明清以降,为漕运计,河务受到空前重视。不但设置了由中央直属的河督负责河务,而且还每年从国库中拨付帑金用于治河,其数额几乎占当年整个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左右。此外,如果遇到决口等重大险情,还另拨帑金,“多者千余万,少亦数百万”①,有时甚至派钦差大臣前往督战。因此,在清前中期,中央与地方以及各地方之间在河务问题上尽管存有矛盾与冲突,但基本能够保持一致。然而延及晚清,政局急剧动荡,国家发展战略发生了转移,河务随之失去了昔日的殊荣而变成一块“烫手的山芋”,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遂成为主要方面。这在咸丰五年铜瓦厢改道引发的新旧河道之争问题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咸丰五年六月二十日(1855年8月2日),黄河在河南兰仪铜瓦厢决口后,朝东北方向,在山东阳谷张秋镇穿过运河、大清河入渤海。这不但严重影响了关乎京畿供应的漕运,而且黄河还自此结束了七百多年南流入海的局面,形成了历史时期的第六次大规模改道。此后,徐、邳河道断流,沿线水灾顿减,而铜瓦厢口门以下尤其是山东境内,黄河如脱缰野马为害百姓,黄泛区正常的生产生活根本无法进行下去。这引起了清廷上下的普遍关注,并很快形成了“改道派”与“复......
晚清的赈捐制度
作者：赵晓华
赈捐,也即因赈灾而举行的捐纳或捐输活动,是中国历代捐纳制度和救灾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历代救灾制度的集大成者,清代更是将因赈捐纳逐步制度化、系统化。晚清以来,在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下,捐纳大开已成清政府卖官鬻爵、饮鸩止渴的重要表现,因灾捐纳也成为中央及地方官府进行灾荒救济的重要手段。近些年来,学界对于晚清捐纳制度已经进行了相当的宏观探讨①,但是,对其中的因赈捐纳制度,只有牛敬忠对同治十年直隶水灾、光绪二年福建水灾、光绪初年华北大旱灾等三次大赈中的捐纳制度做了相关研究②,总体来看,对晚清赈捐制度特点及变化、影响等等,还缺乏相应的深入探讨。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晚清赈捐制度整体状况、实际效果等方面的探讨,对晚清救灾制度及其与财政、吏治等方面的关系寻求新的认识。一晚清赈捐制度概况按照清制,捐纳分为现行事例和暂行事例;现行事例也即常捐,为清政府常设的捐纳项目;暂行事例则为因军需、赈济、河工等在一定时限开设的捐纳活动。根据姜守鹏先生的考证,清代自顺治至道光二十年,因赈济开设的捐例达十四次。③清前期开设赈捐的原因,补充财政之不足似乎还不能作为全部解释。时人曾言:“圣朝......
新启蒙运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说
作者：张艳
新启蒙运动发生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是一批左翼文化人有感于国难危机,为配合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北平、上海等地发起并得到部分中间知识分子响应的一次思想文化运动。近年来,新启蒙运动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一些学者对其产生原因、发展经过、内部思想分歧以及它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影响和迅速夭折的原因等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①,不仅澄清了某些史实,而且对该运动有了比较客观和全面的评价。不过,通过阅读史料,笔者觉得对于新启蒙运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识和评说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尤其是关于这一运动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的问题学术界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一些探讨。一对五四的价值评判:从否定到肯定在国民革命期间,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把五四运动视为一场反帝爱国的革命运动,而且把它同以往的民主革命相区别,强调其“世界革命”的背景。这一判断预示着共产党人将开掘出五四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划时代”意义②。四一二政变后,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共产党人认为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苏维埃时期”,要确立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权独裁制”......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群体构成之考察——以河南为中心
作者：翁有为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度的行为主体主要是其专员,而专员群体的状况,也是考察这一制度实施状况的重要指标和根据。本文拟通过从考察专员的经历、所受教育、地域来源、任职年龄结构等状况的角度,分析这一群体的整体状况如何,并试图由这一状况对专员制度运行乃至其政权系统有何种影响作出评价。一专员群体的学历和经历情况专员群体为数甚多,由于资料限制,难以无遗漏地掌握所有专员的情况,因此,拟以河南省为主,辅之以有关省区的资料,作为讨论的基本材料。下面由河南按区将专员的有关情况列表。表1河南省第一区历任专员学历、经历表(1932～1949)①任届姓名学历主任专要员经历前任主要专员经历后第一任孟广澎学保堂定毕高业等开封道尹;河南省政务厅厅长兼理河南省省长;山东省政府秘书处第二科科长湖北省民政厅厅长;成都行辕第二处处长;四川省政府秘书长第二任阮藩侪不详县长河南省第二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第三任罗震学保校定毕军业官中将参谋长;宁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河南省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任河南省政府委员兼中将保安司令;“国大”代表;河南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南文史馆馆员、开封市政......
1971年南亚危机与尼克松政府的对策
作者：王琛;王苏礼
有关美国对1971年南亚危机的“偏袒”政策,美国学者一直褒贬不一,伯克、巴恩兹等人基本上持肯定态度。①范·霍伦等人极力反对,乌萨、沃尔特、华纳、麦克马洪等学者则表示质疑。②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印巴两国学者的立场则泾渭分明。③本文利用美国新近解密文件及其他资料,从尼克松现实主义均势战略以及国际关系的全球层次、地区层次与个人情感等因素相互影响的角度加以考察,试图得出新的结论。一南亚危机的背景与危机前美国的南亚政策1971年南亚危机是印巴分治前民族与宗教仇恨、分治后印度称雄南亚的强烈愿望、冷战下的大国争夺、巴基斯坦东西之间的尖锐矛盾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美国战后在南亚致力于维持印巴均势,与苏联展开激烈争夺。正值南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之时,美国1960年代中期之后却陷入越南战争,其干预南亚的愿望和力度均在持续减退。南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历史上矛盾尖锐,加之英国“分而治之”的政策,使穆斯林联盟的领袖真纳主张穆斯林居多的西北及东部诸省脱离印度。印巴分治严重削弱了印度在南亚的地位,沉重打击了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等人统一印度的诉求。印度领导人不能容忍巴基斯坦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分......
前平肖时代美国的森林资源保护思想
作者：侯深
1876年,25岁的德国林业管理者伯恩哈特·弗尔诺(Bernhard Fernow)追循爱情的足迹,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当其未婚妻告知友朋,弗尔诺乃是一位林业管理者(forester)时,她们好奇地问道:“何为绿林豪杰,可是劫富济贫的罗宾汉?”弗尔诺进而察觉,这种理解在美国民众中极为普遍。①当踌躇满志的弗尔诺置身北美莽莽林海之时,他发现,规划管理欧洲森林二百余年的科学方法,在此间全无用武之地,故而被迫转行数年。但是,仅仅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情况便已大不相同。“林业”(forestry)一词频繁出现于美国各大报刊,森林资源保护成为中产阶级沙龙晚宴、俱乐部的时髦话题,森林保护的倡导者则活跃于朝野上下。弗尔诺年轻的美国同行,甫自法国国家林业专科学校归国的吉福特·平肖(Gif-ford Pinchot)适逢其会。自1898年始,平肖担任农业部下属的林业署(the Forestry Division)主任,真正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也开创了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平肖时代。平肖之秉性、爱好及其国家利益至上的信仰皆与极具拓荒精神、爱国热忱的西奥多·罗斯福相契合,因此二人私交甚笃......
新时期的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研究
作者：郭常英;李爱勇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与我国学术界的发展繁荣同步,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研究也掀起了高潮。多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堪称成绩显著,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些都值得我们来认真回顾与反思。①一近代女子教育问题(一)研究的时段与范围在新时期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研究中,学界同仁的最大贡献就是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并逐步扩大了研究范围。1.关于研究时段历史时段是研究者思考的重点之一。新时期以来的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研究,基本涉及了近代各个历史时段,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有的学者从整体上研究了女子教育的各时段,有的学者则研究了特定时段的女子教育。闫广芬对女子学校三个时段的研究,分析了女子学校教育的理论认识、研究视野和社会使命,侧重于教育理论。关于女学思想的发展阶段,张莲波以女子教育宗旨为标准,研究了贤妻良母教育、女国民教育和男女平等教育等三个时段;畅引婷则分为相夫教子、保种强国、独立自养、伸张女权四个阶段,并探讨了创办女校、学会和妇女报刊的实践;王翠艳在三个时段的基础上,指出了女子教育观念从家国本位向女性个体本位演进的历史轨迹。②近代中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
秦汉妇女的继产承户
作者：尹在硕
当代人习惯性地认为中国古代妇女地位很低,这源于先秦礼制典籍以及正史类史籍中的《列女传》。从这些文献记载来看,妇女相对于男性,在活动场所、私有财产、职业、贞操观念、家庭及社会作用等方面都处于完全的从属地位。因此,持“妇女解放论”的学者们认为,上述文献记载中所显示的妇女观念直接来源于当时的现实社会,强调秦汉基于男尊女卑和两性差别的社会结构。但是,最近陆续出土的简牍材料表明,文献描写的只是当时人理想的妇女观,而不是历史的真实面貌。秦汉妇女的地位虽然不如男性,但并不像人们习惯认为的那样低①。本文试从秦汉简牍资料出发来探讨秦汉妇女的继产承户问题。不妥之处,敬祈方家赐正。一妇女的身份和私财在家庭中,虽然妇女的地位相对卑下,但是,秦汉政府将妇女和男性一样视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重要劳动力。根据法律,妇女和男性一样按“大”、“小”相区分,又将“小”分为“使”和“未使”,这与征发妇女劳役有关。有关男女区分为大、小的史料在睡虎地、居延、敦煌等地的简牍中频繁出现,在此不赘。根据《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小隶臣妾以八月傅为大隶臣妾,以十月益食”......
唐武宗君臣讨伐泽潞原因新论
作者：李向菲
讨伐回鹘和平定泽潞为唐武宗朝两次重要战役,向为后代学者所重视。尤其是泽潞一役,把趋于分离的泽潞一镇重新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对于提高唐中央的威望十分关键。但是仔细考察当时的历史条件,此役发动之时实存在着种种不利因素,全赖武宗的坚决态度以及宰相李德裕的倾力支持,才得以取得成功。武宗君臣为何要孤注一掷讨平泽潞,其原因何在,值得探究。此役是因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泽潞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其子刘稹向朝廷提出继任节度而起。从表面上看,泽潞“欲效河北三镇”,趋于和朝廷分离,收归泽潞自然可以提高朝廷的权威;而泽潞镇的重要性也使朝廷不会轻易放弃对其控制。这也是古今学者肯定此役的基本出发点。但是在武宗下诏讨伐时,遭到了朝臣的普遍反对,理由有二:一是对于朝廷而言,刘从谏的罪名只在于他承袭父职,死前又以其从子刘稹为留后,侵犯了朝廷对节度使的任命权,无视朝廷的权威。刘氏父子虽然相继任泽潞节度使,控制泽潞20余年,已经渐具“河朔型藩镇”的性质,但是即使是刘氏父子自己无论在意识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没有和朝廷对立或者说是谋反的表现。这也是当时舆论的普遍看法。二是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唐中央无......
谁领导了五四运动
作者：许冠亭
五四运动的实质及领导者问题,学界迄今争议不断。本文基于对国民外交协会较深入的研究,探讨五四运动的实质及国民外交协会的领导作用,乞学界裁量。一狭义的五四运动实质上是一场国民外交运动五四运动的含义因不同的时间界定呈现很大的差异。有学者指出:“我们平时所指的五四运动,实际上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狭义的,专指1919年的爱国运动;一种是广义的,包括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爱国运动、及其延续——中共的成立。而其影响和意义,甚至延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今后中国现代化的彻底实现。”(唐宝林:《陈独秀与五四运动》,《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8期。)对于狭义的五四运动,学界一般将其定性为一场爱国政治运动。它是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为导火索,以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为起点,青年学生为先锋、全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参与的一场爱国政治运动。运动迫使北京政府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所任职务,至6月28日中国拒绝在损害主权的对德和约上签字。“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空前的事情”,“作为五四爱国运动来说,是可以告一段落了。当然,斗争仍然没有结束,中国反帝反封建......
晚清时期赵必振日书中译的贡献
作者：潘喜颜
鸦片战争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因此开始努力向外寻求救亡之道。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国出现了大量留日学生,他们翻译了大量书籍,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和西学东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赵必振的译书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有学者撰文论述了赵必振的生平及活动,但很少涉及其在晚清的编译活动,现有研究成果与他在晚清翻译史中的地位相比,还远远不够。赵必振(1873～1956),字曰生,号星庵,常德县石板滩人,曾先后就读于常德德山书院、长沙湘水校经书院,受康有为今文经学影响较深。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因与何来保组织常德“自立军”,谋应唐才常起义,事泄后不久亡命日本。其间与章炳麟、秦力山、陈天华交游密切,并发愤学习日文。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党禁稍松,他潜回上海,积极从事译述,此后,翻译了《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近世社会主义》、《日本维新慷慨史》、《世界十二女杰》、《东亚女权萌芽小史》、《东亚将来大势论》、《亚剌伯史》、《戈登将军》、《拿破仑》等(田伏隆:《赵必振传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常德县文史资料》第3辑,......
《史学月刊》2009年(总第339～350期)目录索引
作者：
【史学评论】改革开放以来唐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张国刚(1:5)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美国史研究李剑鸣(1:30)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王晓德(2: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回眸与前瞻彭南生(2:19)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研究李喜所(3:5)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俄国史研究姚海(3:13)1978～2008: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评论侯甬坚(4:5)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加拿大史研究杨令侠(4:24)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何晓明(5:19)改革开放以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李宏图(5:29)改革开放以来徽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栾成显(6:5)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梅雪芹(6:17)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乔治忠(7:5)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英国史研究于文杰(8:5)新时期历史认识客观性研究及其反思周祥森(9:83)一场偏离了基点的“知识考古”——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文驳议万昌华(9:103)“复印报刊资料”史学系列期刊学术影响力分析周冰清钱蓉(10:97)新时期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研究郭常英李爱勇(12:105)【纪......
关注工业化时代个人的社会存在形式——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2009年年会在浙江金华召开
作者：周祥森
2009年10月16～18日,由浙江师范大学承办的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2009年年会在浙江金华召开。参加这届年会的有近百名代表,他们来自全国57所高校或科研机构。会议收到论文60多篇,是历届年会中收到论文最多的一届年会。这届年会的主题是“工业化时代(包括原工业化)的社会关系”,内容包括:劳资关系的冲突、演变与协调;妇女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封建统治阶级或其残余与新兴阶级的斗争与合作;政府处理各种社会冲突的决策及其变化;思想界对这时期社会冲突的反应;舆论或媒体与社会冲突的关系;等等。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也就是说,在“自由人联合体”形式的社会实现以前,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的存在,并且是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和实现的。现代工业化社会区别于前现代农业社会,表现在人的现实性本质上,就是个人的政治存在完全变成了社会存在,个人的政治等级完全变成了社会等级。换言之,在建基于土地所有制之上的前现代农业社会,政治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