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历史学笔谈
【编者按】最近30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数据库方法的运用，学术研究的路径、手段以至研究形态，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人们已经真切地感受到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虽然人们对这个时代的认识不同，分别冠之以数字化时代、数据库时代、计算机时代、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时代等不同的称谓，但人们对这个新时代、新趋势、新挑战的感觉则是真实而具体的。在这样一个崭新的学术时代面前，如何冷静地看待并适应学术的变化，是每一个学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2016年11月，本刊编辑部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合作举办“新史学青年论坛：大数据时代的史料与史学”学术研讨会，与会中青年学人，围绕大数据时代的史学研究趋势展开热烈研讨。本期我们从会议论文中遴选出六篇先期发表，以期与学界共享，并欢迎有兴趣的同人，继续围绕这一话题展开更深层次的学术探讨。
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的趋势与反思
郭辉
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湖南，长沙，410081。
“大数据”被用以形容我们的“时代”来得十分突然，各界竞相以大数据为时髦始于2012年。以“大数据”为篇名搜索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2011年发表文章仅43篇，而2012年一下子扩张到358篇，此后几年增长迅猛，2013年发表1964篇，2014年发表4464篇，2015年发表7062篇。如此速度超乎想象，用蜂拥而至形容并不夸张，“大数据”成为流行词汇。2012年被称为大数据正式启蒙之年，而2013年被誉为“大数据元年”。大数据时代下不少学科似乎在打造全新的概念，如“大数据经济学”“大数据哲学”“大数据政治学”，还有如“新计算社会学”“计算广告学”“计算历史学”“数据新闻”等，直接受大数据时代影响而被创造。其他以大数据为视角进行研究和考察的成果更是不胜枚举。学界似乎有被彻底改造的趋势和可能，大数据一波接一波充斥着每一个可能的角落，拓展和深化人们各方面已有的认知。于此，史学界自然也无法避免“大数据”。
当记忆成为常态，历史学何去何从
许兆昌
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吉林，长春，130012。
无论当代的历史学工作者是否做好准备，大数据时代都已经扑面而来。信息存储及处理技术的巨大进步，使人类记忆的局限被彻底突破。当人类已经不再受遗忘困扰的时候，历史学在它最根本的编纂技艺层面，是否还有进一步发展下去的空间，便成为一个问题。更进一步地说，当记忆成为一种常态，历史学的发展是否已然终结？为讨论的方便，本文将大量采用现代信息存储与处理技术之前的史学统称为传统史学，包括我们一般意义上所称的古代史学、近代史学以及现代史学等。
中国史学在数字化时代的变与不变
姜萌
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2。
近年来，对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中国史学的发展，可以说是史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阅读相关讨论，笔者发现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存在着需要厘清之处，特别是我们如何衡估信息技术在哪些方面给史学带来了变化，以及我们怎样看待这些变化。因此，本文着重从史学认识论的角度探讨相关问题。
大数据时代史学的人文关怀
顾晓伟
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北京，100875。
一个时代应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及其史学，人们常将互联网或大数据时代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其地位不亚于人类社会从口述传统向文字书写传统的转变，其效应也不逊于近代古腾堡印刷术的推广所带来的社会和知识革命。比如，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孔多塞就将印刷术的发明看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第八个时代，在他看来，印刷技术所带来知识的广泛传播及其公共领域的形成是推翻君主专制主义的利器 【参见孔多塞著，何兆武、何冰译：《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0~99页。关于印刷术所带来的社会变革亦参见马歇尔·麦克卢汉：《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Marshall McLuhan，The Gutenberg Galaxy：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关于大数据所带来的史学变革可参阅罗伊·罗森茨维格、安东尼·格拉夫顿：《连网的克丽奥：数字时代史学的未来》（Roy Rosenzweig，Anthony Grafton，Clio Wired：The Future of the Past in the Digital Age），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如此来看，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人类社会的变革必然掀起人类的知识表达形式乃至知识观念的变革，信息存储与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也将颠覆人类以往的知识生产模式。国际知名刊物《历史与理论》杂志社2010年组织学者讨论下一个50年“计划”时，就有学者指出，在新媒体生态下，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能够提供新的生产和传播历史知识的新工具，而新的文化实践所带来的交互式读写方式也将变革我们的独自论文写作以及历史叙事模式【参见安·芮格妮，“当论文不再是媒介：网络时代的历史叙述”（Ann Rigney，“When the Monograph is no longer the Medium：Historical Narrative in the Online Age”），《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2010年第4期，第100~117页】。在此时代环境下，我们讨论大数据时代的史学变革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大数据时代史学的多元发展趋势
马卫东
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吉林，长春，130012。
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云存储等技术的发展，21世纪已经迈进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兴起，使得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冲击，历史学也不例外。在大数据的时代，史学研究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体现为历史学的史料样态、研究客体与主体、研究方法、史学传播形态等的多元化态势。
历史学数字资源利用的误区及其应对
胡优静
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河南，开封，475001。
在面对海量数据及资源的情况下，研究者在利用历史学数字资源的过程中遭遇的误区也逐渐显现出来。首先，“穷尽”史料变得更加艰难，而非更加容易。其次，研究者预先设定的思路往往成为搜索和筛选数据的藩篱而不自知。第三，数字资源更需要辨析，而且与传统史料相比更加困难。第四，数据库本身的“缺陷”使得研究者无意识地走进误区。在历史学数字资源的利用已成史学研究必然趋势的情况下，如何有效避免诸多误区，使其优势发挥到最大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专题研究·
《黄帝四经》所见“节”“度”之道
曹 峰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100872。
【摘要】如果说“法天则地”是黄帝行为的准则，“节”“度”之道就是黄帝行为的方法。《黄帝四经》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讨论“节”“度”之道的书。过去，作为客观法度和刚性标准的“节”“度”较受重视，而主观意义上的、作为柔性原则的“节”“度”还较少引起关注。确定的、不变的、成文的“节”“度”固然是“法”，微妙的、灵活的、弹性的“节”“度”同样是一种“法”，黄帝之道正由此体现。平衡并不表现为绝对均衡，有时适当地偏向其中一方是处理矛盾关系最好的方式。对于灵活性原则的追求，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大特色。
【关键词】黄帝；节；度；黄帝四经
宋徽宗政和年间谋辽复燕史事考论
黄晓巍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摘要】学界早年通常以政和七年宋朝遣使联金作为收复燕云行动的起点，实际上在此之前，徽宗朝曾有一个由宋朝单独收复燕云的计划。政和元年，童贯得到徽宗的支持出使辽国，政和二年初返宋，途中辽人赵良嗣（马植）趁夜求见童贯，献灭燕之策并随其入宋，此乃徽宗朝谋辽复燕事之发端。关于赵良嗣入宋的时间，历来有政和元年、二年、五年三种说法，其中政和元年说明显错误，赵良嗣当于政和二年、五年两度入宋，推动了宋朝谋辽策略的制定与实施。政和二年至五年赵良嗣居辽期间，积极联络燕云反辽人士。从政和三年起，宋徽宗、童贯征求沿边将帅的意见，进行收复燕云的准备与动员。政和六七年间，宋朝有意以童贯为帅，出兵伐辽复燕，但最终因蔡京等大臣的反对而中止。
【关键词】收复燕云；宋徽宗；童贯；赵良嗣（马植）；蔡京
清代仓储的经营绩效考察
吴四伍
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北京，100732。
【摘要】清代仓储的经营绩效与其经营方式紧密相关。通过对清代仓储运作情况的考察发现，常平仓通过仓谷买卖获取利润的难度大，成功的个案少；社仓通过借贷仓谷获取利润的难度也很大，出借频率低。乾隆四十五年各地督抚汇报的常平仓盈余数额，充分反映了全国常平仓赢利能力的有限；乾隆五年朝廷有关常平仓采买的争论，显现出清朝官员经济意识的低下；山西义仓和直隶义仓多年的借贷经验，反映了社仓和义仓盈利能力的有限。无论常平仓，还是社仓，其经营理念始终局限在于粮食流通领域获取利润的模式。这种以仓养仓的经营模式，是传统仓储运作出现困境的重要因素。与仓储紧密相连的清代国家的治理水平和经济意识，也不应过分高估。
【关键词】清代；常平仓；社仓；采买与借贷；市场风险；以仓养仓
民元孙中山北上晤袁与迁都论争
高翔宇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摘要】1912年8月至9月间，孙中山为调停南北党争北上会晤袁世凯，并在此期间抛出了迁都的意见，随即引发了各大报刊的论战。反对迁都者从保全满蒙、维护条约制度、现实财政困窘等因素，重申了定都北京的必要性；支持迁都者则认为定都北京乃袁世凯拥兵自重的借口，唯迁都南京方可达防范外敌侵略、摆脱清旧势力魔窟等目标。事实上，迁都之争的背后，体现的是诸报所代表党派的利益诉求，以及各自同袁世凯政府、孙中山之间的关系。而迁都之议最终的搁置，不仅是政党势力博弈的结果，而且展现了南北关系的整合与变动。
【关键词】民国元年；孙中山；袁世凯；迁都论争
从蕃坊到租界：试探中国近代外侨政策之历史渊源
王宏斌
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北，石家庄，050091。
【摘要】中国史学家围绕着治外法权问题对于第一次鸦片战后的外交谈判过程进行了认真研究，基本认定是耆英等人将中国的治外法权拱手相让，但没有进一步探讨其历史渊源。事实上，从唐朝开始，历经宋、元、明、清一千余年，中国历代皇朝对待外国侨民的政策是一脉相承，或者设立蕃坊，或者设立商馆，总是设法预防华夷杂处，无不要求外国侨民聚居在一起，试图将华人与夷人隔离起来。并且对于聚居的外国侨民总是采取“因俗而治”的办法，赋予外国侨民相当大的自治权利。这种“以不治治之”的“华夷分治”观念根深蒂固，对于耆英、宫慕久等人的外交思想和活动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关键词】蕃坊；租界；治外法权；华夷分治
中世纪后期英国世俗贵族阶层的历史辨析
孟广林
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金德宁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摘要】在中世纪后期的英国，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动与议会君主制的形成，世俗贵族在层级划分上渐趋严格，形成了爵位贵族、男爵、小贵族三个阶层。而在爵位贵族、男爵中，则有一个享有显赫政治特权的议会贵族群体，他们对王国高层政治活动的直接参与，直接影响到了封建君主政治的历史走向。同时，由于“变态封建主义”的盛行，在议会贵族中，区域性大贵族——超级臣属——日益崛起，他们通过承接国王对“合同军”的征召，以付酬军役组建私家军队,强势干预国家政治，操控议会，甚至借助议会这个平台武力篡夺王位。由此，君权与贵族的冲突，构成了中世纪后期英国政治史的一个显著特征。
【关键词】封建议会君主制；爵位贵族；男爵；小贵族；议会贵族；超级臣属
·史学评论·
新世纪以来孙中山三民主义研究的新进展
朱映红
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主要思想。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研究新作迭出，取得了丰硕成果。民族主义方面，除原来涉及不多的孙中山民族主义内涵在不同时期的演变得到了研究外，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念和民族复兴思想的研究得到了新的突破。民权主义方面，在此前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学术界对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来源、发展与演变进行了新的探讨，取得了新的成果。在民生主义方面，如果说以前学术界关注较多的是民生主义的思想来源、内容特征、社会影响及其性质等问题，那么进入新世纪后，由于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扩大，社会不公现象越演越烈，学术界更多关注的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当代价值或现实意义，希望从中求得医治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秘药良方。
【关键词】新世纪以来；孙中山；三民主义；研究新进展
西方学术视野中的帝制中国法律文化图景
赵刘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摘要】西方学界对帝制中国法律的认识受到“现代主义”价值的影响，“现代主义”的中国法律史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关于帝制中国法律的社会基础的认识，认为帝制中国法律的社会基础是“东方社会”，将帝制中国法律与西方法律对立，并注重批判帝制中国法律的“专制主义”；二是关于帝制中国法律的制度功能认识，认为帝制中国法律的主要功能是社会秩序控制，同样将帝制中国法律与西方法律对立。“现代主义”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洞见与偏见并存。西方学界内部对“现代主义”中国法律史研究进行深刻反思。其反思对于国内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有诸多借鉴意义。
【关键词】学术理论；帝制中国；中国法律史；“东方社会”；跨文化理解
·华侨华人史·
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形成新论
任 娜
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讲师，广东，广州，510632；
陈衍德
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福建，厦门，361005。
【摘要】日本华侨华人群体是一种特殊的中国移民类型，历史上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遇到重重困难。唐朝时期，日本的华侨华人移民群体虽然已初步形成，但始终处于松散状态。宋朝时期，日本的华侨华人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内部具有一定社会化联系的群体，然而元朝时跌入了低谷。日本华侨华人的社会化进程至迟到明后期已经完成。17世纪中叶中国—东南亚—日本的三角贸易关系对华人赴日产生重大影响。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全面锁国，日本的华侨华人群体呈现萎缩。隋唐时期形成的中日文化传承关系，贯穿于整个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过程，从而使赴日中国移民的文化使命显得特别醒目。
【关键词】日本；华侨华人；社会
认同规则、核心组织与神庙网络
——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吉隆坡安溪人社群的形塑途径
宋燕鹏
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与考古出版中心副编审。北京，100720。
【摘要】在吉隆坡福建省人当中，安溪人是这个社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19世纪末开始，以安溪县籍贯为认同依据，以雪兰莪安溪会馆为社群组织，以安邦南天宫、镇南庙、聚仙庙为基本信仰组织，在吉隆坡福建省人之内形成了安溪人的次生社群。这一次生社群的形塑过程，是福建省人内部籍贯认同的层级性的反映，对认识大马华人认同内部的层级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吉隆坡；安溪人；认同规则；雪兰莪安溪会馆；神庙网络；社群形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