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笔谈（二）·
【编者按】
新时期以来，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一个被称为“思想文化史”的概念颇为流行。无论是高校的课程设置，还是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的招生目录，抑或是学术讨论会的选题，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词的频繁出现。但是，却很少看到有人去给这个新的思想史词汇作出明确的概念界定。那么，什么是思想文化史，它和传统的思想史、文化史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如何划分它们的边界或畛域，如何理解或看待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大有深入讨论的必要。2017年4月21日-23日，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所在开封举办“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就以上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取得了初步的思想成果。本刊以笔谈的形式，系统反映会议所提出的新问题、新见解，也热诚欢迎有兴趣的学界同人就这一专题踊跃赐稿，以使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理论研究，能够得到持续不断的深化和发展。
诸子研究须先理清诸子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特征
沈长云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北，石家庄，050024。
我于思想史研究是门外汉，只是对与思想史有关的社会史有些兴趣。承蒙邀请参加这次先秦诸子思想的研讨会，只好从诸子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特征来谈谈与诸子有关的一些问题，希望能有助于诸子思想的探讨。
如何研究思想与制度的相关性：以汉代儒学与制度为例
李若晖
文学博士，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厦门，361005。
熊十力言：“汉以后二千余年之局，实自汉人开之。凡论社会、政治，与文化及学术者，皆不可不着重汉代也。”（熊十力：《读经示要》，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67页）与其他时期的承袭制度不同，整个汉代都处在思想家对于“汉承秦制”的批评与改造中。汉代思想与制度的相关性远高于其他时期。深入研究汉代思想与制度的相关性，一是有助于深刻认识汉至清这一中国历史的主要时段中，中国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基底；二是对中国历史上思想与制度的关系模式得以提纲挈领；三是可以从制度进而从践行层面重估古代思想，尤其政治思想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四是在政治制度定型之后归于湮灭的汉儒超政治性思想在传统王朝制度崩溃之后，才有可能获得新生；五是对于当代儒学的发展，尤其是对儒学制度之创设研究，有着重大借鉴意义。
研究民族文化基因应重视核心观念
桓占伟
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河南，开封，475001。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文化基因”成为哲学、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哲学学者研究思维模式，强调哲学领域才会涉及文化基因问题；而民族学者和文化人类学者则关注文化的内在结构，试图在文化结构中探寻人类的文化基因。而究竟什么是民族文化基因？它有什么样的突出特征？为什么研究民族文化基因要重视核心观念？这些问题还有必要展开进一步讨论。
关于中国古代经学逻辑体系的思考
邱梦艳
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四川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教师。四川，自贡，643000。
儒家经典从六经扩展到十三经，除了经目的增加，逻辑体系也在不断变化。经学逻辑体系，指的是历代经学家阐释经典时，基于对经典内容与功能的不同理解，使经典彼此构成一个具有同一指向、彼此互证、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结构性整体。而经学体系的逻辑结构，源于经学家们对经典的认识，基于他们的思维逻辑，更与帝王政治的需求有关。考察经学体系逻辑结构的发展变化，有助于理解经学的本质、揭示经学与现实社会的互动，并由此构筑新的经学史。
·专题研究·
诸葛亮早年心志及行迹的历史考察
王刚
历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江西，南昌，330022。
刘清
豫章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江西，南昌，330103。
【摘要】以“好为《梁父吟》”“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为思想材料，对诸葛亮的心志进行心理史学分析，并钩沉其早年史迹可以看到：其一，作为一种符号认知的改变，诸葛亮改变了传统的“管晏”习称，将管仲、乐毅并举，并自比之，与童年时家乡遭受屠戮的记忆密切相关，并由此带动了青年时代的思考及对未来的期待。其二，“好为《梁父吟》”与其叔父诸葛玄的豫章太守事有着直接而微妙的关系。此一关键点不仅决定了诸葛玄的命运，其余波也影响了诸葛亮的早年生活。其三，就心志的现实触动来说，诸葛亮的“自比管仲、乐毅”由汉末的“霸王之业”所催生；就具体的触发点而言，则在于抗曹的需要及东吴抛弃张昭路线的刺激。在这一进程中，既可远溯当年的童年期待，也在现实的调整与应对中，为蜀汉的未来规划出了新的“霸王”蓝图。
【关键词】诸葛亮；梁父吟；管仲；乐毅；早年心理
韩非“人情论”新探
王宏强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甘肃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部讲师。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韩非所言之“人情”即人真实的情态，集中体现于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但韩非所聚焦的这一“人情”只是这种“情态”中的本能部分,他有意无视“人之为人”的根本“人情”。这是韩非对先秦性情论“窄化”和“修正”的结果。韩非人情论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对所有臣民实施“因人情”而治，其根本目的在于满足君本能的“人情”。在韩非那里，“因人情”和“逆人情”实为一事之两面，因循的只是趋利避害的本能人情，悖逆的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人情。于是在韩非思想系统中所有的人皆追逐于“物”，精神生活被摈除于人之“心”。韩非“因人情”而治的治国方略切中的只是战国时代国君最为关注的问题，并未切中战国时代的“真正问题”，即最广大民众生存和生活如何可能的问题。
【关键词】法家；韩非子；人性论；人情论；法治
时文熟 榜头立
——明代士子的时文阅读实践
赵克生
历史学博士，肇庆学院西江历史文化研究院教授。广东，肇庆，526061。
【摘要】时文阅读贯穿明代士子举业生涯的始终，成为他们应对科举考试普遍而有效的方式。时文阅读的意义在于比较快速、有效地获得关于时文的基本知识，把握文风之变，掌握写作技巧，提高写作水平。有明一代，出现了众多的时文大家和时文读本，积累了关于时文阅读的丰富知识，如熟读墨卷、究心时文评点都是时文阅读的要诀。由于明代社会变迁，前后文风迥异，阅读时文既要揣摩谋篇布局、破承收结，更要揣摩文风之变，随时调整时文阅读的趣味与文本，以便趋新求异，科场取胜。实际上，明代士子的时文阅读兴趣经历了由“从先进”到“法后贤”的变化。透过明代士子时文阅读史，还可以看到时文场域内的明朝官方、士子、出版商和非正统思想等多种权力关系的交织及其对士子时文阅读的影响。
【关键词】明代；时文；阅读史
话语与秩序：1928年湖社处理寿圣庵地产纠纷案
洪煜
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韩瑞韬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上海，200234。
【摘要】1928—1930年间由湖州籍党政要员、金融家等组成的同乡团体湖社，与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寿圣庵因地产产生纠纷，该案屡屡刊登在上海大小报纸上，因此纠纷又牵扯出一系列大小案件，使得当时“舆论沸腾”。舆论由双方地产的争端分歧，一变为和尚们上演的吸毒、藏妇、互殴闹剧，再变为对“蒋主席”与陈英士的关注。一场原本肃重庄严的诉讼案，上升到事关国家首脑行政命令执行和革命先烈声誉影响的问题。此时中央权力日益扩张，国民政府新闻传播体系逐步完善，湖社凭借其强大的政治资源，在寿圣庵案件上占有着绝对的舆论话语权。这一案例中，国家、社团和个体之间由于各自所处地位的不同，其在话语建构与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关键词】湖社；寿圣庵；话语；新闻传播；权力
移花接木：庚子“归政照会”的庐山真面目
唐论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庚子“归政照会”事件，学界向来众说纷纭。通过对当时人记载的梳理与勘比，基本上可以勾勒出“归政照会”事件的来龙去脉。即由罗嘉杰搜集情报后于五月二十日上书荣禄，情报涉及归政、兵马、钱粮等条目，荣禄据以秘呈，慈禧在二十一日的御前会议上隐去归政条目后以“照会”的形式出示群臣。庚子五月并没有真正的“归政照会”，所谓“照会”出自慈禧的“移花接木”，且察析时人的认知，“归政照会”就是庚子宣战的主因。
【关键词】“归政照会”；慈禧；荣禄；罗嘉杰；庚子宣战
蒋介石与战时外交体制探析
——以宋子文使美为中心
吴景平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200433。
【摘要】国民政府战时外交体制的功用，体现在重大外交决策以及人事安排上，其特征就是高度集权于蒋介石个人。自1940年6月起，宋子文以蒋介石个人代表的身份长驻美国期间，直接对蒋介石本人负责，与蒋介石之间的重要联系力求绕开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外交部，也绕开驻美大使胡适，对美交涉成就显著，是战时外交体制灵活、高效、保密且成功运作的范例。蒋介石的最高决策地位，既是战时外交体制的基本特征，也是这一体制得以维系运作的重要因素。战时外交体制的确立，固然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集体抉择，但对战时外交体制的认同却是非常复杂和难以掌控的，其运作过程的稳定性也就难以保证，这也是战时外交体制的主要局限性所在。
【关键词】战时外交体制;蒋介石;宋子文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创设
陈明
历史学博士，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无锡，214122。
【摘要】1932年4月，蒋介石有意突破省县二级制，在江苏、浙江、安徽增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于各省所拟规制各异，内政部为求划一，拟订《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经行政院修正通过。但蒋介石以“剿匪”省区情形特殊，另颁《“剿匪”区内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在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创设之初，出现两种规制并行的局面。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省制
美国制造业的两次重大调整与区域增长格局的变迁
王旭
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上海，200234；
韩宇
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福建，厦门，361005；
苏宁
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020。
【摘要】美国制造业曾经历了两次重心迥异但又密切关联的重大调整。第一次调整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方告一段落，主要内容是“去工业化”。在此过程中，东北部-中西部“冰雪带”和西部-南部“阳光带”此消彼长。90年代，制造业的发展比较平稳，但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冲击下，美国制造业就业再次下滑，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由此出现以重振制造业为主的第二次调整，是为“再工业化”。这次调整在产业转型的同时，区域经济布局渐趋均衡。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并不仅仅是制造业数量的变化和区位的移动，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美国产业升级换代，区域经济结构优化，潜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释放，在美国的总体经济走向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关键词】美国；制造业；去工业化；再工业化；区域经济
德国历史主义思潮对犹太教科学运动的影响
胡浩
哲学博士，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副教授；
郑夏
管理学硕士，河南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师。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19世纪，出于对启蒙时代理性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德国历史主义思潮广泛兴起，其理论和方法也被应用到学术研究领域，那个时代的历史科学与哲学开始构建新的关于德意志文化和世界历史的理论。受其影响，犹太教中兴起一场科学运动，开始以历史的、批判的方式重新定位、解释犹太教和犹太历史，试图将犹太教系统化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以期确立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犹太认同，并致力于维护犹太历史的延续性。
【关键词】历史主义；犹太教科学；犹太认同
·台港澳研究·
地狭人稠型城市的困境与治理
——以港九时期(1860—1897）的香港为例
毛立坤
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天津，300350。
【摘要】港九时期（1860—1897）的香港处在一个空前绝后的艰难发展阶段，因地狭人稠导致城市拥挤不堪，由此引发的各类问题和矛盾均表现出日益尖锐的势头，尤其是底层华人的日常生活环境已败坏到极其骇人的地步；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的难度极大。鉴于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有着凌乱的表现形式和复杂的发生机理，因此港府也只能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去应对和处理，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而在另一些方面却收效甚微。在应对和处理这些问题与矛盾的过程中，港府有失策之处，也提出了一些应当加以肯定的施政理念，值得后人反思。
【关键词】香港；港九时期；地狭人稠；城市公共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