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11期部分文章摘要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 2020-11-20 浏览次数:

·专题研究·

秦县少内财政职能及其管理制度

王四维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摘要】战国晚期的秦国以至秦代,一县征收的罚款、赔款、货币税和各官府的经营收入都会汇集至少内处,少内是县中全部钱款收入的储存机构。与这一状况相应,少内同时也是县中兑付购赏、发放贷款、购买奴隶与物资等各项开销的支出机构。除负责出纳钱款外,少内还有管理县内官有物资的职能。因此,少内是一县官有财物的管理机构。每当完成一次财物付受或交易,少内都会收取券书作为凭证,同时别简记录付受或交易的信息,并定期参考这些记录以制作反映财物数量的计书。少内须按时把券书和计书上交给县廷的金布曹。通过浏览并核算少内上交的券书和计书,县廷就能够全面掌握少内的工作情况,发现其工作疏漏。在监管考核之外,县廷有时还会直接对少内的出纳工作发出指示,如要求少内为特定项目支付钱款等。这些指示有的是县廷领导权的正当表现,有的则可能是滥用权力的结果。

【关键词】秦县;少内;财政;县廷;秦简


利益攸关:明代军伴制度的规范与破坏

郑宁

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上海,200234。

【摘要】军伴是明代军中特有的群体,洪武年间就已存在,但至成化初年明廷仍未订立相应的制度规范。成化至嘉靖年间,围绕军伴问题,明廷陆续颁布了以限定人数为核心的政策与法令,并不断调整,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军伴制度。明廷力推军伴制度的规范化,希望以此遏制军伴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但实际收效有限,军伴制度屡遭破坏,在京营试行的军伴折银也以失败告终。由于武官与军士都可以借军伴之弊牟取利益,故对军伴问题的整肃某种意义上是朝廷与武官群体的利益争夺,朝廷的利益目标超出了其控制力所能达到的范畴,故而难以达成。明代军伴坎坷的制度化过程,反映了武官群体对国家权力向下延伸的抗拒;其失败的结果说明,明廷对基层官军的控制力是有限的。

【关键词】明代;军伴制度;卫所;武官群体


养廉银无以养廉

——以乾嘉时期摊捐官员养廉银为中心的考察

刘凤云

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100872。

【摘要】雍正朝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是国家体制内一次“正其制度”的结构性改革,然其成效是短暂的。改革并没有改变低税收的国家财政,地方经费不足的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养廉银制度中公私界限的模糊,使制度自建立伊始便充当着“地方财政的储备银两”的角色。从乾隆朝摊捐养廉银之风兴起,到嘉庆初公私三七分割,再到以情急为借口的肆意摊捐,已掏空自督抚到州县各级官员的腰包。而由摊捐养廉银带来的官员低俸甚或无俸的政治风险,又导致官场腐败的加剧和国家钱粮的不断流失。嘉道年间各类名目的加赋、陋规重现于各省,然嘉、道两朝都已无法再复制耗羡归公的财政改革,养廉银无以养廉,是官僚体制内部改革无法解决的难题。

【关键词】清代;养廉银;摊捐;耗羡归公;财政改革


徐世昌与1916年府院之争再探讨

刘会军

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

张闻捷

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段祺瑞的矛盾因孙洪伊、徐树铮的冲突而加剧,府院几近破裂。徐世昌因其在北洋派的地位、资望和影响成为调停的核心人物。黎极力迎请徐,拟以其组阁排段,院方虽对徐无敌意,但为维护段阁而暗中阻挠。徐一面公开声明决不出山,打破府方强其组阁计划;一面运用其影响,协调府院,令政潮症结人物孙洪伊、徐树铮去职,维持段阁,政潮暂平。基于其时北洋派危机和徐的北洋意识,其调停貌似公允,实则偏段,实质是维护北洋派利益。此举虽暂缓了府院矛盾,但影响府院关系的政治和制度环境并未改变,故更大的冲突还在以后。

【关键词】徐世昌;黎元洪;段祺瑞;府院之争;北洋政治


加征与助赈:20世纪20年代上海商界与北洋政府的附加赈捐博弈

陶水木

历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浙江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浙江,杭州,311121。

【摘要】1920—1922年间,上海商界与北洋政府围绕货税附加赈捐及加征展期问题,进行了两轮、长达一年多的博弈,最终以政府当局取消上海一埠加征,改由商界捐募等额赈款而结束。上海商界反对附加赈捐,并不是不愿助赈,在附加赈捐令颁布前,商界助赈非常踊跃。商界之所以反对加征,主要是担心政府失信,加征一年变常征、加征一成变数成。这场博弈的结果是本该随货税附征的赈款,改由商界认募,从表面上看这对于灾赈似乎没什么影响,但实际上既影响了赈灾公债的发行,又影响了上海商界的助赈热情,给20世纪20年代初的灾赈带来消极影响。

【关键词】上海商界;北洋政府;货税加征;助赈

 

中共对苏南“一田两主”制的认识与改造(1950—1951)

张会芳

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101。

【摘要】“一田两主”制现象在苏南地区分布广泛,全面抗战爆发后受到较大冲击。苏南土改中,着力打通原耕农民思想,并兼顾社会经济状况与动员需要,制定折田标准。在对苏南“一田两主”制改造过程中,中共秉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土改过程始终贯穿强烈政治意味,不单纯是经济和技术问题。

【关键词】一田两主;土地改革;苏南;中共

 

多党合作与民主新政

——论中共统一战线思想在筹备建国过程中的运用与发展

于化民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山东,青岛,266071。

【摘要】人民解放战争中由中共倡导建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把一切民主进步力量团结凝聚在一起,汇合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对于推翻国民党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了筹备创建新中国,中共继续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密切合作,坦诚切磋,共谋建国大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不但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建国程序,也标志着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功转型。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与中国国情和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相适应的人民民主形式,成为新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新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联合政府


平安时代日本重阳节文化的变迁

邱丽君

日语语言文化学博士,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河南,郑州,450000。

【摘要】在日本平安时代初期和中期,由中国传入的重阳节文化,在以嵯峨天皇为首的数位天皇的重视与努力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主题内涵丰富多元,形式题材特色多样。平安时代形成的贵族宴会礼节为重阳宴的延续创造了大环境,神泉苑的建立为重阳节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载体,嵯峨天皇在重阳宴中增加的赋诗环节对传承重阳节文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纵观史乘,可以发现在重阳节众多习俗中唯有赋诗几乎贯穿了整个平安时代。赋诗环节使重阳活动的参与群体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由贵族化走向庶民化,从而开辟了重阳节文化延续的新途径。平安时代末期,虽然“摄政关白”大臣专权阻碍了重阳宴的发展,但后宫女眷们在重阳节赏菊、用菊棉擦身祈求延年益寿等行为,都是对重阳节庆祝活动内容的丰富和创新。

【关键词】重阳节文化;日本;平安时代;重阳宴;“摄政关白”大臣


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发展

丁禹男

历史学博士,长春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俄国工人通过教育的普及逐渐解放思想,通过工人组织的发展实现了组织能力的提高,通过与社会民主工党等政治组织的互动走向了政治上的成熟。在此过程中,俄国工人运动从自发斗争发展为自觉斗争,俄国工人阶级也从“自在的阶级”成长为“自为的阶级”。

【关键词】俄国;“自在的阶级”;“自为的阶级”;工人阶级;教育普及;工人组织;社会民主工党


·外国史学理论译介·

“历史时间”专题

陈新

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浙江,杭州,310058。

时间中蕴含了历史学的奥秘。如何理解时间,对历史时间是否具有自觉意识,也是检验历史学家认知能力与想象力的一把标尺。米什莱曾经宣称,“历史即时间”(l’histoire,c’est le temps)。史家在书写历史时,不可避免地要用到或大或小的时间单位,要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期,时间也是史家们确定历史真实性的重要依据。可是,仅仅承认时间是历史学的重要元素是不够的。讨论“历史时间”是否能够别开生面?例如,当人们说“历史时间”或“诸种历史时间”时,他们会不会预设了什么前提?其合理性的依据又是什么?直到很晚近的时候,当那种同质的、线性的乃至绝对的时间观受到质疑的时候,史家们才意识到,作为历史学根基之一的时间,本身还是有问题。于是,史家着手深入地反思所谓的“历史时间”。有学者指出,近年来国际史学理论界的诸多议题,皆围绕着思考“我们与过去的关系”进行。可见,历史学中的时间问题已成为当今史学界的热点之一。


导论:多重时间与共时化的工作

黑尔格·约德海姆

挪威奥斯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译者张涛

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成都,610065。

译校陈慧本

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系博士后;上海,200234。

【摘要】本文介绍了《历史与理论》的“多重时间性”专题论坛。我在文中想要讨论的是,多元或多重的时间是如何在历史编纂的传统中被概念化的。此讨论部分地通过与最近的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文学学者进行对话来展开;部分地通过回到18世纪,回到“现代的历史性的体制”之源头来展开。在这些理论的和历史的调查研究中,我的目的有二:一方面,从非共时性、时间分层,或自然的和历史的时间角度出发,探索及讨论将多重时间概念化的诸不同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去追踪这些多重时间是如何通过复杂而精细的概念及资料实践(我在此处称之为“共时化实践”)被比较、被统一,以及被修正的。从18世纪开始,这些共时性的实践在年表(但绝不能简化为年表)的启发下,产生了同质的、线性的、目的论的时间,这种时间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性时间本身,或简单地被称为“进步”。在对共时化实践的关注中,我还想展现的是这种时间性的体制在它整个存在过程中,尤其是在它于18世纪出现的那一刻,以及在它于当下崩溃的这一刻,是如何被其他时间、其他时间性所挑战的。它们更慢或更快,有着另外的节奏,另外的事件顺序,另外的叙述方式,等等。

【关键词】多重时间;现代性;时间性的体制;时间层次;时间社会学;18世纪历史编纂学;地质学史;共时化

 

时间、在场与历史非正义

贝尔巴·贝弗纳奇

比利时根特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译者陈慧本

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博士后;上海,200234。

译校张涛

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成都,610065。

【摘要】过去是遥远或不在场的(且因此是不可逆转的),这种观念历来支配着历史与正义之间的关系。这种含混不清的本体论状况,使得我们难以把时常感受到的“记住的责任”或“公正对待过去”的义务,置于过去本身之中;正因如此,为了支持一种以现在为目的的伦理学,从尼采到基斯·詹金斯的哲学家们反驳那种对历史的“痴迷”。其结果是,历史学有助于寻求正义的能力往往显得非常有限,甚至荡然无存。在历史写作中引入“在场”范式,能够潜在地转变这种历史与正义之间的关系。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当以如下方式来构想“在场”范式:它既要从根本上批判在场与不在场的形而上学二分法,也要批判作为这种二分法之根基的时间概念(时间知识学,chronosophy)。只有当在场和不在场不再被视作截然对立时,“在场”范式才具有解放性和生产性。本文第一部分将比较笔者称之为“司法的时间”与“历史的时间”这两个概念,从而详细阐述在场/不在场的二分法对于正义概念的影响。第二部分所重点考察的是,占支配地位的西方时间知识学的某些方面如何强化了在场/不在场的二分法,从而阻碍着我们彻底探索那种含混不清且往往成问题的过去之在场。整篇文章将参考近些年来真相委员会的现象和转型正义的语境,来谈论某些对“在场”范式的挑战。

【关键词】历史时间;过去;在场;历史正义

 

全球史的空间和时间层次

——通过将莱因哈特·科泽勒克的“时间层次”拓展到全球空间反思全球概念史

哈根·舒尔茨-福贝里

丹麦奥胡斯大学文化与社会学系副教授。

译者李娟

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兰州,730000。

译校张骏

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成都,610065。

【摘要】近年来有关全球史的争论,不仅考验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理解,同时也寻求非欧洲中心论的研究思路。这在历史解释和研究设计两个层面上影响着历史空间与历史时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将科泽勒克的时间层次理论拓展到全球空间,以此反思全球概念史的多种可能性。为此,本文将引入“空间层次”概念。首先详细探讨历史化及其与空间化和时间化的关系和互动;其次思考全球空间和时间的复杂性对比较史学和概念史的影响;再次引入一套全球史的三重张力框架——规范性张力、时间张力与空间张力,将其作为一种研究方式,通过全球概念史来具体展开历史研究问题。就时间和空间而言,以往的全球史所讨论的,要么是欧洲强国是否领先非欧洲国家的问题,要么是所谓西方的线性时间观与非西方循环时间观之间的对立问题。本文以时间层次为出发点,打破线性与循环的对立逻辑,转而强调一种基于(历史)人物的、多语言的、全球性的概念史,以此来更好地理解时空活动。

【关键词】行为主体;经验;概念;跨国史;全球史;现代性


寻求新时间:启蒙与反启蒙的时间性

哈里·扬森

荷兰奈梅亨大学历史哲学荣誉教授。

译者张骏

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成都,610065。

译校李娟

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兰州,730000。

【摘要】以赛亚·伯林和其他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把启蒙与反启蒙运动塑造成了两种对立的文化。反启蒙是从启蒙内部而起的批判,因此在许多方面两者是重叠的。不过,在关于时间的看法方面,两者是相互冲突的。启蒙的时间更多倾向于年代学意义上的,可以被打上“空洞的”标签。而反启蒙对时间的感知却是“具体的”且与历史时间如出一辙。这两种不同的时间必然造成了在同时性问题方面不同的结果。

【关键词】启蒙;反启蒙;空洞与具体的时间;非同时性时间;同时性;康德;维柯;赫尔德;黑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