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思想史”笔谈（续）
【编者按】
在国际关系思想史成长年代里，人们大多是在现实主义、自由国际主义、建构主义三分法框架下进行思考和展开研究的。欧美三大主流学派（现实主义、自由国际主义、建构主义）各自的源流变迁、彼此之间的分歧与合流，是最近三十年来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各类专题著述无不追溯这几个学派的最初思想来源，它们的代表人物，它们的重要概念、命题、范式，它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代表人物之间在以上几个方面的传承性和变化性。这些研究毫无疑问地体现了国际关系思想史尤其是其概念、命题、范式以及基本方法代际传承和变迁的理论价值。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不同历史时期国际思想家及其思想或理论的特殊主义性质，包括他们所面对的时代精神、时代关切、语境及话语传播方式等。从这些关注点出发，研究者试图发现国际思想家们所关心的大问题，从而指向我们今天的战争与和平、国际秩序、国际正义以及全球治理等问题。显然，这类研究主要聚焦于欧美历史及其经验，但也正在转向广义的“全球南方”。近年来中外学者不约而同地频繁讨论“中国学派”的形成及前景，以及东南亚、印度、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国际关系思想，就是其中几个明显例证。本组笔谈意图通过梳理现实主义、自由国际主义、文化学派、中国学派的思想史和学术史，指出国际关系思想史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及可能的发展方向，以推动这门年轻分支学科的继续成长。
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实践意义
石斌
国际关系史博士，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江苏，南京，210093。
国际政治学其实早已陷入危机。在冷战结束之初，由于未能及时预见或充分解释两极格局与东西方冲突何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方式走向终结，因此，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的学术声誉受到重挫，一度陷入作为一个学科或一门学问的“合法性危机”。但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中层出不穷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与新趋势，又再度“激活”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研究热情，从而掩盖了这场危机。30年之后，这个危机不仅再度凸显，而且似乎更加严重。
自由主义国际思想：从国际关系理论回到思想史
赵思洋
国际关系学博士，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人华侨研究院副教授。广东，广州，510632。
21世纪以来，由于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晚近以来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外交政策转变，因此，关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否衰落、其所面临的危机与未来等问题，日益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这种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思想基础，则是根植于美国外交实践和大战略思想中的所谓“自由国际主义思想”（liberal internationalism）。虽然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争论的焦点，但这种目前被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美国外交政策研究者所热议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指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或者说是作为美国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由国际主义，即它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为对立面而存在的，并且以美国会使用武力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为前提，以保持与其他国家的接触与多边合作为途径，通过在国际社会中力图推广民主、自由市场、国际制度等目标，实现美国对于世界的领导〖HT5K〗［斯蒂芬·肖登、海伦·米尔纳、达斯汀·廷利：“坚守中心：自由国际主义的幸存”（Stephen Chaudoin，Helen V.Milner，and Dustin H.Tingley，“The Center Still Holds：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Survives”），《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35卷第1期（2010年夏），第75～94页］。这种关于自由国际主义的理解，可以说是一种静态的或非历史的，它所存在的历史场景更多地指向冷战结束后的30年。即使如约翰·伊肯伯里将自由国际主义的内涵划分为威尔逊时期、冷战期间以及冷战结束后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约翰·伊肯伯里：“自由国际主义3.0版：美国与自由世界秩序的困境”（G.John Ikenberry，“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3.0：America and the Dilemmas of Liberal World Order”），《政治视角》（Perspectives on Politics）第7卷第1期（2009年3月），第71～87页］，〖HT〗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历史仍然被局限于美国正式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主角的短短一百年。这种对于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历史的解读，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关于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史的理解。如果要对目前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实践所惯用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进行彻底历史化的理解，那么有且仅有一种认识的途径，即重新回到国际关系思想史之中，以更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和更广义的自由主义国际思想视域，梳理当前自由国际主义的思想根基与历史发展脉络。
人性的现实与体系的现实：从摩根索到沃尔兹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郭小雨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上海，201620。
要求以一种“现实主义”的眼光理解国际政治，先于专门的国际政治理论的产生。也就是说，现实主义不仅仅是现代国际政治理论中最为重要的流派之一，而且实际上促成了国际政治的理论化。现实主义在20世纪的兴起，是以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及其背后的西方文明危机为背景的。在以爱德华·卡尔、汉斯·摩根索、雷蒙·阿隆为代表的学者的笔下，有意识地将自身整合到西方智识传统之中，并基于对这个传统进行批判性理解的迫切现实要求，勾勒出国际政治研究的主题和方式。二战之后，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N.Waltz,一译肯尼思·华尔兹）响应在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已经盛行的将人及其行为置于特定系统之中进行科学研究的风潮，以前期现实主义寻回的政治自主性为基础，把围绕历史和政策进行书写的国际政治研究形塑成一套理论，规定了理论视角下国际政治关注的主要变量和基本单位。由此也确立了以沃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和以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之分。在对这两套理论进行继承、修正和批判的过程中，亦可以获得理解当今国际政治理论格局和流派的线索。所以，在此考察现实主义，是希望澄清眼前国际政治理论的来路，进而获得调整或进益的可能。而在此检讨现实主义，通过其志向、旨趣和影响的起伏窥探其长短得失，关键在于厘清从摩根索到沃尔兹之变〖HT5K〗（关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史演进和基本派别区分，参见秦亚青：《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批判》，《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第138～166页；刘丰、张睿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109～131页）。
国际关系文化学派：演化、争鸣及特性
包广将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福建，厦门，361005。
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可谓延绵不绝、历久弥新。尽管诸多国际关系学者对文化有过深刻论述，但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进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并不久远。直到1977年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开辟“战略文化”研究，文化理论才真正引起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论”引发国际关系研究的“文化转向”，“软权力”学说深刻影响了文化政策研究，建构主义则系统性地对文化进行了理论构建。这些文化思想或观点学说可统称为国际关系的文化学派。那么，文化学派是如何演化的？内部存在哪些观点争鸣和共有特性？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
中国有国际关系理论吗？
——“中国学派”的理想与现实
赵赫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39。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围绕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引发争鸣的主因，一方面是原创理论缺失带来的焦虑，且没有随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大量引进和借鉴而缓解；另一方面是中国学者理论自觉阶段性成长的体现。从呼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到谋求创立“中国学派”，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理论探索大致经历三个阶段：从1987年到1994年前后，主要讨论是否有必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从1995年到2005年前后，学界共识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转向阐发“中国学派”；从2005年至今，一些学者尝试进行理论创新。
·专题研究·
从新出简牍看二十等爵制的起源、分层发展及其原理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研究之三
杨振红
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座教授。湖南，长沙，410006。
【摘要】二十等爵制在战国秦汉社会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传世文献记载二十等爵第九级五大夫与第八级公乘之间存在重要的分层，学界将五大夫以上称“官爵”，以下称“民爵”。但新出岳麓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中却有“受爵者毋过大夫”等规定，表明秦统一时至汉初民爵的上限为大夫。民爵上限移至公乘应发生在汉文帝六年左右。文帝在贾谊建议下进行广泛的制度改革，其中包括将中央列卿的秩级从二千石提高到中二千石以及将民爵上限提高到公乘，旨在加强中央集权、明确等级秩序。从左庶长到大庶长的爵层被称作“卿”，大夫、不更爵的权益仍带有分层界标痕迹以及官民爵的界限经历了从低到高的变化等史实，可推测二十等爵制是与公卿大夫士内爵系统挂钩建立起来的，建立之初爵层的划分与之完全对应。随着赐爵的扩大，统治者为了保证足够的服役人口，不断调整民爵上限。战国后期将大夫爵下移至士位；汉文帝六年左右，将官大夫到公乘爵全部纳入士位。官民爵分界自此稳定，直至三国。
【关键词】二十等爵制；官民爵；卿大夫士；岳麓秦简；张家山汉简
双重语境下的辽代契丹姓氏研究
吴翔宇
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在汉文语境中，辽代契丹人只有耶律与萧两种姓氏，辽皇族成员皆姓耶律，后族成员皆姓萧。但契丹文中仅有耶律姓，而无萧姓，故此两分模式在契丹文语境中并不成立。在契丹小字墓志中，辽后族成员有时以拔里、乙室己为姓，但在多数情况下不使用姓氏，而是通过标记所出帐房来体现后族身份。耶律姓在契丹小字墓志中亦不常见，皇族成员的身份表达大多同样是通过标记帐房来完成。耶律与萧在汉文语境中为并列的两种姓氏，但二者在产生时间、得姓方式上皆存在差异。耶律姓出现较早，源自阿保机家族住地之名，为契丹语词汇；萧姓出现较晚，通过“随名姓”的方式产生，汉姓色彩明显。这导致两种姓氏在形式上和在契丹人中的被接受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异，最终造成两种姓氏的“跛行现象”。
【关键词】辽代；耶律；萧；契丹小字；契丹姓氏
晚清山东邮政路网的时空演变
王含梅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
【摘要】晚清邮政包含新旧中西的复杂面相，既是传统驿站的延续，也是新式洋务通讯的移植。晚清山东邮政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多层次缠绕的历史过程具有典型性。山东传统驿站与驿路的分布，主要考虑山川形势与行政管理的方便，构成了以省会为中心的单线型结构；烟台、胶州、济南三大新式邮区在依次建立和划界的过程中，则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传统驿站路网的优势，同时不断开辟新的邮路。随着铁路等新式交通线的建设，新式邮政网点迅速推进，空间结构从单向度、线条状布局发展为点线密布、平面交叉、纵横铺展的网络结构。这种空间关系是制度关系的地理呈现，体现了当时新旧交通形式、社会意识和行政思维的变化。处于新旧中西之间是晚清邮政的主要面相，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特点之一。
【关键词】晚清；山东；传统驿站；新式邮政；时空格局；现代化
贸易争端中的商人外交
——以华商抗争日本奢侈品增税案为中心（1924—1925）
赵毛晨
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100006。
【摘要】1924年7月底，日本实行增加奢侈品进口税案，影响中国贸易颇深，引起华商的群起抗议。中日为此展开交涉，期间上海总商会等华商团体介入和参与其中，通过舆论宣传和集会宣言进行集体抗争，呼吁政府与驻日使馆对日交涉并积极与之互动，借外国反对增税之机设法协争。其抗争的重点主要围绕新税起征时间、奢侈品的范围、待遇是否公平三个问题展开。最终日本做出让步，对税案进行了部分修正。囿于时代大环境、中日两国实力悬殊等因素，这次交涉并未达到预期成效。但华商运用民间经济外交手段，以舆论和民气作为政府与外交当局对外交涉的后援力量，有效弥补了政府外交的不足，在争取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谋求自身的国际商务合作、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商人外交；奢侈品；增税案；中日交涉
1934年南京市民食盐中毒事件述论
朱英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1934年南京突发市民群体性食盐中毒事件，报纸作为社会舆论工具，不仅及时予以客观报道，而且较好地起到了引导作用，发挥了公共媒体的社会功能。政府卫生部门也紧急应对，迅速救治中毒病人，全力找出毒源，随即采取措施防止更多市民连续中毒，使该事件很快得以平息。这次中毒事件的发生，促使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食盐安全问题，引发了一场改革盐务、盐政和盐商的大讨论，推动了新盐法的实施，产生了多方面的连带影响。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食盐中毒；盐务改革
战时国民政府对重庆面粉业的管控
——以粮食部陪都粮政密查队为中心
王荣华
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浙江，金华，321004。
【摘要】1941年7月，国民政府粮食部成立后即采用强硬手段管控重庆面粉业。为加强管控效果，1942年4月，粮食部成立陪都粮政密查队，对重庆市内面粉受户及粉厂进行秘密调查，目的在于调查陪都面粉配销弊端、提供处理意见、改善面粉管理。粮食部加强战时粮食管理符合时代主题，密查队也发挥了一定的纠偏作用。然而，这一举措在执行过程中被密查队员滥用，所查案件三分之一以上属于队员的邀功之举或奖金激励、职务升迁诱惑乃至发泄私愤的产物，以致业户不堪其累。陪都粮政密查队是战时统制经济背景下经济政策逐渐收紧的行政手段，这一举措失去有效监督，终变成病民害民的工具。
【关键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部；重庆面粉工业；陪都粮政密查队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中国史学的起源及早期发展考析
乔治忠
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河北，廊坊，065000。
【摘要】中国历史学产生于公元前841年，即“共和行政”之际，与确切纪年的起始时间同步。实际上，在中国上古历法缺乏准确纪年方法的状况下，之所以会产生确切的连续纪年，就是得自官方连续性地记录史事。西周初期“殷鉴”的历史意识，是中国最早的理性思维方式，促使官方编存一些文书、文献，影响中国文化发展十分长远，但并未直接促成史学的产生。甲骨文、金文也与史学产生没有直接的关系，神话远离历史的真实，更不能成为史学兴起的源头。但史学产生之后，殷鉴意识下编存的文献如《尚书》，融入史学系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历史记录向下延续的同时，上古先人又从史学产生的原点向往古追溯，而对殷商之前的历史，只能通过修饰神话、传说的方式来构建，这自然形成如顾颉刚所云“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在远古时期，中国只有“神话的历史化”，而不存在相反的现象。
【关键词】中国史学；起源与发展；殷鉴意识；神话历史化
史学理论的性质、对象、价值与方法
陈新
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浙江，杭州，310058。
【摘要】自近代以来，史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已有近200年。史学理论作为一种反思，有助于研究者培养自我的历史意识。史学理论以历史学实践中的主体即史家与读者作为反思的对象，也以融入主体之中的经验与结构作为理论探讨的对象。史学理论的价值在于通过训练史家的历史思维模式，从而提升历史研究与阐释的效率。为此，其实现方法除了通过学术史积淀与基于情境的文本分析法之外，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对一般经验进行反思性训练，也是史家可以获得历史性思维的重要途径之一。
【关键词】史学理论；历史思维；历史性；历史认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