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建设：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研究”笔谈（二）
【编者按】
革命与建设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孙中山提出了“建设告竣时，革命成功日”，毛泽东也强调“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都谈到革命与建设两者的关系。革命的发生决不是革命领导者呼风唤雨的结果，须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迫急的现实条件和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革命本身当然不应是革命者的追求目标，革命的动机也不能从革命本身获得真正的诠释。革命虽然是战胜堕落、邪恶、压迫和侵略的迫不得已的正义武力反抗，但它并不仅仅为了这个神圣的过程——为了革命而革命，而是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是为了开辟人类的新生活——“建设”，这正是孙中山和毛泽东所特别强调的。一个带有建设目标的革命，其对于革命的意义而言，更具有决定性价值。但在人类的历史上，革命与建设关系的认识与实践过程是十分复杂甚至是曲折发展的，其两者的关系及经验教训颇值得加以研究、总结，以为镜鉴。本刊2017年第6期发表了笔谈“革命与建设：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研究”，学界反响甚好。这一课题自非一期笔谈的研讨所能解决，而需进行相关的系列探讨。我们约请有关专家撰文组织了本期系列笔谈之二，冀望有助于推进该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革命与建设：20世纪中国的时代命题与历史主线
王先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350。
从革命到建设既是一个客观演进的历史进程，也是承载着厚重思想内涵的一个时代命题。从历史的深度和时代的高度去总结、提炼这一命题所蕴涵的历史价值及其思想启示，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建设，都不无意义。
从辛亥鼎革到中共革命：革命与建设的主从认识及其演进
李金铮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市，300350。
“革命”与“建设”既是一对名词，也是一对概念。一般说来，名词和概念的产生是落后于历史现象的，但其产生之后又反过来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而且，其内涵也常伴随历史的演化而可能发生变动，并影响人们对历史上与此相关现象的理解。“革命”和“建设”内涵的变化，就使得如何界定革命史和建设史变得比较复杂化。
辛亥前后的“破坏与建设”策议
董丛林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石家庄，050024。
“破坏”与“建设”两词，虽说自古就有与现在通常义项略同的用法，如“破坏”，在“摧毁”“破除”意义上，汉代《史记·匈奴列传》中即有匈奴“行破坏”、宋朝沈作喆《寓简》卷一中就有“破坏成法”之说；而“建设”，在“建立”“陈设布置”意义上，始成于先秦的《墨子·尚同中》里即有“建设国都”、《礼记·祭义》中则有“建设朝事”之用〖=5K(〗（参见《汉语大辞典》，北京：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7年版，中卷第4508页；上卷第1123页）。但是，这两词起码到晚清，在对应性使用上少有，是到资产阶级革命发端之后，才呈渐多迹象，而至民国初年，则愈形发展甚至成为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拟对此简作述论，所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
·专题研究·
漏刻与汉代时间观念
董涛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重庆，400044。
【摘要】汉代是漏刻制度形成和完善的关键时期，主要表现在铜壶滴漏技术的进步和昼夜百刻制度的定型。其中，技术上的进步主要是二级漏刻的出现。这种漏刻更为精确，也更为稳定可靠，同时也促进了漏刻的广泛使用。而昼夜百刻制度的定型说明对一日之内的时间如何进行细分，人们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时间精确到“刻”对汉代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刻”是比“时”更小的时间单位，不仅能够测量时间点，还能够计量一段较小的时间段。而“刻”的出现也让原来模糊的“时”能确定在某个具体时间点上，使其变得精确可计量。漏刻的广泛使用深刻地影响了汉代人的时间观念，促进了人们对精确化和时间细分的认识，也使得人们正确认识自身感知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立表下漏；海昏侯铜漏；浮箭漏；昼夜百刻；时制
明代名色武官考论
曹循
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710127。
【摘要】明朝实行武官世袭制和军民分籍制，既导致一般兵士升职困难，又限制了非军籍百姓成为武官，武官阶层因而逐渐固化，营兵军职也为世袭武官所垄断。嘉靖后期，为应对“南倭北虏”，明廷始授权督抚等委任军民布衣，授以名色千总、名色把总等名目领兵，是为名色武官。名色武官成为百姓投军入仕、提高社会身份的重要途径，给明朝军事体制注入了诸多积极因素，为“倭乱”的平定和万历前期军力的重振提供了重要支撑。明后期，名色武官日趋冗滥，引发种种乱象，冲击了传统等级秩序和国家对于军队的控驭，明廷因而限制名色武官的任用，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这类军职后为清朝沿用并加以改造，是为绿营外委官。
【关键词】明代；名色武官；世袭武官；社会流动
明清时期东南山场的界址与山界争讼
杜正贞
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浙江，杭州，310058。
【摘要】浙闽丘陵、江南丘陵的东北部是较早有私占山场记录的地区之一。南宋经界对山场确权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以后争讼中利用鱼鳞图册进行山场确权的案例增加，但由于积步数字缺漏、不实，界址信息粗略，且界址的变动不能及时更新，鱼鳞图册在山界争讼中的作用有限。民众在买卖、继承中形成的契约和分界合同，仍然是山场划界和确权的主要依据。频繁发生的山界争讼是山场资源竞争加剧的表现，同时山场界址在此过程中也逐渐确定、清晰。争讼中形成新的界址表述，或者原有的界址表述被重新解释并为官方承认，人们对山场的认知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细化和书面化。
【关键词】明清时期；东南山场；界址；鱼鳞图册；山界争讼；山界合同
光绪末年的保举人才与预备立宪
林浩彬
历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光绪末年，保举人才作为清朝最后一次大规模行动，体现了清季从铨选制度到官制改革、推动预备立宪进程的取向。在预备立宪的大环境下，此番保举人才作为实行议会选举、文官考试制度前的取才替代方式，同时受到丁未政潮的影响，致使其方案几经周折。在保举人才行动中，清廷吸收部分保举改制方案，强调保举的明确化与考核的专门化，又保留了保举制的一些旧有形式，只是由于保举始终缺乏底层人员以及考核方式不符预备立宪要求而备受舆论质疑，最终结果与预期相去甚远。其政局、舆论与制度互动的过程与结果，预示着从改造旧的铨选制度入手，推动预备立宪新进程的渐进取向、路径的困境。
【关键词】保举人才；预备立宪；议会选举；文官考试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对“统一战线”的认知与表述
——兼论共产党的回应
夏静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摘要】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公开发布《中国共产党宣言》（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也发表谈话认可两党团结抗战。随后，中共广泛宣传抗日统一战线，表示统一战线由各党派共同负责和领导。因为与自身党派观念与政策冲突，统一战线遭到国民党人的质疑与否认。国民党公开宣称容纳各党各派，在行动上却又企图合并、融化各党派。从“统一战线”的字面理解，国共对于“统一”的含义又起纷争，共产党要通过“统一战线”统一力量对外，国民党则企图统一全国。国共对“统一战线”及“统一”做出不同诠释，既缘于各自党派立场与政治观念，也有争夺抗战话语权与领导权的考虑。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国共关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
全面抗战初期金陵大学内迁决策研究
赵飞飞
历史学博士，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山东，烟台，264025。
【摘要】金陵大学在全面抗战初期从南京迁至成都，成为中国教会大学整体内迁最早、最直接的高校，为学校的重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金陵大学特殊的“中外双重”治理结构，使得学校的内迁决策更显复杂，呈现出中国政府、西方差会、外籍校董与校方多边力量的博弈，其中国民政府的政策对金陵大学内迁决策起了关键作用；因战时环境致使差会和校董会对金大迁校决策影响力降低，基本属于事后追认；在这一过程中，校方行政领导层握有很大主动权。金陵大学与国家教育政策更为紧密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了金陵大学“本土化”的程度。
【关键词】抗日战争；金陵大学；国民政府；内迁决策；本土化
·社会经济史·
告别糊口经济
——中世纪欧洲食品供求关系研究
徐浩
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872。
【摘要】告别糊口经济意味着解决了温饱问题。欧洲何时告别糊口经济?说法各异，值得进一步辨析。现有研究表明，欧洲各国从糊口到温饱的转变时间不同。许多因素影响了这一转变过程的早晚快慢，但主要因素还是食品的供求关系。中世纪欧洲农业进步总的来说是缓慢的，难以承受人口快速增长的巨大压力。较早开始低出生率的国家摆脱了人口与资源的周期性循环，在中世纪农业缓慢增长的条件下率先改善了生活水平;而那些农业发展相对迟缓和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则延续传统的人口-资源模式，生活水平缺乏根本变化。
【关键词】中世纪；欧洲；糊口经济；食品供求；温饱
·医疗社会史·
新济贫法体制下英国贫民医疗救助问题探析
郭家宏
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875。
【摘要】1834年新济贫法颁布后，为了给患病贫民医治疾病，在继承旧济贫法医疗体制基础上，英国济贫法当局修建了许多济贫院医院，雇用了大量济贫法医疗官。济贫法医疗救助成为广大下层民众尤其是贫民疾病诊疗的主要渠道，为贫民提供了最基本的医疗保障。19世纪70年代后，济贫院医院的条件大为改善，开始从济贫院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济贫法医院，并向非贫民开放，英国逐渐建成了一套系统的为贫民免费服务的公共医疗服务体制，奠定了二战后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制（NHS）的基础。
【关键词】英国；新济贫法；济贫院（法）医院；贫民；医疗救助；公共医疗服务体制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郭沫若的法家观及马克思主义史家法家观的内部分歧
宋洪兵
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北京，100872。
【摘要】郭沫若的法家观与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人生遭遇密切相关。郭沫若认可前期法家，认定他们为“国家本位”，注重国家利益的同时兼顾人民利益；但申不害与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则为“君主本位”，根源在于二人受道家影响，主张“术治”。故而郭沫若激烈批判之。他主张秦始皇采用了韩非子的政治观念，故他区分吕不韦与秦始皇的两条政治路线，批判秦朝政治实为“奴隶制度”的“回光返照”。这与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内部有关法家（包括申韩、秦始皇）的历史评价存在分歧。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均认可法家推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功绩。郭沫若的法家观既有现实政治斗争的因素，他批评申韩与秦始皇，目的是为了批评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同时也有方法论的因素，他综合采用“人民本位”与“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立场，导致他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分歧，并最终坚持了一种与中共官方意识形态迥异的法家观，这为他在“文革”末期的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埋下了伏笔。郭沫若的“人民本位”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内部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观点。
【关键词】郭沫若；法家观；马克思主义史学；人民本位；社会发展五阶段论
驳郭沫若史学在台港地区遭遇的贬损
——以马彬、许冠三和金达凯为例
李勇
历史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安徽，淮北，235000。
【摘要】马彬、许冠三和金达凯，分别出版《郭沫若批判》《新史学九十年》《郭沫若总论》，贬损郭沫若史学。他们的手法有：片面利用大陆学者评郭沫若史学的言论;转换语境，放大郭沫若的“错误”;且许冠三书中文献注释有误，金达凯严重抄袭王锦厚。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文献不足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关键词】马彬《郭沫若批判》；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金达凯《郭沫若总论》；郭沫若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