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浅谈中共建党前后的列宁主义接受史
——以 1920年前后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及列宁主义化的经过为例
【作者】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200241。
【摘要】1949年中共建国前夕，毛泽东曾以他个人的亲身体验著文说明，中共革命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找到了成功地把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与落后民族和国家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的列宁主义，用他的话来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具体考察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在中国发生影响的过程，可以清楚地注意到它是从1920年春夏开始的。同样，不论是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等人的思想转变，还是中共早期组织的出现，也都是与此相伴而来的。身处内陆相对封闭的湖南长沙的手泽东，其思想转变的过程尤其具有典型性。
中共与日共早期关系考（1921—1931）
【作者】徐志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101。
【摘要】中共与日共于1921年7月、1922 年7月相继建党后，究竟有无联系，如何联系，怎样合作，由于史料匮乏，既有研究要么认为两党早期联系有限，要么否认两党之间的早期联系。其实，中共与日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不仅在建党前后已有人员往来与初步合作，而且共同指导台共的创建与革命斗争，积极营救在中国被捕的日共领导人佐野学 ，联合开展反帝游行，给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一定冲击。基于共同信仰，中共与日共在白色恐怖年代无畏风险、相互支持、联合斗争，对新时代两党关系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与现实启迪。
·专题研究·
排外抑或招徕：秦国惠昭之世的移民政策转向新探
【作者】熊永，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特任副研究员。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秦国惠文王、昭襄王时期相继出现了“出其人”与“徕民”两种性质截然相反的移民政策或移民思想。但诸侯国中，何以仅有秦魏两国互“出其人”？这其中有哪些特殊的缘由以及秦国随后是否改弦更张，决意实施《商君书·徕民》篇中带有转向性的移民计划，至今都是学界热衷探讨的问题。事实上，秦魏两国推行的互“出其人”政策限定在大河两岸。它是双方积极推动的地理空间构筑战略，与秦晋以河为界的百年争局紧密相关。而《徕民》篇的背后，着重探讨的则是秦国“内守”爵复体制与国家认同构建之间的深刻矛盾。其中所见的移民政策能否被秦王廷全盘实践，与惠昭时代迅速兴壮的庶籍军功集团有密切的关系。这背后还有深刻的历史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唐朝系拓跋国家论”命题辨析
——以中古民族史上“阴山贵种”问题的检讨为切入点
【作者】钟焓，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100081。
【摘要】自上世纪末以来，部分国外学者提出了一种相对新颖的唐朝属于“拓跋国家论”的观点，这种理论涉及唐朝历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其背后蕴含的理念直接指涉唐朝的“内亚性”命题，值得我们重视与关注。通过对中古时期胡汉融合的贵族社会下“阴山贵种”和“陇西李氏”各自兴起背景的详细考察，可以确定这种观点颇有主题先行之嫌，实际上是一种经不起实证推敲的杜撰性假说。
《轩驭帖》与北宋元祐更化前夜司马光、范纯仁的出处问题
【作者】李全德，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2。
【摘要】《轩驭帖》是范纯仁写给司马光的书信，因被司马光作为书写《资治通鉴》相关内容的稿纸而得以保存，其后半段后来被割裂而单独流传。该帖时间之确定对于理解司马光手稿的性质非常关键。结合范纯仁仕宦经历以及书信内容，此帖写作时间当为《资治通鉴》完稿之前数月的元丰七年九月，故司马光于此帖之上所起之稿，并非《资治通鉴》的初稿。从《轩驭帖》及不久之后范纯仁、司马光的其他通信中，可判断二人对元丰末年时局看法不同，故而出处有异。元祐初政中范纯仁与司马光的政见和政治风格之差异早已肇始于此。
梁启超流亡日本与“少年中国”意象的生成
【作者】王康，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101。
【摘要】梁启超创造的“少年中国”意象，实质上是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象征，反映了近代国人面对外侮的亡国焦虑与再生渴望。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面对“老大帝国”的蔑称，作《少年中国说》以正名。在创作过程中，梁启超受少年日本的鼓舞；强调“少年意大利”在行动层面的示范意义，还借用进化论、伯伦知理国家论等思想资源阐明“少年”价值和国家观念。最终，他回归传统文化表达他对“少年中国”的期待。《少年中国说》叙述重于说理，颇具感染力，它所呈现的“少年中国”意象为后继者留下更多的阐释空间，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管辖权嬗变与利益博弈——近代汕头海港检疫权的收回
【作者】杜丽红，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教授；刘嘉，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硕士研究生。广东，珠海，519000。
【摘要】近代汕头的海港检疫受制于旧有“海关检疫”体制，海港检疫权的回收实际面临管辖权的归属和部门利益之争。1874年后汕头形成一套由地方官、潮海关税务司和汕头领事团合作管理，潮海关税务司派海关医官具体办理的“海关检疫”体制。1927年4月起，汕头市政府先后设立出洋种痘处和汕头海港检疫处，试图突破“海关检疫”体制，将海港检疫收归自办，引起外国势力的反对。1930年7月，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成立，次年 4月接收汕头市海港检疫所，汕头海港检疫从地方收回中央。然而，旧有的海港检疫参与者并未因此退出历史舞台，各方围绕海港检疫的管辖权和权利展开博弈。直到1936年7月，国民党中央掌控广东政局后；汕头市海港检疫所才真正成为全国海港检疫处的直辖机构。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考察
【作者】胡云生，历史学博士，河南工程学院副教授。河南，郑州，451191。
【摘要】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巡视制度，大致经历巡行特派与党内巡视制度发轫、条例颁布与党内巡视制度全面确立、“活的领导”与巡视制度党外延伸、转向调整与专项巡视兴起等四个阶段。考察党内早期巡视历史发展轨迹，应研究其分期，通过对其划分标准和原则、主要节点、历史主线及其发展逻辑、阶段性特点等重要因素进行综合解析，总结归纳出集中与分权此消彼长的基本路向和发展脉络。
科学决策的盲区
——19 世纪英国海洋拖网渔业立法依据转型的思考
【作者】征咪，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作为一种高效捕鱼的技术手段，拖网因其破坏性的工作方式，在英国历史上长期受到渔民群体的抵制和政府的警惕。19世纪中期之后，英国政府在经济效益的刺激之下，建立调查委员会对渔业状况展开调查，“科学决策”取代了渔民的经验传统，政府对拖网的态度因此从限制转向鼓励，从而为工业化捕鱼的无节制掠夺开启了大门。从英国海洋拖网渔业立法基调的调整过程中可以看到，在处理人与自然的相关议题时，将当下科学研究成果视为唯一可靠的决策依据，缺乏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传统经验的尊重，将会造成难以挽回的灾难性后果。
宗教争端的世俗衍化和政治表达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秩序建构
【作者】王银宏，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教授。北京，100088。
【摘要】宗教改革不仅引起了德意志地区的教派分裂和宗教争端，而且使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关系和政治实践也受到宗教信仰分裂的影响。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与其他的帝国法律、习俗共同成为实现帝国内部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为欧洲确立起一种新的政治秩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诸侯的权力地位和利益问题，为帝国确立起多种宗教共存的基本规则。《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旨在通过政治化和法律化的方式解决宗教争端，通过宗教宽容和政治保障来建构帝国内部的世俗秩序与宗教秩序，使宗教信仰上的“真理问题”消解于世俗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建构之中。但是，神圣罗马帝国本身的制度性缺陷使其无力解决诸多内外危机，帝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其所具有的“开放性”等“帝国”特性也使其实现内部的和平与秩序面临着重重困难。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反“科学理性”的潮流：“历史感”与以赛亚·柏林的思想史写作（1930—1970）
【作者】李任之，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后。北京，100084。
【摘要】相比于以赛亚·柏林的政治理论，他的历史观念虽然一直没有受到研究者的重点关注，却在他的整体思想发展过程中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柏林在其学术生涯早期主要从事纯粹哲学研究，并且是所谓的“牛津哲学”学派的成员；但是他在此时已经展现出对于历史的兴趣，并且运用了“历史感”之类的概念对“验证性原则”展开批判。在20世纪40—60年代，柏林愈发为科学主义在社会科学与政治哲学中的巨大影响力感到忧心；在他看来，对于历史意识的漠视不仅威胁了他崇尚的人本主义理念，并且间接地造成了战后西方世界的伦理危机。柏林认为，历史思维是一种强调历史洞见、尊崇个体性、具有独立地位的人类思维模式。不过，柏林对于“历史”的兴趣并没有使他成为一名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对他而言，如果要取得对于人类根本境遇的真正了解，就必须同时承认观念的力量和历史性：也就是说，思想史是他的历史思想的载体，而历史思维则是他的思想史写作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