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后方史料整理与研究”笔谈
【编者按】近年来，“抗战大后方”成为学界较为凸显出的一个热点领域，在相关档案文献方面主要有“大后方”各省档案资料比较系统的整理与出版，在研究方面则主要有抗战大后方轰炸等问题受到重视。在现有基础上，如何深化原有研究，如何进一步从大后方工业、农业、教育等专题方面拓展研究，也成为学界所应思考的现实学术问题。“抗战大后方”事关抗战八年的后方支撑，意义重大，其研究自不限于抗战大后方各省，更当引起学界进一步关注。鉴于此，本刊特邀请有关学者就抗战大后方时空概念的新解释、大后方的无差别轰炸研究、资源委员会史料开发与研究等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学界能够就此进行回应和探讨。
抗战大后方研究中的时空问题
【作者】高士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101。
抗战大后方无差别轰炸研究的进展及思考
【作者】潘洵，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重庆，400715。
深化抗战大后方历史研究的“利器”：资源委员会档案资源的开发及研究前景
【作者】曹必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江苏，南京，210016。
·专题研究·
天下秩序、八王之乱与刘渊起兵：一个“边缘人”的成长史
【作者】侯旭东，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出土文献研究及保护中心教授。北京，100084。
【摘要】跳脱学界长期关注的族属与血统问题，回到历史现场，可以为刘渊起兵提供新解释。南迁塞内的匈奴诸部成为西晋营造的天下秩序的一部分，南单于与贵族侍子留居洛阳，参与仪式活动，与其他朝贡的“蛮夷”共同参与这一秩序的构建与维持。刘渊亦是其中一员。通过分析他在洛阳的感受以及仕途上的坎坷经历，可见其复杂而矛盾的心态。如果没有八王之乱导致的西晋“王纲解纽”的契机以及匈奴贵族刘宣等的启发劝说，刘渊尽管心存不满，也不会走上起兵反晋的道路。刘宣等推举刘渊，主要看重的是他多年统领匈奴诸部所显示的才干与积累的声望，而非其血统与出身。这是对匈奴旧有的推举首领传统的回归。
论明末乡绅地方公议的程序——以《祁彪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毛亦可，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北京，100871。
【摘要】《祁彪佳日记》中有多处对祁彪佳本人参与地方公议的详细记载。这些记载显示，明末江浙地区乡绅参与的地方公议存在召集、议事、决议三个主要环节。召集环节中，乡绅地方公议的召集人、召集手段有一定规律可循，但时间、地点并不固定，表现出因事召集、议无定所等特点。议事环节又可细分为聚集等候时的预议与正式议事，正式议事表现为以主议官员为中心的“向心式”议事。决议环节则可细分为官员主持的口头定议与乡绅签订公议单的书面订议，且其中体现出“全体一致”的决议原则。
清季“湘人江督格局”的终结与“北洋下南洋”的形成
【作者】韩策，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北京，100817。
【摘要】两江总督为清朝东南第一要缺，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当湘、淮军削平太平天国，驻兵江南后，江督例兼南洋大臣，人选更为重大敏感。至迟到19世纪80年代，形成一个不成文的“湘人江督格局”，即江督非湘人不可。1902年湘军领袖刘坤一去世后，江督陷入群雄逐鹿的境地，湖人江督格局难以为继，东南湘军随之衰落。究其原因，除湘系自身老化外，实与辛丑回銮后清廷的集权政策和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强势南下密不可分。张之洞、魏光焘、李兴锐和周馥相继担任江督，均可在这一脉络中得到解释。1904年，有北洋和淮系背景的山东巡抚周馥，受到慈禧太后、奕副和袁世凯支持，出人意外地南下署理江督。随后两年，周馥大力裁撤湘军、将南洋海军交由北洋统一指挥、汲取南洋资源支持北洋练兵、利用北洋模式和北洋官员推进南洋新政的一系列举措，不仅终结了湘人江督格局，而且加速了“北洋下南洋”的形成。这一历史进程反映了清季权力格局和南北关系的演变，其深远影响一直持续到北洋政府时期。
内生还是外力？——民国合修《孔子世家谱》原因分析
【作者】吴佩林，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孔府档案研究中心教授；邓利平，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山东，曲阜，273165。
【摘要】民国合修《孔子世家谱》是孔氏宗族继乾隆大修180多年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修谱活动，也是孔氏第一次合修全国族谱。其得以合修并修成，尊祖、敬宗、收族、防奸杜冒是内生动力，应对因时局变化导致的不断下滑的政治与经济地位是外部动因，家族头面人物的热心支持是保障，民国时期便利的交通为其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孔子家族之所以以谱系明晰、辈次有序而有别于他族，与历朝统治者崇儒重道，以及圣裔重视和维系孔氏家族的正统谱系密不可分，这主要取决于内因。而民国时期，受西学冲击，孔道式微，外因在此一时期的修谱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就此意义而言，民国合修《孔子世家谱》是孔府和孔氏族人在外力冲击下为确保其优渥地位的一次自救行为。
藤原氏外戚政治与上皇制度的发展
【作者】姜金言，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戴宇，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上皇制度是日本古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对近代以前的日本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奈良与平安时代的藤原氏作为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外戚氏族，见证并参与了数十次的皇位交替，在其初兴、繁荣、衰落期分别对上皇制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奈良时代初期，藤原氏族根基薄弱，以其为外戚的天皇尚需要上皇的扶持，上皇制度得以发端；平安时代中期，藤原氏成为累世外戚，通过“摄关政治”掌握最高权力，肆意废立、多行禅让，导致上皇人数激增，客观上也使上皇制度逐渐发展成熟；平安时代后期，藤原氏外咸身份的缺失导致摄关政治衰落，藤原氏的地位被代表父系势力的上皇所取代，上皇的政治经济地位达到了历史顶峰。最终，随着武士阶级的兴起，上皇、天皇和藤原氏随着公家朝廷一起淡出了最高权力的舞台。
20世纪 50 年代美中之间禁运与反禁运的较量
【作者】尤建设，历史学博士，许昌学院文史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河南，许昌，461000。
【摘要】20世纪50年代美中之间的禁运与反禁运，是两种不同政治制度的博弈，美国企图通过经济手段达到把中国新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的政治目的。美国的对华禁运，经历了从有限禁运到全面禁运、由单边禁运到多边国际禁运的演变。在实施禁运政策的过程中，美国贸易霸权得到充分显露。中国在反禁运的斗争中，策略得当，机智灵活。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打开土产品销路；提高产品质量，进行技术创新，争取部分商品国际定价话语权；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打开封锁禁运缺口；举办展览会、交易会，创新国际合作形式；发展与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分化瓦解国际禁运“联盟”。中国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等主张包含了反禁运的思想。中国成功粉碎了美国的政治企图，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概念史研究·
清末民初“新中国”一词的概念内涵与话语演进
【作者】王玉玲,历史学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河南，郑州，450046。
【摘 要】“新中国”一词出现在晚清，由维新派人士康有为较早提出，在进化主义和维新思想共同推动下逐渐得到传播和使用。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以及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入，“新中国”从一个地域名词发展成国人对未来国家的构想，成为他们表达现代国家理想的话语符号。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启蒙影响下，“新中国”的话语内涵愈加丰富，对“新中国”话语的使用扩展到诸多领域，独立、民主、自由、平等成为新内涵。“新中国”话语虽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思想内涵，但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逐渐成为主流，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建立“新中国”不懈奋斗。“新中国”一词的概念内涵和话语流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人救亡图存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轨迹。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明清之际学风的嬗变——以礼学兴起为中心的探讨
【作者】潘斌，历史学博士，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四川，成都，611130。
【摘要】晚明时期，追求物欲、竞逐奢华的风气弥漫着当时整个社会，陋俗泛滥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人伦教化和社会安定造成很大危害。明清之际不少人希望发挥礼教的经世功能，从而有益于世道人心。当时的学者在批判阳明及其后学空疏、不务实际的同时，希望通过讲名物制度的礼学从而实现对学风的扭转。他们还希望通过对礼学的提倡和研究从而改变玄谈之风，而务经世致用之学。明清之际，一些持理学立场的学者推崇礼学，并从理学的角度对礼学进行阐释；一些理学官僚对礼学也加以研究和推广，他们的努力对于清代礼学的兴起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库全书总目》“门户批评”的主调与异音
【作者】蔡智力，文学博士，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62。
【摘要】《总目》学术批评的一大论题是学术门户。《总目》认为学术具有公共性，应以公共性的是非为目的，而非私域性的胜负，否则即是门户偏见。根据门户结构群聚与对立的双重关系，《总目》以突显学术独立性为策略，对治与之相应的党同与伐异行为，强调学问贵在自得、自足、自立。但在这一主调以外，《总目》又参杂着各种歧异性的“异音”。首先，各提要对门户行为的基本立场实非完全一致的贬抑，部分提要显现宽容态度。其次，对门户创始者更形成“责始”与“贵始”对立的观点，前者追究创始者开门揖资之责，后者则认为不能以末流放失并咎创始者。这些歧异打破了对《总目》思想一律性的传统见解，呈现“四库”编纂组织中政治势力与学术势力的矛盾和《总目》意识的多元性。
孟德斯鸠商业思想语境辨析
【作者】张弛，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浙江，杭州，310058。
【摘要】孟德斯鸠关于商业问题的论述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在论述商业时，他采用了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与他身处的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在经历了路易十四统治末期的衰败后，法国人试图寻找一条重振国威的和平之路，发展商业成为一时之选。但是，欧洲各国在商业发展上，道路不同，表现不同，结果不同。法国人需要考察历史经验与政治制度的差异，寻找适合法国的发展途径。孟德斯鸠的商业思想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回应。这意味着，启蒙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而非完全基于抽象理性主义，也证明思想史的研究必须要扣合历史语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