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近二十年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重新认识——为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而作
【作者】李华瑞，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北京，100048。
【摘要】新世纪以来，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全面铺开。近二十年所取得的成果超过了20世纪的总和。王安石的文学、经学与变法得以重视，这是此前一直未曾出现过的。王安石的经学研究后来居上，是新世纪以来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取得进展最重要的标识。尤其是对王安石经学与变法的内在理路的研究有了新的推进，而对王安石“字说”的重新认识，则是王安石经学研究的重大进展。王安石变法研究趋于理性，与党争心态、阶级斗争理论渐行渐远，鲜活的王安石形象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大多数学人已能用平常心态对待过去的毁誉、恩怨、褒贬，这是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进步所在。王安石文学的研究对王安石在文学史上的实际地位的估计尚显不足。总体看，虽然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现今仍缺少综合文学、经学、变法及其时代整体、全面而有深度的研究。
·专题研究·
悬泉汉简养老简与汉代养老问题
【作者】袁延胜，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汉以孝治天下，尊养老者，多次颁布养老诏令，建立了优抚老人的养老制度。汉代的养老制度以老人年龄大小为依据，分别给予赐杖、赐米、赋役减免等优待。新公布的悬泉汉简养老简是汉代养老制度的真实反映。该简明确记载了各年龄段老人，即70～79岁、80～89岁、90岁以上老人享受的不同优待，使我们对汉代养老制度中的年龄分层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两汉时期的养老政策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悬泉汉简养老简的年代是西汉成帝时期，该简记载的老人优待情况，是西汉后期养老制度的反映。
宋初“制其钱谷”之背景及措施
【作者】闫建飞，历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以往学者多将唐后期两税三分视为宋初削藩的财政背景，忽略了五代朝廷收藩镇财权的努力。事实上，五代时期两税及附加税、榷税、商税等主要收入均已系省，地方政府拥有的能自由支配的合法收入只有公使钱和经商盈利收入。宋初制其钱谷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限制节度使、刺中、场务官等在赋税征收过程中的渔利，宋廷措施是设置监当官；二是如何强化对系省钱物的管理，宋廷措施是确定上供额，并从三司和州郡两个层面加强对留州钱物的管理，将州郡财政纳入统收统支的三司国计体系。由此基本实现了中央财政集权的目的，并使州郡财政职权部分独立于州郡长官，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明崇祯十五年直省乡试加额与录取事实
【作者】汪维真，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史学月刊》编辑部编审。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崇祯十五年，明廷全面增加直省乡试中式名额，由此形成的直省解额成为该年乡试录取依循的新规。对于此次加额之数，明朝官方史籍未载，仅见于清初三家私修史籍，然异同互见。近来阅读史料发现，崇祯十五年壬午科乡试录有幸存世，虽是残本，但保留了全国15直省中11个直省的乡试录取信息；顺治二年，为筹备清朝定鼎北京后的首科乡试，礼部遵旨拟定科场事宜，其中“京省额数则例”是以崇祯壬午科额数题请的，完整保留了各直省于明朝最后一科乡试拟准录取的名额。根据这些关键资料，辅之其他文献，基本可以厘清崇祯十五年直省加额之数与乡试录取事实。而清朝首个京省额数则例的制定过程，则是“清承明制”的具体实践与体现。
论“死硬派”记者甘露德《中国之病》及其反响
【作者】李珊，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101。
【摘要】《字林西报》的美国记者甘露德（Rodney Gilbert）被认为是在华西人中“死硬派”的代表人物。这种印象的生成与其在国民革命时期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之病》密切相关。甘氏宣称该书旨在“给中国挑毛病”。为此，他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及既往的中外关系等问题着手，批评中国人是“缺乏管束的小孩”，并认为列强不应继续纵容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该书出版后遭到来自在华外侨和中国人的双重批评。在华外侨认为该书的刻薄口吻和露骨干涉中国的论调将惹怒中国人。中国读者中，基督教知识分子罗运炎以甘氏侮辱民族尊严为由要求政府将其驱逐出境，此事还在《字林西报》中引发中外读者的一番争论。学者夏晋麟则从中国人自身的视角对中国的问题展开反思。该书出版后引发的争议折射出五卅运动之后西方对华观感的复杂光谱，也反映出国民性话语与国人高涨的民族主义的正面碰撞。
进退失据：民初临时参议院审议预算案的窘境
【作者】王梅，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民元临时参议院一度积极行使其监督政府财政职权，先是反对政府借款预估督促办理切实预算，继而要求政府提交每月概算，后因概算无法律依据又令政府交议临时预算。其积极的姿态却在审议预算案过程中遭遇困难，八月份概算审议因体例、审查措辞及二读方式等争论只能敷衍了局，四个月临时预算则因审查效率、款项格式以及宽严标准等分歧迁延时日终未议决。主张变幻、经验与制度缺略以及党争等，都是参议院陷入窘境的重要原因，但其审议预算实践却也深刻影响了此后国会相关规则与惯例的形成。
近代早期法国王室对特兰特会议教令的接受
【作者】李德龙，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275。
【摘要】1564—1615年，法国王室对特兰特会议教令的接受，经历了从最初的推迟接受转变为有选择地采纳部分教令，再到最后默许地方教会接受三个阶段。理解法国王室对教令是迎是拒的关键在于，一方面，王室寻求在法国教会内解决宗教危机的策略不利于其接受教令；另一方面，王室在改革教会、回归信仰统一的目标上又与特兰特会议相契合。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教令接受过程，既是法国王室与罗马教廷关系的缩影，也是法国政教关系调适过程的写照。
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对新左派运动的形象建构
——以《纽约时报》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报道为中心
【作者】谢文玉，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新左派运动重要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于1965年4月17日组织了到当时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反战抗议活动，开始成为美国主流新闻媒体竞相报道的对象。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主流新闻媒体从1965年至1968年对“学民社”的发展、壮大和衰亡进行了即时报道。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化工具、媒介和公共记忆手段，《纽约时报》的报道框架随着该组织自身的发展而变化。当“学民社”以一种崭新的政治抗议力量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上时，《纽约时报》的报道是客观中立的；随着“学民社”的不断壮大、人员构成更为复杂、与主流社会日渐疏离时，它被逐渐“边缘化”；当“学民社”规模继续扩大、组织性质及组织结构发生变化时，《纽约时报》上的“学民社”被妖魔化为一种危险的、破坏性力量。《纽约时报》对“学民社”的即时报道和形象建构，有意无意间体现了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倾向。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二战前及战时日本的亚洲观
——以“亚细亚的”一词的流行与语义变迁为中心
【作者】周雨霏，人间科学（社会学）博士，德国日本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纪尾井町7-1，102-0094。
【摘要】日本对亚细亚的认识可追溯至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在江户时期的流布。但在日语语境中，将“亚细亚的”（アジア的）作为形容词来描述一种社会形态，则与马克思主义中学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密切相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使用“亚细亚的”（asiatisch）一词来形容原始共同体的生产方式。在1930年左右的日本言论界，这一词汇在亚洲社会性质论争中逐渐拥有“前近代的”“落后停滞的”等词义。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这一词汇又在“东亚协同体”与“大东亚共荣圈”的话语体系内发生词义转向，与“乡土共同体”等概念合流。“亚细亚的”一词在二战前及战时日本的流行与词义演变描绘出日本的亚洲观在这一时期的嬗变轨迹。
西方史学思想中的历史距离——从时间距离到“距离效应”
【作者】李鹏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9。
【摘要】距离通常涉及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在历史学科内，历中距离通常指涉过去与现在、事实与叙事之间的关系。文艺复兴伊始，历史距离伴随着对时间的发现而产生。它塑造了不同于中世纪的现代历史意识，并成为支配现代史学研究的重要因素。然而，这种以时间维度为基础的距离观念，忽视了历史距离内涵和价值的丰富性、复杂性。加拿大历史学家马克·菲利普斯在重新思考历史距离的基础上，把距离当作历史表现中一种介质的参与形式，提出了包含形式、情感、意识形态和认知的“距离效应”在内的多种维度来处理过去与现在的关系。这不仅丰富了历史距离的内涵，同时也拓宽了历中认知的路径。笔者在此基础上，尝试以微观史为例来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