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对《魏书》所记北魏开国史真实性的质疑
【作者】廖基添，历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江苏，南京，210046。
【摘要】有关北魏开国史的现存史料可以归纳为三个系统：一是北魏国史系统，二是南朝史书系统，三是《十六国春秋》系统。其中，《魏书》昭成、道武两朝君臣纪传（亦即北魏国中系统）所记载的北魏开国中，为多数研究者采信，实则其真实性颇可质疑。综合比较三个系统的史料，可以看出《魏书》所提供的北魏开国史叙事存在明显的失实之处。这是由于拓跋珪在建立帝业后，为了隐藏他的身世，掩盖早年经历和创业历程中的种种屈辱，对北魏开国史做了系统的清理。拓跋珪本是慕容垂在代北地区扶植的代理人，拓跋复国运动是从慕容复国运动中派生出来的。北魏建国既是淝水之战后华北政治版图重组的产物，又最终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终结。
宋代的公吏与“公吏世界”新论
【作者】廖寅，历史学博士，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河北，保定，071002。
【摘要】“公吏”是“公人”与“吏人”的合称，与《庆元条法事类》陈述有所错位的是，公人原本由一二等大户充当，地位高于吏人，王安石役法改革后，与原本由第四等户充当的“胥徒”合流，地位才转居于吏人之下。“公吏”是宋代非常独特的称呼，在宋人语境中，多指“公家之吏”，旨在突出吏职的公家属性。除了国初，宋代公吏主要契合社会中层的期望值，是社会中层的最佳出路。在公吏价值最为低微的南宋中后期，“公吏世界”说反而甚嚣尘上。反常的背后，是日益壮大的士人群体试图改造州县社会权力结构。随着公吏群体的污名化、“毒瘤”化和士人群体分享顾问权、治民权，州县社会形成了近似于两个等边三角形的超稳定权力结构。
共识何以达成：清末新政伊始外交改制的分奏、会奏与变通
【作者】李峻杰，历中学博士，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四川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山西，晋中，030619。
【摘要】在清末新政上谕“采西法”的语境下，清廷不少官员提出了诸如设立外交官专途、出使改为实缺、外交官选任和培养等改革洋务性外交体制的奏议。虽然这些看法略有些旧调重弹，但通过地方督抚、驻外公使、翰林、御史等人的分奏和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的联衔会奏，再经光绪帝的朱批认可和外务部的议复变通，已大致形成了一种深具权热的共识，实现了改革议论由“野”到“朝”的重大转变。虽说在改革共识之下，他们各有各的诉求，其建议也未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此后中国外交体制的近代转型基本是按此次达成的共识而展开。因而从改革共识的形成到最后的落实，要有“同而能异”的胸襟和力量。
民初继承案件审理的现代性探析——以江苏省为例
【作者】翁有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想，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清末民初之际，继承案件审理跟随社会变动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现代性特征。江苏因其独特的地理、经济与人文优势，现代性在民初江苏省体现得尤为突出。在江苏省继承案件审理过程中，民众在诉讼过程中的思想进步、个人在案件审理中的地位提升以及基层司法权收归国家等等，都是现代性的体现。这种现代性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国家社会缓慢革新的证明。
1927年安徽省政府主席问题与规制演化
【作者】陈明，历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1927年3月，安徽省正式纳入国民党统辖之下，由蒋介石主导完成了省政务委员会组建，在宁汉对峙局面形成之初，站在宁方一边。由于宁汉关系战和不定，改组成立的正式安徽省政府，为避免夹在宁汉政争间的困难处境，根据南京国民政府7月所颁《省政府组织法》，不顾蒋介石钦定人选蒋作宾，选举管鹏为省主席。然而，不待管鹏正式就职，安徽即陷入省主席问题而起的政潮之中。有鉴于此，宁汉合流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基于“整肃纲纪”及加强“中央集权”的考虑，在改组安徽省政府时，确立省政府主席由国民政府指定的规制。该规制在此后国民政府《省政府组织法》中得以承继，迄至其最终废止。
1937年“纱交风潮”的爆发与处理
【作者】郑会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香港，沙田。
【摘要】1937年初夏，上海纱布交易所因多头与空头交易冲突而宣布停市，同时导致面粉和其他物品价格出现巨大波动，从而引发一场金融风潮，时人即将其称为“纱交风潮”。有关这场“纱交风潮”，当时上海的众多报刊就曾连篇累牍予以追踪报导，国民政府也相继派遣负责官员前往上海进行调查。本来看似就是一场普通的金融投机，没想到却越查越深，牵连到吴启鼎、盛升颐等政府重要官员或许参与其事，背后甚至还可能有更大的势力，这就愈发引起舆论的关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蒋介石对此案表现得异常关心，他在事发后一个多月的日记中曾多次提及，也多次下令要求彻查。正在国家面临重大历史动乱之际，蒋介石为何对此案如此关心？这是因为蒋介石对贪腐行径既十分愤懑，欲以坚决制裁，但又担心此案恐牵连到至亲而难以收拾，这种犹豫的心情在他的日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此案不了了之，最终草草收场，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处理贪腐案件中所面对的两难处境。
印度的流亡藏人政策（1951—1959）
【作者】王琛，历史学博士，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静华，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郑州，450000。
【摘要】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后，西藏部分上层分裂势力逃往印度，以噶伦堡为基地，与印度、美国秘密联系，进行分裂活动。1954年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签订之前，印度严密监视流亡藏人的动向并禁止其进行公开政治活动，与此同时与其保持秘密联系。中印协定签订后，出于对中印边界及其他问题的考虑，印度领导人批准印度情报部门加强与流亡藏人的合作，为流亡藏人提供有限的支持。1957年年初达赖访印返藏后，流亡藏人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联系，印度加强对流亡藏人的管控，但仍然给予秘密支持。1959年西藏全面叛乱爆发后，印度开始公开支持流亡藏人的分裂活动。印度的流亡藏人政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它的对华政策的变化，也对两国关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古巴导弹危机前后苏联的海权与海军建设
【作者】齐石，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在国际体系、地缘政治、地理条件和自身工业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苏联海权的发展基本以海军建设为主要内容。古巴导弹危机前，苏联的海军建设一直在传统海军的武器装备体系和战术体系内缓慢发展。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开始正视自身战略需求和建设远洋海军的必要性，迅速形成了与核工业和导弹工业深度结合的武器装备体系和战术体系，突破了传统海军发展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与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形成了特殊的海上军事均势。苏联海军在基本的和平态势下，依靠整合自身原有武器装备资源和制定有针对性的战术体系，完成了从近海防御到远洋进攻的转型，扭转了长期以来在海权领域的弱势地位，这一历史进程对于当前世界各国的海军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逻辑结构分析：中国经学史研究的新路径
【作者】邱梦艳，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菏泽学院人文与新闻传播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经学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结构的知识体系。经学的演进，既是经典体系整体性发展的过程，也是经学内在逻辑结构的演变过程。经学史的研究，既要关注经典体系整体发展的历史进程，又要分析主导这种整体发展的内在逻辑。经学体系的内在逻辑，隐含在经典关系的结构建构之中。因此，对经典之间以及经典文本内部的逻辑结构进行分析，即逻辑结构分析法，是从经学体系形成的内在逻辑出发提出的研究方法。逻辑结构研究法，建立在经典体系的文本分析、结构分析，以及紧紧联系不同经学发展阶段时代背景的历史分析之上。引入逻辑结构分析法，将为经学史研究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康有为对先秦诸子学术的新阐释——从《孔子改制考》的再认识谈起
【作者】任芮欣，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300350；宁腾飞，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河南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康有为不仅是近代经今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也是近代诸子学的关键性人物。在诸子学的分析路径下，《孔子改制考》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具有不可轻估的位置。它不仅提出了牵动学术结构性变动的“诸子托古改制”说，促进了先秦诸子学术的复兴，重估了诸子时代的历史地位；而目还纳孔子于诸子，再识老子年代、重审名侠与墨的关系。这些命题和观念经过清末民初的发酵与沉淀，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热点，有效地促进了近代诸子学的嬗变和转型。因此，在学术转型的视野下，康有为对先秦诸子学术的新阐释开辟了近代中国诸子学研究的新纪元。
·史学评论·
哲学视野中的瞿秋白——读《瞿秋白与跨文化现代性》及其他
【作者】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101。
【摘要】该书作者力求展现瞿秋白生命体验中多重复杂的思想世界，试图回答瞿秋白如何跨越种种二元对立的界限，把来自各种不同文化脉络的思想资源，创造性地转化成崭新的思想和书写轨迹。瞿秋白纵然认为自己终究不能彻底摆脱“文人和绅士意识”，无法成为无产阶级战士，他却始终没有背离心中那个无产阶级的理想。作为一位有诗情画意有哲思的人，瞿秋白天然向往美丽与自由，鄙视统治者的丑恶与专断。瞿秋白倡导“革命工具论”，革命者应该放弃个人自由，成为革命运动的工具；然而革命者参加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自身的自由愿望。这是一个一时无法化解的两难公式。瞿秋白短暂的一生，都处在这种矛盾焦躁状态。作者据实说理，言而有据，持之以故，事实与评论的良好契合，哲学与史学的互相会通，正是此书的可取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