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卫生防疫史研究的新视角与现代性”笔谈
【编者按】当前，人类正在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公共卫生防疫的社会生活底色渐次显露，身处其中的历史学者，亦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日常关切投射到历史研究中，以现实的普遍性思想知识，来审视和阐释中国公共卫生防疫史。今天的公共卫生防疫经由过去经验之沉淀而具有丰富历史内涵，其内涵经历了多方面转变：从规范个人卫生行为到改善环境卫生、促进群体健康，从单纯的传染病防控到各类疾病的全面防治，从减少疾病危害到降低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从仅关注生理健康到重视心理健康再到改善社会适应能力，从被动采取疾病控制措施到主动开展健康风险干预行动。这些内涵的转变趋势，成为研究者从事中国公共卫生防疫史研究的基点，但也容易指引其按照现行标准理解历史过程，隐含着陷入“现实主义”的风险。因此，史家须保持足够的学术自觉，警惕现实关怀过度介入历史研究的倾向，尽可能从历史具体实践过程出发，阐述公共卫生防疫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不同含义及运作模式。以通史观察，把握公共卫生防疫从古至今的整体发展脉络和趋势是关键所在，须增强对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反思与探索。较之医疗史，公共卫生防疫具有很强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内涵，有着显著的政治史特征。本刊围绕“如何从卫生政治视角书写中国公共卫生防疫史”主题组织本组笔谈，集中讨论中国公共卫生史研究关注点从现代化向现代性的转变问题，从卫生政治的视角谈论卫生防疫史的可能愿景，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提出如何研究中国卫生防疫的全球化。进一步提出从政治的角度挖掘公共卫生防疫所蕴含的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经验，以近代中国整体变迁史观察之，进而从更宏观的层面理解中国公共卫生防疫史的发展脉络。
中国公共卫生史研究的知识建构与分期
【作者】刘士永，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200030。
卫生政治视域下的中国公共卫生防疫
【作者】杜丽红，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教授。邮编：512900。
中国公共卫生防疫的全球化
【作者】秦倩，法学博士、医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33。
·专题研究·
两种研究思路的碰撞：《周礼》鸟兽尊彝形制问题再审视
【作者】张雁勇，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在《周礼》鸟兽尊彝形制问题的讨论中，力主象形说而反对刻画、饰物说是目前相当流行的观点。从所列证据来看，象形说的学术价值仅在于“质疑”刻画、饰物说，并提供象形的“可能性”，但无法形成定论。其实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对《周礼》鸟兽尊彝形制不宜给出任何一种明确的结论，而应暂时予以搁置。科学的历史考证，谋求在史料充分和考证过程严谨的基础上得出相应结论，否则极易导致论证无效而结论切近，甚至论证无效且结论无效的后果。论证过程模糊化而论证结果明确化的背后，实际上潜藏着根深蒂固的历史还原主义倾向，值得从理论和方法层面深入反思。
秦代行政体系中的里及其典、老
【作者】冉艳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
【摘要】秦代的里老是制度化的里内管理者，其选任条件和方式以及在一些责任的承担上与里典一致。但里老始终没有独立于里典的职责，实际上是协助里典管理户数、事务较多的里，处于“副里典”的位置。典、老在制度上没有文书资格，民众可直接与县下乡、田诸官联系，其不具备多少管理职能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主要是为里内民众提供担保，并协助上级处理具体事务。里在行政体系中的位置，既像国家职能向下渗透的一级单位，又像什伍制度逻辑的延伸，但事实上是一种差役。
辛亥鼎革与财政举债：晚清民初“爱国公债”的发行与偿还
【作者】刘杰，历史学博士，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江西，南昌，330031。
【摘要】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统治岌岌可危。政治与财政危机交织，濒临崩溃的清政府为筹集军费，在举借外债无望之下，做出仓促筹发战争性质的爱国公债之举。危机之下，清廷财政资源动员与汲取能力极度虚弱，爱国公债募销过程中多数官民反应消极，只能依靠清朝亲贵及官员变相的捐纳。袁世凯回京担任内阁总理后，借用兵施压内廷隆裕太后及王公亲贵，迫使皇室财政以内帑购债与勒捐亲贵的形式强制摊销公债以解危局。辛亥革命的发生致使清廷陷入全面政治与财政合法性危机中，公债承销额远未达预期，爱国公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清廷财政与政治危机。清帝退位民国肇建，袁世凯以补充财政为名续发爱国公债。由于缺乏成熟的债券融资市场与财政信用，清廷及其之后的民国政府凭借其行政特权摊销公债。北京政府偿还时有中断，直至1921年进行大规模公债整理后方才全部置换为新债陆续予以清偿。爱国公债筹借与偿还过程成为理解辛亥鼎革政权剧烈变动时期国家财政治理与信用机制的样本。
“借吊丧为谋面之机”：西安事变后的蒋介卿葬礼
【作者】王春林，历史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辽宁，沈阳，110136。
【摘要】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胞兄蒋介卿因惊吓而死，蒋甚为悲痛。蒋介石在奉化休养期间，前往拜访的国民政府官员多顺道吊祭蒋介卿。在稍后蒋介石为其兄举办葬礼时，侍从室等部门承担了大量的筹备和接待事务，国民政府高层及各地方官员则纷纷前往致祭。葬礼内外并不是单纯地祭奠逝者，官员们的话题与交往丰富而多面，私人交谊与政治空间也在此交汇。国民政府官员群往参祭的背后，虽有部分交谊成分以及商洽公务的需要，但更多的则是官场的功利考量。葬礼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实际上各方面都颇为劳累。
战后国民政府“农业建设”取向的变动及其困境
【作者】杜慧，历史学博士，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山西大学中国史博士后，山西，太原，030024；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071。
【摘要】抗战胜利后，中国农村破产趋势仍骇世惊人。为解救日益严峻的农业危机，中国建设协会及相关专家学者总结与反思战前农业建设之得失，开始转向谋求农业生产关系的合理化，以应对“现代农建”诉求之新转向，这一“新转向”背后隐含的历史规律及启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将土地改革与动员农民贯穿于革命与建设始终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对当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亦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18世纪英法南太平洋探险及其形象建构
【作者】徐桑奕，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大洋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珠海，519000。
【摘要】七年战争结束后，英法两国均将太平洋作为未来海洋争夺的重点区域。从原因来看，双方都有开拓新战场和获得贸易利润的需求，同时知识界也希望通过航行增加对太平洋社会的认识。在政治需求的主导下，1764—1779年间，英法航海家组织了数次远洋航海活动；其间，位于波利尼西亚地区的塔希提等地成为欧洲人视野中代表太平洋的典型个案，其中的美景一度令欧洲人陶醉，乃至将其冠以“乌托邦”“人间乐园”之名。然而，随着对它了解的加深，特别是在詹姆斯·库克船长的数次航行后，塔希提等地在欧洲的印象逐渐被扭转，其原始而野蛮的社会制度被进一步揭示，曾经的美好形象开始随之幻灭。在应该以何种方式和态度对待原始文明的问题上，英法知识界也进行了反思。
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均田”之议与田制改革思想之变迁
【作者】林同威，历史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后。广西，南宁，530006。
【摘要】日本江户时代，尽管德川幕府出台了禁止田地买卖的规定，但仍然发生了土地兼并的情况。为了加强对土地买卖与分配的干预，应对由兼并引发的社会危机，“均田”作为一种政策手段屡屡被提出。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一计划与理念进行了质疑，并呼吁为政者应正视土地流转的现实。明治时期的日本思想家和官员们受西方思想影响，在强调土地私有权，社会财富资源分配应由市场经济决定的基础上，将“均田”彻底否定。这些议论推动了日本近代土地制度改革方案的出台。
美国政府的“援助”与玻利维亚政府的矿区反暴动(1961—1963)
【作者】杨晨桢，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北京，102249。
【摘要】20世纪60年代，冷战进入新阶段。广大的欠发达国家越来越受到美苏两国的重视。经济援助成为美苏争夺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手段。肯尼迪政府推动建立“争取进步联盟”就是其利用经济援助在拉美地区争取民心的一项重要举措，而玻利维亚则是肯尼迪时期“联盟”的主要帮扶对象。“联盟”在玻利维亚投入最多的是一项旨在修复该国最大国企——玻利维亚矿业公司——的“三角计划”。然而，这项表面的经济援助项目，是以牺牲广大矿工的利益以实现美国政治目的为主旨的。这自然引发了矿工的不满。面对矿区矿工的暴动，项目之外的经济援助款项被赠与了亲美的帕斯政权，用以镇压暴动。在玻利维亚矿业公司修复计划的案例中，美国的援助同时充当了“大棒和胡萝卜”的双重角色。这是掩藏在肯尼迪时期显著增加的经济援助数额和明显减少的军事援助数额这两个统计数据背后的重大秘密。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情感史研究在中国的传播实践与若干思考
【作者】侯德仁，历史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韦金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学系2020级硕士研究生。江苏，苏州，215123。
【摘要】情感史是以历史上的个人和集体的情感、情绪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史学研究范式。西方的情感史研究发展多年并已经形成了若干研究路径。作为历史研究的新视野，情感史大大拓宽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以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的召开为契机，情感史理论范式开始系统地传入中国。近年来，中国学者除了不断引介外国现有的情感史理论研究成果之外，也在尝试挖掘自己的研究课题，就中外史学中的具体问题展开了情感史研究实践。情感史理论范式传入中国并得以实践，既是受到国际史学潮流的影响，也与中国本土的史学传统紧密关联。为了更好地加强中国情感史研究，扩大中国史学的研究路径与范围，必须在广泛吸纳已有的情感史理论路径的基础上，针对中国情感历史的实际，建设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情感史理论与方法。而且，情感史作为一种跨学科畛域的研究，也应该着重建设自身领域特色的理论和方法。与此同时，情感史研究亦不应画地为牢，应该在坚守自身学术路径的同时，为实现历史学科“总体史”研究目标贡献力量。
新资料与新思维：近20年来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的重大进展与启示
【作者】陈明光，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福建，厦门，361005。
【摘要】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是历代王朝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和劳动力再分配方式的法律体现，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其制度规定及实施状况，对国计民生乃至政权更迭有诸多重大影响，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和当代史学关注的经典课题。综观进入21世纪后近20年来的有关成果，由于诸多重大新资料的发现，特别是理论、概念、视角等的更新，从秦汉到明清的赋役制度研究论题得到显著的拓展、深化和细化，同时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思考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