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出土文献视野下的周厉王集权新论
【作者】张靖，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师资博士后。陕西，西安，710127。
【摘要】周厉王集权的方式有三：宠信荣夷公与虢公长父以集中卿权；收拢军官效忠自己及扞敔王身；加强王权对社会的控制。周厉王三十七年的叛乱是公卿大夫联合国人发动的政变，公卿大夫在背后谋划政变，国人在政变中冲锋陷阵。政变爆发之时，厉王仓促出逃到彘地。丼氏家长武公就是在背后策划政变的公卿大夫之一，周宣王即位之后就对丼氏进行了政治清算。宰与膳夫成为宣王时期政治极其活跃的力量，宣王注重发展内朝势力，削弱外廷卿大夫的权力，增加周天子的权力。这表明厉王集权具有持续性影响，宣王沿着厉王集权的道路继续前行。西周存在两种国家治理路线：重用卿大夫治国与重用亲信侍从治国。厉王、宣王重用身边亲信侍从的治国路线是对以祭公谋父为代表的大贵族倡导的重用卿大夫治国路线的反动。
【关键词】周厉王；周宣王；厉王革典；彘之乱；国家治理
南宋两宫体制下“侍宴官”的政治角色
【作者】胡斌，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北京，100872。
【摘要】两宫体制是南宋孝宗、光宗两朝君主官僚政治的基本结构。在两宫体制下，北内“禁中”既是太上皇居所，也是两宫以“家人”身份从事宴饮、游赏与文艺创作活动的主要空间。北内“禁中”与朝廷相区隔，是宰执、侍从等外朝臣僚（“从驾官”）难以进入、难以探知内中信息的封闭空间。有资格进入北内“禁中”随侍两宫宴游的“侍宴官”，包括宗室、戚里、武选官、内侍等内朝官及两宫熟识的宫僚、将帅等。“侍宴官”职在随侍两宫宴游并以文艺应奉，部分同时获得两宫信任的“侍宴官”得以在孝、光两朝扩张权势，扮演了调护两宫的关键角色。
【关键词】南宋“禁中”；侧近武臣；德寿宫；“侍宴官”；宋孝宗
“江南”的媒介：乾嘉时期陶氏五柳居的善本古籍生意
【作者】詹佳如，传播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201620；王晶晶，湖北省天门中学教师。湖北，天门，431701。
【摘要】乾嘉时期，陶氏五柳居在京师琉璃厂，苏州郡庙前、胥门等处设有店铺，江南善本古籍经五柳居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师。五柳居不仅是书籍的流通者，同时扮演着兴起于江南的考据学研究的资料提供者和搜罗者的角色。五柳居向京城输送图书资源的同时，也成为传播和展演来自江南的新兴的书籍使用方式、知识生产方式和学术研究方法的一股力量。与此同时，陶氏五柳居亦凭借其所掌握的善本知识和信息，搜访江南遗书，助力朝廷的四库全书编纂工作。陶氏五柳居的历史，透露出清代中期作为珍稀文化资源的善本古籍北上的背后，学术、经济和政治诸方面纽结交缠的状况。某种意义上，陶氏五柳居的故事，彰显的是江南与京师的关系在清代中期产生变化背后的某种机制和动力。
【关键词】乾嘉时期；江南；琉璃厂；五柳居；善本古籍生意
清末民初杭州平桥采石场租约交涉研究
【作者】郭淇斌，历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广东，广州，510631。
【摘要】杭州平桥采石场是上海工部局最大、历时最久的石料来源地。清末，上海工部局多次实地调查杭州平桥采石场，与杭州府达成以物易物的租赁合约。上海工部局利用路政规模、开采技术和资金等优势，从平桥采石场获取大量石材，且有盈余向法租界兜售；杭州府仅能从实物租金中获取少部分石材。由于杭州平桥采石场效益日增，工部局对采石场的依赖性更强，续签租约意愿也愈发强烈。辛亥鼎革之际，浙江政局动荡不安，民族主义运动迭起，工部局迫切希望能够与新政府续约，但双方缺乏信任，续约被迫多次搁置。迨浙江政局初定，上海工部局与杭州府方才续签新约，维持以物易物的租赁关系。杭州平桥采石场既是西方隐蔽殖民利益扩张的体现，也是上海工部局路政发展的重要根由。
【关键词】上海工部局；杭州平桥采石场；法租界；杭州府
·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专题·
长夜星火：孤岛时期上海中共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研究
【作者】徐桂裕，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熊秋良，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上海孤岛时期（1937—1941年），刚刚重建的中共江苏省委及其所属工人运动委员会，基于上海租界内外抗日斗争形势和自身发展需要，从上海产业工人实际出发，本着爱国救亡与改善工人生活的斗争主张，领导潜伏在工厂车间的上海地下党员组建工人团体，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宣传教育，将工运与抗日救亡相结合，形成一系列工运潮。在此过程中，上海地下党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城市开展秘密斗争的方针，在生产车间里隐蔽地活动，发展自身的力量，建立群众合法组织，开展合法斗争，在推动上海工人运动发展的同时，壮大了沦陷城市中的抗日救亡力量。探究上海孤岛时期中共领导工运的运作实态，可以进一步丰富关于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领导城市地下工作复杂性的认识，充分展现中共的斗争策略及其实际效果。
【关键词】孤岛时期；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地下党；工人运动；抗日救亡
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战军力的调研及中共的对策
【作者】左春梅，法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讲师。重庆，400715。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在华北的日军构建了多方位、庞大的情报机制，以调查和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日军企图通过情报的调研加深对中共和八路军的认识，以制定有效的“封杀”游击战的策略。基于情报调研，日军一方面在针对八路军的“治安肃正”战中确实对八路军和根据地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打击敌后抗战力量；另一方面，日军也认识到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力量是基于党军政民四位一体的。日军情报调研中透露出其最致命的问题在于无法及时把握八路军准确的动向。中共则以重视敌情研究、依托群众的情报网、巧妙的游击战和猛烈的政治进攻等对策化解危机。中共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反映了日军侵华决策的失败，也折射出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至关重要的力量。
【关键词】华北方面军；敌后；情报调查；中国共产党；抗战力量
·英国-英帝国-英联邦国家史·
论英属印度在俾路支斯坦的部落政策——以“桑德曼体系”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郭瑞，历史学博士，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讲师；于开明，历史学博士，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讲师。新疆，石河子，832003。
【摘要】19世纪中后期，英属印度政府围绕是否出兵进占印度河以西部落地区爆发了激烈的政策辩论。以罗伯特·桑德曼为代表的“前进派”官员主张改弦易辙，放弃早先的自由主义统治策略，推行以所谓“保护原住民社会”为导向的“家长式”间接统治政策，即“桑德曼体系”。该体系旨在以最小的资源投入，通过当地部落“代理人”这一杠杆来攫取最大的政治和安全收益。其核心思想既承袭了早期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统治经验，也蕴含着印度民族大起义后英国政界对于帝国殖民极限的反思与应变。在主政俾路支斯坦期间，桑德曼凭借笼络部落首领、征募部落民兵、组建官办支尔格大会、施行集体惩罚等宽猛兼施的双重手段，扭转了地区动荡局势，在第二次英阿战争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桑德曼的部落治理方法因此得到英国政府的充分肯定，并被广泛引介至中东、非洲等边远部落殖民地，对当地社会形态产生深远影响，也为巴基斯坦、伊拉克、尼日利亚等后殖民国家带来长久的治理窘境。
【关键词】俾路支斯坦；英属印度；桑德曼体系；间接统治
·俄罗斯及苏联史·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城市水质的变化与治理
【作者】赵子恒，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河水与井水是近代俄国城市的主要饮用水源。在水质、水价与水源获取难度三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俄国城市居民总体上形成了中上阶层选择河水，贫民依赖井水的用水倾向。19世纪以来，俄国城市内部生产、生活污水剧增，气候变化则削弱河流自净能力，城市水环境发生激烈变化。随着水体污染不断加剧，逐渐恶化的水质状况、城市居民的用水倾向及其饮水习惯相叠加，导致水源性疾病频繁肆虐。19世纪后期俄国城市为改善水质不断尝试保护现有水源，开发新水源，推动城市排水建设与水质净化，既带动水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也促进城市景观与用水文化的新陈代谢。
【关键词】俄国；城市化；水质；城市更新；水文化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数智时代与史学革命——“数智史学”的提出及其构建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意义
【作者】展龙，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101。
【摘要】新时代，数智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重塑历史研究的范式。这一技术突破传统文本的静态模式，实现历史文本转化为动态交互的知识图谱，使得碎片化的史料得以系统性整合，历史解释得到更为广泛的数据支撑。由此催生的“数智史学”展现出文本活化、知识融合、理论阐释与话语建构并存的学术形态。这种“人机协同”的研究模式，不仅激活传统文化的深层因子，也更新历史叙事的表达方式；既保持人文研究的思辨特质，又增强学术话语的理论属性。这种技术与学术的深度融合，将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强劲的创新动力，并在文明传承与数智文明对话中开拓出新的理论空间。
【关键词】数智时代；史学革命；数智史学；史学话语权
史书再造：中国学者对市村瓒次郎中国史清史部分的编译和改写
【作者】郭露凝，历史学博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山东，青岛，266580。
【摘要】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的中国史著述《支那史》《支那史要》在清末民初被译介到中国，用作新式学堂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先后有《支那史要》《支那四千年开化史》《新体中国历史》等不同编译本出版发行。由于教科书中的清史部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解读，编译者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考量，对日本中国史著述中有关明清易代、内政外交、太平天国起灭及清代学术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叙述作了有针对性的改写与增删。通过对比日本中国史著述与中国编译者的改动处理，可以看出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立场下的编译者希望通过清朝史叙述表达的译者意识。通过编译和改写，日本学者的中国史观点、清末版教科书编译者对清朝史的态度、民初版教科书编译者对清朝史的解释、统治当局对历史话语权的把控意图等多重因素相交织的复杂状况一一呈现，它们共同构成了清末民初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与清史研究中的独特组成部分。
【关键词】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市村瓒次郎；清史；译者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