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孝虎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王国平 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
摘自《东南学术》２０１６年第２期，原文约8000字。
伯纳德·贝林（Ｂｅｒｎａｒｄ Ｂａｉｌｙｎ） 在美国历史协会第９６届年会发表了题目为“现代史学的挑战”的演说。他在深刻分析现代历史学的三个发展趋势后指出，未来的历史学家将要面对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深化和拓展探究过去生活的技术手段，而是如何将前所未有的具有复杂情节和分析因素的历史再度综合起来，以及如何将可资利用的资料融汇成记叙重大事件的可读性强的著作。如果将贝林总结的现代史学的研究趋势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背景下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西方历史学的演变与各门学科的发展息息相关，尤其是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密切。受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的影响，新史学派偏于探究微观课题，过于关注细枝末节，从而使得历史学身陷“碎片化”的泥沼。历史著作充满了图表、公式、抽象概念及专业性分析，成了少数学者之间的私语。历史学面临“碎片化”的问题，这既是社会科学新史学派，也是整个史学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为了应对历史研究中出现的“碎片化”问题，历史学家不断探求综合之路。从20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史学家开始探究能够反映整体历史的综合理论，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三种： 一是戴格勒提出的“做一个美国人，即做一个合众国公民意味着什么”的模式； 二是勒奇坦伯格等提出的以“政府的作用”综合美国历史的方法； 三是本德提出的关于“公众文化的形成”的理论。这些综合历史学理论，从某种角度可以视为对历史研究碎片化问题的有效学术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