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组织，与此前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政党或准政党均有实质性的差异。西方近代政党概念在19世纪后半期传入中国，并于甲午战争以后广为流传和接受，为中国知识精英提供了观察时局和表达政见的新视点。新文化运动期间，随着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出现，国人政党论述的基本框架逐渐由“立宪政治”转向“国民运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发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程，并促使左翼知识分子积极探索列宁主义建党思想，进而以俄共为范本着手创建中国共产党。
一、政党观念的历史渊源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大量关于“党”的记载。但具有现代政治意涵的“政党”概念出现于中国，无疑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中西知识交流的产物，或如概念史家所说，经历了传统汉字词汇被赋予新意涵而成为一个现代概念的过程。
在传统中国政治语境中，“党”总体上是一个具有显著贬义色彩的概念。北宋之际，“朋党”一度成为朝中政治论争的关键词，欧阳修呈送宋仁宗的《朋党论》一文，被视为关于古代朋党论述最著名的文献。尽管如此，“党”在传统思想脉络中的负面意涵并未真正改观。到了清代，雍正帝亲自撰写《御制朋党论》，严厉驳斥欧阳修的朋党论述。
在西方政治话语中，“政党”与“派系”长期处于纠缠不清的状态。尽管从词源和意涵上看政党与派系并不是一回事，宗派是具体的团体，而政党是抽象的集合，但是当涉及现实世界时，两者往往难以区分开来。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结构的一部分，则是因应18、19世纪代议制政府的出现和选举权的普及而产生的。在此之前，所谓的“派系”或“党”不过是意气相投之政治人物促成的团体而已。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fantion始终带有贬义色彩，party却在民主宪政的政治语境中逐渐获得了褒义意味。
及至十月革命爆发，苏俄政府成立，一种新型的政党登上了人类政治舞台，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为手段，作为国家整体的列宁主义政党。由此，“作为部分的政党”和“作为整体的政党”，构成了20世纪政党的两种基本类型。作为部分的政党，在休谟、伯克等思想家笔下得到了详细的阐发。自此以后，政治思想家笔下的政党论述大致不外两条思路：赞许者认为政党是共同原则的体现，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反对者认为政党是利益争夺的产物，以私利损公益，以私心害公意，是民主政治的巨大障碍。
作为整体的政党，所遵循的则是完全不同的逻辑。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标志的《共产党宣言》，描述了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最终消灭阶级和国家的历史图景。关键在于，共产党不是“特殊政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和“特殊的原则”，而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从而与作为部分利益、特殊利益之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党区别开来。在参与和指导国际工人协会的革命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也多次表达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设想。尽管如此，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如何组织起来、如何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们所参与的政党实践，更与后来为中共创建者提供指导和示范的俄共和共产国际相去甚远。这些问题，要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革命实践家的列宁那里，才得到系统而有效的回答。
简言之，在西方和中国的政治思想演进中，“党”均经历了与私利、宗派相联的传统负面意涵，向以原则和政见相区分，作为整体之一部分的现代积极意涵的转化过程。伴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又在作为部分的政党之外出现了作为整体的政党观念，二者共同构成了20世纪政党观念的基本结构，并为各国政治实践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不过，无论是从存在时间还是影响范围来看，这两种政党观念显然是不均衡的。作为部分的代议制政党观念已有数百年历史，成为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的“默会知识”；作为整体的列宁主义政党观念，则直到十月革命才由理念变为现实，并进入中国知识精英的视野。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蔡和森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理论探索和现实努力的。
二、从甲午到辛亥的政党论述
19世纪后半期，具有现代意涵的政党概念逐渐传入中国。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士人编纂的双语辞典，很早就确立了汉字“党”与英文“party”之间的对译关系。
据概念史家考察，西方政党概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有几个标志性文本。一是1856年上海墨海书院刊行的《大英国志》，此书在文化市场上广为流布，影响深远，一直是晚清士人认识英国史的主要凭借，也是中国人知道西方国家存在所谓政党的知识起点。二是志刚、张德彝等人参加1868年蒲安臣使团访问欧美时留下的相关记载。三是郭嵩焘于1877年驻使西方后，对英、法、德等国政党的观察和记录。郭嵩焘关于西方政党的记载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理解准确，堪称现代政党概念在中国的真正开端。
甲午战败对朝野上下形成的强烈刺激，是促使政党观念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的重要转折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政党的论述开始在各类中文报刊上广为流传，其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难以尽述。关于“党”的意涵演变及中西之别，严复于1898年发表于《国闻报》的《论中国分党》一文论之甚详。和传统时代与“朋党”或“宗派”相联的负面形象迥然不同，此时政党与“立宪政治”“民权政治”相关联的积极意涵，已开始在种种政治言说中占据主导地位。
总之，从甲午到辛亥的十多年间，“政党”一方面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中广为传播，成为他们观察时局、表达政见的重要视点，另一方面不仅完全摆脱传统“朋党”的负面形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和以武力颠覆政权的“革命党”区别开来，成为西方代议制民主或立宪政治之政党的专用名称。
三、党派运动与国民运动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组织原则，是国家与社会、政府机构与社会内部团体及利益之间必不可少的纽带，具有代表、培养和录用精英、制定目标、利益表达和聚合、社会化和政治动员、组建政府等政治功能。如果说，从甲午到辛亥前后的政党论述主要在民权政治、立宪政治的框架内展开，更多强调政党的代表功能、利益表达和聚合功能；那么到了新文化运动期间，随着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出现，知识精英的政党论述日益与“民众运动”“国民运动”联系起来，越来越多地强调政党的社会化和动员功能。而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看来，当日中国之政党在动员国民方面恰恰显得力不从心，从而难以担负救国之重任。
民国初年，李大钊即对政党和政党政治进行激烈批判。1916年年初，陈独秀为《青年杂志》撰写的新年寄语，集中表达了他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政党观念。不久，陈独秀发表著名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更对党派政治深表失望。不过，陈独秀虽对党派运动和政党政治表示不满，却并未无条件地反对和批判政党。与国民运动、国民政治相比，他是贬斥党派政治的；和儒家思想、官僚政治相比，他则仍然肯定政党的积极意义。
概言之，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陈独秀已对以代议制和选举制为基础的西式政党政治产生怀疑和不满。他不再强调现代政党以原则相区分作为整体之有机组成部分的公共属性，转而将其与传统“朋党”“派系”概念中偏狭自私的消极意涵重新联系起来，批评政党缺乏公心与雅量而入于党争。也不再把政党看作立宪政治的产物或前提，甚至不把立宪政治本身看作中国政治之理想；而是以“国民政治”为参照，主张由“党派运动”向“国民运动”转化。可是，该如何克服党派运动和政党政治的弊端、如何实现国民运动和国民政治之目标呢？要到有了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的“知识指导”，陈独秀才能给出清楚的答案。
四、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
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更广泛和迅速的传播。不过，建党先驱们深入了解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并尝试“以俄为师”创建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却是1920年春以后的事情。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关注、介绍和宣传俄国革命的无疑是李大钊。早在俄国二月革命爆发之际，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不同。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于1918年接连发表多篇介绍和评论文章。这些文章，“代表着中国先进分子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国家命运的良好开端，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新的觉醒”。但是细读文章内容，更多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呼唤和期待，至于“革命的社会党”应该如何建立、如何组织、如何开展斗争，作者并未深入讨论。实际上，十月革命爆发后的一两年间，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和译介相对较多，对十月革命本身和革命后苏俄现状的了解却比较有限，列宁、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领袖的著作传到中国的也很少。
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推出马克思研究专号，刊发了近十篇与马克思生平和学说相关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这期专号并没有一味赞扬或宣传马克思主义，而确实将其当作一种“学说”加以“研究”，其中多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持有明显的批评立场。因此，这期马克思研究专号还算不上《新青年》同人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标志。
这一两年间，陈独秀一边宣告立宪政治和政党的终结，一边预言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来临。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的“本志宣言”中，他既在一般意义上使用“政党”一词，又在代表有产阶级利益的意义上使用它。但是直到1920年上半年，陈独秀也和李大钊一样，虽然主张和呼吁“社会主义”“共产党”“社会改造”，却没有阐明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进行社会改造。
至于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关注政党问题的时间都要更晚。从革命炮响到建党先驱们深入了解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一般性地介绍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到积极探索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政党理念并以此指导中国的建党实践，大致发生在1920年春夏之际。发生这种变化的重要契机是“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传入中国。该宣言由苏维埃政府以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名义于1919年7月发表，完整标题为《致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其中表示要把原沙俄帝国从中国掠夺的权益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从而以最明确的方式向中国知识分子表明了俄国革命的精神。宣言的详细内容于1920年3月底、4月初才传到中国，使中国人对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关注迅速高涨起来。
五、以俄为师的建党主张
从1920年春天开始，中共的建党工作在实践层面、观念层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在实践和组织层面，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人于五六月间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随后，李大钊等人在北京，陈公博等人在广州，董必武等人在武汉，毛泽东等人在长沙，王尽美等人在济南分别开始筹建共产主义小组。在观念和宣传层面，则以9月《新青年》的改版重刊和11月《共产党》月刊的出版最为重要。
《新青年》在1920年5月第7卷第6号出版后短暂休刊，至1920年9月1日重新刊行第8卷第1号，在封面设计和内容上都有显著变化，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宣传阵地，也成了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事实上的机关刊物。该期杂志在内容上最重要的变化是增开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当期刊载三篇译文。之后每期都有若干与俄罗斯相关的译文，至1921年4月第8卷第6号为止，共发表32篇。俄罗斯研究专栏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引起陈望道、胡适等同人的不满及关于办刊宗旨的争论。
就在《新青年》改版前后，蔡和森从法国致毛泽东两封长信，详细介绍了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以及共产国际的基本情况，并明确提出以俄为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由此可见，中共创建者们认识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各有特色的。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最为系统和深入，尤其侧重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陈独秀往往从时局观察入手，在国家、阶级、政党及国民运动的视野中表达马克思主义主张；至于深入探究列宁主义建党思想与实践，并明确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方案，蔡和森的贡献则更为显著。在很大程度上，这两封信应视为中共创建者们拓展政党观念、理解并效仿俄共组织结构的核心文本之一。正因如此，尽管蔡和森没有参加党的成立大会，直到1921年年底回国后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却被认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我党创始人之一”。
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际，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共产党》月刊。至1921年7月，《共产党》月刊共刊出6期，发表文章一百余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以及《新青年》的改版和《共产党》的创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已经实质性展开。有了这些最直接的“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便水到渠成了。
六、主义型政党的诞生
在1920年年底至1921年年初关于《新青年》办刊方向的讨论中，钱玄同主张“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以免“使外人误会，以为《新青年》同人主张‘统一思想’，这是最丢脸的事”。此时的陈独秀，却已找到了前行的方向。半年后，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发表一篇题为《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的随感，表达了此时他对政党问题的新看法。从“国民运动”转向“政党改造”，从“有产阶级的政党”转向“无产阶级的共产党”，陈独秀已完成了政党观念的结构性转型。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该期杂志的出版日期为1921年7月1日，正是后来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建党纪念日。
揆诸中国与西方政党观念的演变过程，大致都经历了基于利益的朋党（宗派）、基于原则的部分党（近代西方政党）、基于主义的整体党（列宁主义政党）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正是建党先驱们政党观念转型与政治实践探索相互激荡的结果。从19世纪后半期到十月革命，中国知识分子笔下的政党通常是指代议制的政党，理念上与共和、立宪相联，制度上与选举、国会相联，其核心特征是“部分”，即特定政党代表特定群体的利益，共同推动政治运行，维系社会稳定。经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准备。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共创建者们所接受、服膺并引为奥援的理论武器，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更是具有鲜明俄国色彩、列宁色彩的“布尔什维主义”，后者的独特之处在于对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理论的阐发与实践。中共创建者们由此实现了从作为部分的代议制政党向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观念转型，其建党实践也由此获得了必要的知识资源和理论指导。
甲午战争之后的30年，见证了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急剧变迁，政治观念转型的“主义时代”、政治主体转换的“群众时代”、政治实践革新的“运动时代”，都在这一时期联袂降临到中国。将这三者有机整合起来的，便是以“主义”为引领，以“群众”为基础，以“运动”为手段的新型政党。就其目标而言，它是革命型政党而非宪政型政党；就其功能而言，它是整合型政党而非代表型政党；就其结构性特征而言，则是干部型政党和群众型政党的结合。
思想史家敏锐地指出，“主义”与“组织”是中国现代思想转型的两个核心元素。五四运动激发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思潮，要“救国”必须“唤醒民众”，于是“知识分子的精干运动”逐渐扩大为全民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则尤其需要领导与组织。五四知识分子思想中存在显著的“两岐性”，他们一方面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同时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自己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在国难和救国的迫切要求下，近代中国形成了两个重要的思想旋律，一是群体化、组织化，由“群”而“社会”、而“团体”、而“党”；二是寻找一种义理，逐步将其扩展为包罗一切的中心思想。观念上寻找一种“主义”，实践中寻找一个“组织”，可以说是“五四”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然而，并非所有的“主义”都能引领时代潮流，更不是所有的“组织”都能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只有将“主义”与“组织”有机结合起来，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方能成就近代知识精英唤醒民众、救亡图强的理想。这种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
文章摘自《江海学刊》2021年第2期，原文约2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