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天根，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一、近代传媒与“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转向
民国初建，孙中山倡导实业建国，经袁世凯、张勋两次复辟，经济建设很快让位于政治动员。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迅速登上历史舞台，中国社会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两次世界大战重绘了世界地图中的国家与社会，而中国时局变动涉及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以及缘于西方列强侵略而造成的中华文明在近代某种意义上的断裂。
以近代报刊为核心的新闻传播史的多维面向，涉及东亚视角以及英日两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干预。从地缘角度，英国、日本皆为岛国，都有向大陆进发的愿望，不仅仅是为了市场，更有军事征服，而东亚的中国统治者还自以为是天朝大国，绝大多数统治精英还痴迷于朝贡贸易圈子而不思进取。关于全球商战意义上的东亚视角及其史学分析，从传统与现代的维度考察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变迁轨迹及其规律十分必要。随着商品贸易发展，商品的迅速流通，离不开此市场与彼市场的关联，商贸赚钱常基于此市场与彼市场之间的价格差。为获取更大的商业利润，掌控乃至披露商品信息或贸易信息就成为了必要内容，这也多系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报刊的重要源头，鸦片战争中英商买办控制下的第一家中文商业报刊《香港船头货价纸》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香港船头货价纸》勾连及展示的商贸中心的价值不言而喻，由商战而及政治，西方坚船利炮亦伴随传教及办报，并有力地改变了国人的时空观念。
考察近代乃至前近代中国传媒时空布局及其与经济政治变动的关系，“他者”参照尤为重要。近代救亡图存语境中传媒生态涉及报刊等传媒及政治舆论动员，而“通中外、达新知”关联近代传媒功能的发掘，也为国人时空观念变革奠定基础。时空观念的变革往往关系社会创新的知识地图。就传媒学派而言，英尼斯代表的加拿大传播学派的相关研究可为“他者”的学理参照，涉及“传统中国”与政治型帝国传播的空间偏好。从政治空间层面分析“传统中国”，颇有学理参照意义。西学东渐涉及政治传播，近代中国经历由皇权专制转向民主共和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以报刊为核心的传媒系统功能也由“上传下达”转向互动意义的“通上下”，信息交流及分享模式发生变化。近代中国信息传播及扩散，对内要做到纵向意义上的“通上下”，对外强调横向意义上的“通中外”。而救亡图存的政治使命往往导致“通上下”与“通中外”的关联及互动。传媒系统的“通上下”“通中外”，共通之处是“去塞求通”。这一语境中报刊的社会功能无疑就是“耳目喉舌”的传播功能。报刊的“耳目喉舌”功能论反映梁启超、谭嗣同等有效地将西方语境中社会有机体论乃至社会进化论应用于近代意义上新媒体报刊功能及传播效果的分析。
二、传媒记忆的历史展示：国民革命转向及其舆论表征
民国新闻史涉及两次国共合作，尤为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表现及其媒介展示。战时语境中的民国新闻传播，涉及党报系统的多个层面。民国新闻史研究及书写涉及时代命题、概念厘清、研究主线及逻辑层面的历史分期等，点、线、面结合才有可能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基于此，民国新闻史探索宜先考虑线、面上的中国新闻史。救亡图存始终是近代中国的重要命题，始终与战争语境下的内忧外患关联。反省历史挫折及经验，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开始重视政党作用，这也关系政坛与报界，舆论议题关联时代聚焦，也有政治动员上的偏好。
救亡与启蒙为时代主题，也是党化报刊汇聚舆论的主要议题。就历史记忆而言，面对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的战败及其经验总结，使得国人反思转向注重从制度层面考察，认为君主专制较君主立宪落后。自模仿西方民主并建立中华民国，近代中国仍未能摆脱为列强奴役的屈辱，新文化运动开始从“人的解放”探讨改造国民劣根性并将希望寄托在“新青年”身上。《科学》《新青年》等的创办，意味着近代国人对人的现代性反省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度，亦为五四运动前后思想解放提供了平台。五四运动发生与传媒及舆论主题流变经历半殖民地沉沦过程相关，亦与救亡图存为主题的历史语境密不可分。《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鼓吹新思潮，意在思想启蒙。作为事件的五四运动肇始于北京学生界，随之是市民运动，并由北京波及上海，即可视作由学生而至市民，再至商人等，这与散发传单及一波接一波的报刊议程设置及舆论动员密切相关。
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运动”随着媒介主题聚焦及舆论议题流变随即进入历史阐释阶段，1920年，诸多舆论精英对五四运动表态并在报刊上刊文，属对五四运动这一政治事件的历史回顾及解释的高峰期。对五四运动作选择性的历史记忆及书写，涉及舆论精英及其政治利益的背景。
国民革命转向语境下舆论动员的政治偏好。五四之后的中国知识精英，既要面对新文化思想及继续启蒙的语境，又要考虑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对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中国新闻界亦面临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向，此亦涉及国民革命的多重面相。国民党、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政论性报刊多呈现相关舆论议题。
国民革命转向尤体现在1924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共产党的报刊无论是在人事上还是联俄、扶助农工等政治议题上有合流的趋向。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内部的西山会议派日趋反共，国共的分歧日益明显。面对政治转向，国民党的《政治周报》及共产党的《向导》等报刊刊载的诸多新闻及时评反映了这一段曲折而生动的历史。同时，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李一氓等中共才俊积极投入筹办党刊，宣传中共的路线、方针及政策等。此亦说明中国国民革命发生了重大政治转向，而传媒阵营亦随之重组。
三、文艺界与新闻界：十年内战时期新闻纸与文化阵线重构
1927—1937年，民国新闻业再遇格局上的重构。1927年8月，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意味着宁汉合流，统一全国的政治气象再度鲜明。从报刊为核心的传媒格局由此也有较大的变化。京派、海派的文化氛围影响诸多传媒组织及传媒人共同体阵营重构。近代传媒往往受区域文化的影响，既有人的因素，亦涉及传媒地域特征的差异等。如沈从文、鲁迅等关于京派文化、海派文化的辩论，其背景涉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晨报》副刊《晨报副镌》及《京报》的《京报副刊》四大副刊，及这些副刊凸显的京派、海派文化色彩。
所谓传媒人共同体涉及传媒学术沙龙，如海派文化中心上海有新闻界新生代的“记者座谈”。其时，传媒组织与文化社团往往同构或密切勾连。“记者座谈”核心人物袁殊与《文艺新闻》及“左联”的关系尤如此。介于文艺与新闻之间的《文艺新闻》，总体上属左倾刊物，但十年内战期间运作上游走于共产党与国民党政治宣传之间。
实际上，十年内战期间国民党、共产党及其相关的宣传部门形成两大磁场，诸多政论性、文艺性新闻刊物多游走其间，或左倾或右倾或中立，面临政治或新闻职业主义的抉择。除党报系统外，较为中立的媒介也处于国民党、共产党等各自的核心磁场之中，如标榜“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办报方针的《大公报》与国共两党均有关联，由此形成评判时局变动的政治偏好，颇引人关注。总体而言，1927—1937年涉及国民革命转向及媒介自身政治道路的抉择等。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新闻及时评乃至舆论随之转向。
四、全面抗战与传媒格局的空间分割
日军侵华改变了中国传媒格局，中国在地域空间上分成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但国统区的传媒生态显然区别于沦陷区、解放区。简言之，抗战时期，中国整体上形成三大区域意义上的传媒阵营并随时局变动而有重构。
抗战及其进程涉及传媒区域空间切割，波及传媒生态的历时性、共时性。抗战语境下传媒格局重构的历史记忆涉及时空对应的关系，时间序列往往对应历时性，空间上的横截面可视为同一时间内不同空间的表述。就共时性的不同区域空间而言，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属历史空间意义上三个不同的记忆文本，并且具体落实在中国的大西南、西北及东北与中东部。相关历史时空及其文本呈现，涉及战争语境并有政治色彩。抗战代表重大历史事件展开在具体的地理空间，“战时新闻学”有在地化趋向。就政治传播而言，抗战语境下中共与国民党各自领导的军队发生摩擦，并有各自传播系统。相比较而言，沦陷区伪满洲国涉及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支持之下建立傀儡政权，其政治宣传有“大东亚共荣圈”之语境，此不言而喻。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京派海派的诸多传媒被日本控制，国统区报刊由此也常在地理空间上大迁移。即便沦陷，租界势力在上海等地仍有空间，共产党、国民党皆因地制宜，变相地筹办一些或公开或地下的报刊，曲折迂回地发表政见。但随着日军监控严密，上海政治舆论倾向亲日，渐趋单一，形成孤岛文化。
与之对应，战争冲击下的中国新闻事业主体零碎化。比较抗战语境下国统区传媒格局及其变动轨迹，革命根据地一些报刊另有一番景象。因共产党的战略部署围绕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展开，一些红色报刊甚至进入乡村地区。随着抗战胜利，中共在苏联援助下在东北开始新闻事业的接管工作，一些报刊也由乡村迁到都市。为了统辖或引领舆论，国统区县党部一度搞“一县一报”，蒋记国民政府接管了沦陷区的一些著名报刊、广播电台等，原来被压缩到大西南的一些媒体编辑部、印刷部、发行部又搬回收复区。由此而论，分析抗战语境中报刊的新闻与时评话语，书写抗战时期的新闻史，宜注意时代风潮的影响，也应关注报刊对风潮把握的角度或处理方式。此涉及报刊考察社会的取景框架。新闻与时评能否进入框架，多取决于编辑部“把关人”的目光与视野，关联办报方向及其时代定位。可见对报刊的话语分析及历史书写，离不开报刊文本形成或建构的历史语境。
五、国家重建所涉新闻界面相：“战时新闻学”及国民党败走大陆的舆论议题变动
政治传播涉及政治变革及效果，也涉及战争语境传媒格局的重组。1919—1949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救亡图存语境下中国新闻事业呈现以时间压缩空间的方式，传媒格局亦随之急速调整。
抗日语境下“战时新闻学”及政论报刊风格调整 回溯历史可见，随着国民革命军两次北伐的胜利，国民政府逐步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与此对应的是加强对工农红军的围剿。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华，抗战动员开启。内战与外战联动并涉及爱国主义舆论动员，呼吁国共“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再次合作的政论主张在诸多报刊上汇聚并成共识。救亡图存语境下国共第二次合作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民国新闻传播史的探索及书写尤要注意不同阵营下的舆论交锋，交锋反映利益分歧，而共识也往往是交锋的另一产品。无论是国民党领导的国统区，还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在抗战中都面临民族复兴的主题，都面临着“抗战建国”的问题。抗战建国，关联“战时新闻学”，大体涉及战时宣传与舆论动员。中共领导下的新闻事业改组、合并等取得相当成效，有力引领了舆论阵地。自1937年至1945年，中国经历长达8年的全面抗战。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抗战长达14年。抗战的历史语境，关系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也涉及社会重建、国家重建中的民族复兴之路。与此对应，抗战时期的新闻传播涉及“报人报国”，背后隐含政治宣传。抗战语境中的共识乃至历史记忆，大多离不开传媒这一舆论载体。所谓“抗战建国”是近代社会变迁重要的历史主题。抗战中家国情怀与社会重建、国家重建的舆论议题先后重叠，涉及中华民族对自身前途与出路的探讨。
解放战争语境下政治舆论的转向 随着解放战争的展开，传媒格局及相应的政治舆论再次转向。包括传媒业回迁在内的收复区问题得以逐步解决，国统区、解放区派员接管日伪控制下的沦陷区。可以说抗日战争造成中国新闻事业的动荡及大搬迁，牵制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抗战胜利又形成中国新闻事业力图回溯抗战前的传媒格局乃至布控状态。
解放战争期间，《新华日报》抨击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言论更加突出。由此而言，民国新闻史学应当侧重报刊历史文本的分析，包括报刊连续性的刊行所呈现的话语分析及相关时评汇编。实际上报刊议程设置往往决定报刊文本一贯性的取舍框架，其话语风格也多一致。
六、民国传媒格局变动及新闻史书写的省思
民国新闻史的探索，涉及救亡图存与“彼时彼刻”的政治传播。民国政治传播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救亡图存使命担当，二是启蒙思想上的学理探索。通过梳理救亡与启蒙语境下政治传播的历史轨迹及其呈现的舆论议题和相关价值取向的规律性，可见民国新闻事业发展特别是传媒格局变迁有其特点。政治传播与时局变动关系密切。从1912年到1949年，两次国共合作，都涉及外战与内战、内外交困的局面，亦涉及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民国时期新闻纸的舆论聚焦及相关议题的变动，反映了欧美影响下自由主义、苏俄影响下集体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政治效果。
国民党涉及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所谓英美派，在掌控了国民党的宣传系统后，企图推行新闻纸的社会化以及企业家办报。而中国共产党学习苏俄尤其是列宁主义的“报刊是集体主义组织者、宣传者”等类似思想，同时注意总结中国传统办报经验。在欧美自由主义理念影响下，国民党办报及其运转常涉及四大官僚资本。相较而言，中国共产党坚持“政治家办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报实践和观念，党报一直致力于统一战线，联合农工并配合战场角力，在舆论场域进行一系列斗争并取得成效。再比照，国民党统治后期的官僚和资本相结合为基础的权贵阶层，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社会结构的定位乃至定性也致使他们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研判有误，看不到民心所向，军事上的溃败也在情理之中。由此可见，解放战争语境下的所谓战场，不仅涉及军事，也涉及报刊舆论及传媒格局变动等层面，本质上涉及研判国情乃至民心所向。与此对应，中共强调政治家办报，自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改版到《人民日报》关于党性人民性的宣传，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理念发展的基本路径，显然区别于国民党所要效法的欧美所谓专业主义道路。
总体而言，反思民国新闻事业所走过的历史轨迹及经验，可见基于新闻传播基础之上的政治舆论及其导向一定要把握国情，在时代方向感的选择上要顺从民意。简言之，民国新闻史探索涉及新闻纸乃至广播作为载体等物品史的变迁，民国新闻史聚焦的占新闻事业主体的新闻纸沿革史，应当呈现新闻纸流行话语及其所涉舆论主题乃至口号转向，从而在舆论新陈代谢中展示新闻纸的时代感及方向感。
文章摘自《安徽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原文约2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