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成国、王秦江，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近代武汉的城市发展与江汉关的密切关系，从江汉关设立前后航运交通的发展，以及设立后对近代武汉的城市发展的影响可以折射出来。武汉的航运交通发展较早，明清之前已获得蓬勃发展；明清时期汉口镇兴起，成为全国内河最大的航运中心，汉口、汉阳和武昌三镇的经济不断发展，“武”“汉”并称和连用，体现了三镇联系的日益密切。但此时仍存在诸多不利于航运交通发展的因素。晚清汉口开埠后，设立江汉关负责征税等事宜，航政管理也是江汉关的重要业务之一。从晚清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汉关的航政管理业务不断推进与完善，助力武汉地区的航运交通不断发展，三镇进一步走向一体化，为武汉成为整体的行政区划奠定了基础，加速了近代武汉的城市发展。在商业经济上，武汉地区发展成为内地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在社会生活上，武汉城市的风貌日益呈现出近代化色彩。
一、江汉关设立前武汉地区的航运交通
早在明清时期，“武”“汉”已经常被连称指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武”“汉”连称多见，表明已成为时人对这一地域的常用表达。直到近代，“武汉三镇”一词才频见于诸多文献中。武汉地区的航运交通发展较早，明清之前已经得到蓬勃发展。此后，武汉地区的港口逐步确立了华中货物集散地的商港地位，成为当时全国内河最大的航运中心。
明清时期，汉口镇兴起并形成遍布全国的航运交通网络，但仍存在明显不利于航运交通发展的因素。一是港口建设较为落后。在汉口一带，码头设备简陋；武汉的港埠尚无专营栈房以存放货物。二是汉口行政级别较低。汉口在法律上是汉阳的郊区。凡此种种，均不利于航运交通的规划建设。江汉关设立前，武昌、汉阳得汉口航运交通之便获得发展，三镇联系日益密切。通过水上航运通道，武汉可以与全国许多地区沟通。汉口港的货源腹地进一步扩展，加强了武汉三镇的联系，促进了武汉与各地之间的商品交流与贸易发展。
此外，开埠前的武汉地区，已经有发达的驿站与全国相连，武汉地区与东南西北诸多省份往来便利。武汉地区陆路交通通达至此，加强了与全国各地的经贸联系，武汉以之为基础，形成了庞大的商业网络。但是，江汉关设立前的武汉地区，航运交通发展仍存在弊病。
二、江汉关的设立与武汉地区航运交通的发展
汉口开埠与航运交通有密切关系。1858年6月26日，清政府与英国在天津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依据该规定，清政府在长江流域开放了通商口岸。为了获得通往中国西部的运输渠道，额尔金选定汉口作为开埠地。1861年4月，汉口正式开埠通商。
开埠通商后，设立江汉关负责征税事宜被提上日程。开埠之初，按照《长江各口通商暂定章程》进行贸易，英国商人曲解条约。为解决这些问题，1862年1月1日，清政府建立江汉关税务司署。12月5日，赫德在上海向各关税务司发出通令：“兹附送《长江通商章程（修订）》，仰遵照办理。自1863年1月1日始，依照该修订章程，在汉口、九江、镇江、上海等地征收各税。”自此，江汉关的征税业务正式开展。
江汉关管理汉口港和出入汉口港的轮船以及引水业务，负责“自湖北省马祖山入江之处起，至洞庭湖口岳州府城止”的航道，并负责管辖水域内的灯塔、浮标等助航设施的设置和维护。
晚清时期，江汉关的航政管理业务，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在助航设施的建设管理上，到1870年，“沿长江各处，于镇江、九江与汉口各关税务司之监督下已建成灯标约三十座”。在管理的航道上，设置有警船灯塔、警浮标、警船桩等。在引水业务管理上，江汉关理船厅遵守《引水章程专条》，还制定了亦需遵守的本埠章程。在轮船管理上，负责查验相关牌照、管理船只的出入停泊和上下货。在管理办法上，轮船管理章程不断完善。民国建立之初，在航政管理业务上，江汉关成为交通部法规政策的执行者。1912年，全国航政管理机构由交通部航政司负责，但海关的理船厅仍然是航政管理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政府的权威恢复，从海关收回航政管理权被提上日程。到1934年，港口内各码头的船只丈量和注册给照权力归汉口航政局。至此，海关监管的大部分航政权由交通部主管。1956年5月1日，武汉关撤销，武汉从通商口岸型城市转变成内地型城市，江汉关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江汉关的设立和海关航政管理等作用的发挥，推动了近代武汉航运交通发展，为近代武汉的城市发展打下交通先行的基础。第一，加快了航运基础设施建设。1862年，江汉关颁布《江汉关各国商船进出起下货物完纳税钞简明章程》，轮船码头必须修建在汉口沿长江岸边，汉口的港口重心也从汉江两岸转移到长江岸边。轮船公司开始修筑码头、投资码头栈房、租赁或建造仓库货栈、建立航运基地等。港口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第二，推动了航运管理服务发展。江汉关设立后，在管理的航道上引入先进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加强助航设施建设，并遵照相关规章制度执行航务管理。1913年江汉关颁布的《汉口通商章程》，更对船舶运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加强管理。报关行和驳划运输业等行业兴起，便利了江汉关港口航政管理。第三，促进了交通枢纽格局形成。武汉地区的铁路建设开始得到重视。1877年设置官渡，1896年始有过江轮渡。此时的武汉地区，以汉口为中心，连接三镇，本地交通较为便捷，对内可连接腹地诸省，对外可与他国进行直接航运，从长江航运中心港开始向中部地区最大的水陆综合运输枢纽港升级。
三、航运交通与近代武汉的城市发展
汉口开埠、江汉关设立后，1899年张之洞上奏《汉口请设专官折》，武汉三镇在行政上真正实现鼎立。武汉三镇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又从来十分紧密，特别是自1927年三镇合一定名“武汉”作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后，更不可分开了。武汉得经济地理区位之便，加速了近代武汉城市的近代化进程。
交通枢纽格局形成，助力商业圈不断扩展，使武汉发展成为内地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为如今武汉市打造全国经济中心提供了历史借鉴。国内经济腹地扩展，国内贸易地位提升，武汉发展成仅次于上海的国内贸易基地。京汉铁路、粤汉铁路通车后，武汉的经济腹地向南北方向扩展。到1936年，汉口的国内贸易额已经位居全国第二。武汉得港埠之便，拓展了国内的经济腹地。开埠后水陆码头成为货运、客运中心，物资集散和中转业务蓬勃兴起，促进了武汉腹地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商业贸易被纳入世界市场，对外贸易蓬勃发展，武汉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国际贸易口岸。开埠通商后，武汉开始从封闭型的传统市镇向外向型的通商港口城市转化。武汉新增了直接对外贸易，汉口商界进入了“万国交通”的时代。得天独厚的交通枢纽地位与商品贸易优势，成就了以汉口港口贸易发展为核心的近代武汉在国际贸易上的重要地位。传统经济行业受到冲击，民族工业逐步发展，武汉成为现代化的国际性工商业城市。便捷的交通在吸引外商、外资、外轮云集武汉方面有积极作用。外籍商人来武汉贸易，设立了具有现代性的经济行业。本地商人和商业行帮，积极调整经营方略和经营品种，使武汉从传统市场体系到现代市场体系的过渡和转变较快完成。
交通枢纽作用的发挥，加快了城市面貌的革新，武汉日益呈现出近代化的城市风貌。西方市政思想传入，市政建设管理得到重视并逐步实施，给居民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更好的环境。租界区建立了新的市政管理体制，修筑公共设施，发展公共事业，激发了华界官、商发展市政和振兴华界市区的愿望。汉口的市政建设是武汉市政建设的典型，经历了从租界移植城市景观，张之洞市政改革，到20世纪30年代汉口“市政改革”的过程。这一时期的武汉市政，逐渐呈现出现代化城市应该具有的风貌。吸引大量人口流入武汉，为民众谋生提供了诸多可能，人们的生计得到更多保障。汉口以移民为主，城市交通便捷，百业兴旺，为民众提供了更多谋生的机会，聚集了巨大的、上升的城市人口。在航运交通的作用下，三镇对人口的吸引是普遍性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武汉成为难民的聚集地和转移通道。现代化的娱乐方式引入武汉，大众积极参与公共娱乐生活，娱乐选择更趋多元化。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得益于江汉关设立后对航运交通的推动，近代武汉的城市发展日益现代化。如今的武汉市，航运交通仍属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交通共同构成武汉市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促进武汉的城市发展由三镇逐步过渡到以主城区为核心带动新城区共同发展的格局。
摘自《湖北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