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盼红，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红霞，
【摘要】考察三线建设动员中职工的复杂心态及工厂应对策略，有助于理解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与职工的互动关系。20世纪6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决策出台，内迁职工心态大致表现为服从、积极主动、被动焦虑隐忍以及强烈抵触拒迁等多种类型，其产生主要与职工职务、政治身份、年龄、家庭等因素有关。作为基层执行单位的内迁工厂，其应对策略决定了动员成效。以上海支援三线建设的工厂为例，它们重视排摸职工心理状况，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以精神激励为主、以适当的物质激励为必要的动员手段调动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群体的积极性，以家庭为抓手排解职工的后顾之忧，软硬兼施、工作细致到位等措施加以应对，增强了职工对三线建设的认识，稳定了职工的支内情绪。然而，以上应对措施无法消解职工因迁出地与迁入地发展差异带来的巨大心理落差，造成了部分职工内迁后回流的现象。
20世纪60年代中期，党中央做出以备战为主要目的，在中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工业、交通建设的三线决策，掀起自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的移民大潮。至1980年，共计约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背井离乡支援建设，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行动之快，在中国建设史上前所未有。
一、三线建设动员下的职工心态
当时，国家号召内迁职工应当充分认识国内外形势的严峻性以及支内对加快内地建设、建立战略后方、世界革命的重要意义，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革命干劲投入三线建设；同时，竭力宣传“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对参加三线建设人员严格把控，设有“六不准”的选拔规定。而职工对三线建设的态度往往被“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一语所简单概括。但是，当我们仔细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会发现历史远比想象中复杂、鲜活。
大致而言，职工对三线建设的心态可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服从。部分职工怀抱对毛主席的崇高敬仰、对国家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完全服从国家安排，支援三线建设。第二，积极主动。有部分职工主动提出支援三线建设。这种积极主动的心态又可细分为追求革命理想、个人生活考虑两种类型。第三，被动焦虑隐忍。得知自己属于支内人员时，有不少职工起初有“突然”“等一等”“看一看”“吃亏”等被动心理。有顾虑、有困难的职工自然产生了焦虑情绪。这种情绪往往表现得比较隐忍，多有“饭碗不能丢”的思想。第四，强烈抵触拒迁。当然，在当时国家计划就业环境影响下，这类情况虽存在，但较少发生。
上述心态并不是单一出现的，在一个职工身上可能同时具备两种或多种心态。而职工的心态也非一成不变。受外界环境或自身思想影响，职工在不同阶段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心态类型。并且，职工心态复杂多面，也并非几种类型可以简单概括。
二、职工差异性心态产生的原因与工厂的动员策略
三线建设决策做出时，中国正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福利制度由所在单位具体实施，职工对单位强烈依赖，普遍抱有“饭碗不能丢”心理。而三线建设却是一场由东部沿海城市向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大规模移民运动。中国区域发展水平极其不平衡，支援三线建设意味着要放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面对如此两难抉择，因以下原因，职工们产生了差异性心态：首先，职务、政治身份等差异造成职工心态分化。工厂领导和党团员作为国家制度的代理人，如果做不到率先垂范，动员全厂其他职工的工作将无从做起。因此，他们中一部分人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感。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表现出职责所迫与不愿内迁的无奈心理。但相对而言，普通群众则没有这方面的考虑或顾虑。其次，年龄对职工心态产生影响。不同年龄职工对支内有着不同的理解。青年工人群体具有自我实现意识较强的特点，力求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他们在三线建设中多表现出勇于前往的积极心态，同时，他们也是选择参与三线建设的重要主体。最后，家庭对职工心态产生影响。家人态度直接影响了职工的支内心态。立丰染织厂迁厂工作总结指出，部分职工家属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给支内职工造成很大压力。当然，也有家属支持职工支内的情况。心态的产生有极为复杂的过程，除受到身份、年龄、家庭影响外，还与性别、性格、个人经历、社会关系等密切相关。实际上，工厂在整个内迁过程中一直重视排摸职工的心理状况。
上海作为纺织工业基地，先后向福建小三线迁出11家工厂。其中，规模较大的为立丰染织厂和国棉二十六厂。立丰染织厂宣布迁厂前，就注意调查摸底每位职工及其家庭，详细收集相关资料，充分掌握职工思想动态，并根据各职工具体情况逐个动员；国棉二十六厂也是如此。它们的这项工作贯穿迁厂各阶段，成为工厂开展各项动员工作的重要依据。
事实上，不仅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工厂如此，其他三线工厂也是如此。总之，工厂是国家三线建设动员工作的基本执行单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三线企业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大力支持营建起来的国营企业，与其他单位一样具有经济、政治、社会三位一体的功能。工厂对职工心态的精准把握与动员策略，也反映了国家动员工作的绵密性和策略性。
三、工厂迁出后职工心态的变化
总体上说，经工厂反复动员和解决实际问题，职工心态逐渐发生变化，大都能够响应支内号召。但是，对三线建设动员下职工心态的把握，除了要关注工厂迁出前的时段外，还应看到工厂迁出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职工的心态变化，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动员效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应该说，工厂内迁后不久，大部分职工能够适应当地生活，安心投入到生产工作当中。但同时，也要注意到，确实有部分职工存在回流现象。
立丰染织厂共有党员49名。迁厂任务下达后，工作组首先动员的对象是厂领导及党员，鼓励他们全家内迁，带动群众支内的积极性。然而，部分党员及其家属想不通，比较被动，使动员全厂工作遇到障碍。工作组因此召开支委会、党员大会以及家属动员会，并通过个别访问串联、验收等工作疏通他们的思想。该厂工会主席、党员傅春连作为工厂领导带头表态支内，在其他党员中产生良好影响。经宣传动员，立丰染织厂大部分党员积极主动内迁，全部党员愿意服从国家安排，多数党员家属愿意随迁。应该说，该厂党员及家属的动员工作基本是成功的。但是，立丰染织厂迁入福建一年内，共有34人返回上海，其理由多为治病、照顾家人等。还有三明纺织厂。截至1979年，该厂因各种困难要求调沪者达200余人。
总体来说，在三线建设动员下，大部分职工能够转变心态，克服焦虑情绪，服从国家安排；只有极少数职工坚持留在上海，抵触支内；还有部分职工在迁出后由于种种原因又擅自回到上海。从工厂的动员工作看，由于当时过于强调精神激励而忽视职工物质诉求的做法，也确实造成职工中存在被迫内迁的情况。因此，迁入内地后，一些本就思想不稳定的职工，在看到眼前异常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后，更加归心似箭。
三线建设动员下职工的心态复杂且处于变动中，总体而言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由焦虑到放心、由抵触到服从的过程。国家在职工中广泛进行三线建设宣传，赋予三线建设以世界革命的神圣意义，号召职工以革命的精神和态度参加三线建设，同时塑造三线职工“好人好马”的光辉形象，这客观上营造了人人应上三线、人人想上三线的竞争氛围。但职工并非完全沉默的个体，他们的疑虑、不满甚至抵触情绪，主要是基于自身利益关切的本能反应。三线建设开始一年后，国家总结工作经验，适当放宽了选拔标准，如技术过硬，身体状况良好，且本人无严重政治问题。部分企业甚至只要求第三条。作为基层执行单位的工厂也注意到了在整体性宣传的同时，根据不同职工的心理特点，逐层动员、逐个动员，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生活困难。在国家与职工之间，形成了一显一隐的双向互动。
摘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