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娟利，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摘要】二战后日本的“战友会”群体，是以乡土地域、家族血缘或其他社会关系为纽带，借助战场上凝结起来的生死情谊，由日本二战时“乡土部队”发展而来。该群体既是战争亲历者，又是二战后较早的一批战史研究者，他们关注二战缅甸战场，采用微观战史的书写体例，编纂参战师团、联队史志集，出版个人战记与回忆录，形成了官方档案之外的珍贵“一手”文献群。这些士兵个人参战经历的记录、士兵战场生活史的建构，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缅甸战场复杂的战争环境、驻地生活等史实，又能反映日本普通士兵的战争观及战争责任意识。二战后日本“战友会”微观战史书写及研究的系列成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尤其是中国抗战史的研究补充了部分翔实的微观史料。但须指出的是，日本旧军人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录所传递的错误战争观，深刻形塑了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认识。
本文以缅甸战场研究为例，对战后日本“战友会”群体的源流及其微观战史书写进行综合评述，力求为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二战军事史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部分原始资料线索，拓展微观战史研究理论，进而对二战后日本旧军人的战争与和平观进行一定剖析。
一、战后日本“战友会”的兴起及其部队史资料整理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归国旧军人为主体的“战友会”逐渐兴起。并且，战后缅甸战场“战友会”成员从战争亲历者、当事人、见证者转变为战后的战史“研究者”，成为缅甸战场微观战史的主要书写者。
战后日本“战友会”的形成与近代日本特殊的军制和户籍制度紧密相关。近代日本实行的是征兵制和预备兵役制，步兵联队都在户籍地征兵。使得日军师团从士兵到中下级军官都来自同一师管区，甚至士兵之间都是乡邻。这也使日军师团常以师管区地点作为代称。
战后归国的日本旧军人以建制部队为单元组织起来的老兵“战友会”活跃起来。1955—1965年，日本各地“战友会”、地方报纸、陆上自卫队的师团司令部等在编撰“乡土部队”战记的过程中，“乡土部队”与“战友会”之间的关系逐渐明朗化。1965—1969年鼎盛时期，日本成立了数千个“战友会”。
因日本关东、关西、四国和北九州等地派往缅甸作战的部队较多，所以缅甸战场“战友会”大多在这四地区结成。各地缅甸战场相关的“战友会”，早期总体上处于分散状态，相互联系并不紧密。后来，鉴于海外日军战殁者遗骨收集工作的特殊性，日本厚生省大力推动各地“战友会”的一体化。在此背景下，位于东京的“缅甸英灵表彰会”牵头推动了缅甸战场“战友会”的联合工作。经各地“战友会”协调，1974年7月21日，日本“全缅甸战友团体联络协议会”成立，事务所设置在东京都。它旗下有203个“战友会”，约15万会员，是日本最庞大的战友团体之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战友会”推动下，作为日本战争证言出版物的类型之一，自传体形式的回忆录写作便一直方兴未艾。仅1999年一年，就有约三万本自助出版的战时回忆录被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各种禁忌的解除，战争证言开始大量涌现。“战友会”开始整理缅甸战场各部队履历，继而编纂师团史与联队史，出版了一系列代表性成果。部队史志集，大部分都是靠“战友会”会费或筹集来的捐助资金编辑出版的，出版方一般冠名为该“战友会”名称或某师团、联队的编集委员会，版权页标注“非卖品”，出版地多为“战友会”所在地。
1999年，日本开始编纂缅甸作战相关日文图书目录，最终由“全缅甸战友团体联络协议会”出版发行了《缅甸作战日本语书籍目录：1942—1945缅甸之战》一书。此书对具有代表性的缅甸战场战史资料进行了分类呈现，最有价值的工作是对每种资料都进行了日英文对照，有助于国际上更多学者阅读。总之，上述成果承前启后，极大促进了缅甸战场战史资料的系统整理与微观战史书写。
二、“战友会”的缅甸战场微观战史书写
战争亲历者，有“大人物”，但更多的是“小人物”，缺少任何一方都难以重建完整的战争记忆。作为“小人物”的士兵在战场的战争体验，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能最大程度还原具体的战争情境。如日军士兵太田毅曾指出，公开发行的战史主要以将军、参谋等高级军官的故事为基础所编成，换言之就是战术记录，而自己所著《幸存者的缅甸：不为人知的战场记录》是缅甸战场前线奋战的士兵们鲜活的记录。
在“战友会”缅甸战场微观战史书写中，战场日军士兵生活史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对驻地日常生活、“慰安妇”制度实施、细菌战细节、被俘后收容所经历等方面的记载。这些看似“破碎化”或“片段式”的历史叙事，在呈现个人经历的同时，也从侧面折射出日军在缅甸战场占领区实施军政统治的概貌。
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是战后日本社会长期讨论且存在争议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处理个人责任与国家责任关系的两重性，是涉及战争责任的追究是否能够深入，中日历史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中日关系能否得到改善的大问题。对于缅甸战场英帕尔之战，无论是日本旧军人，还是战史家、作家、记者，均十分关注。缅甸战场“战友会”的书写者大部分将制定并实施战役的领导者盲目计划、强行作战、战术失误与军队腐败等行为当作失败的重大原因。事实上，英帕尔作战是基于牟田口军司令官强烈的名誉欲、权力欲而强行执行的。这表明，日本远未达成战争责任认知的共识，绝大多数缅甸战场归国军人更没有“战争加害责任”意识。他们附和了军队官僚“鲁莽行事、介入政治、歪曲国策”、应负战争责任的说法，还是从日本作为战争受害者的立场上认识战争，缺乏从正面谴责日本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行为的立场。
综上，战后日本“战友会”关于缅甸战场微观战史书写看似是碎片式的历史叙事，但其实质并非仅限于个体化的叙述，而是塑造了日军士兵群像，展示出日军群体表征，揭示了意义的多样性。
三、“战友会”缅甸战场微观战史书写的二重性
“战友会”对缅甸战场阵亡者“英灵化”的历史表述，以及对历史“选择性遗忘”的记忆书写，体现出一种“非忏悔化”的历史反思。对此，我们要在批判质疑中辩证评析。
一方面，战后日本“战友会”的微观战史书写在史料更新与研究方法上对缅甸战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价值与启示。“战友会”战史资料的编纂与微观战史书写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日本学术界研究缅甸战场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与研究方法借鉴。“战友会”群体还从战争亲历者、战后较早一批战史研究者，逐渐成了“被研究者”。吉田裕所著《士兵们的战后史》，认为“战争体验者的证言很重要，甚至超过了以往战训战史研究基于战场历史学的必要性”。日本“战友会”所作成果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也颇有裨益。特别是在抗战研究中要与日方史料进行印证，否则无法准确建史和叙史。
另一方面，战后日本“战友会”“英灵化”的战争史观与“选择性遗忘”的记忆书写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其特殊的意图与动机。日本“战友会”关于缅甸战场的战争记忆方式，非常突出地表现在纪念战争牺牲者的方式和名义上，他们热衷去缅甸战场进行战殁者遗骨收集的活动，思想上选择用所谓“祈念和平”来代替“反省战争”。这在“战友会”战争记忆书写的字里行间体现得尤为突出，那便是对死于战场的昔日“战友”沉重的负罪感和蒙恩感，文中敬称他们为“英灵”。追悼亡者、通过追悼亡者来抚平创伤、缓解自身因幸存而产生的心理负担、通过重忆创伤来将其克服，或者在一个已不再重视他们的战争经历的社会中寻求认可。这导致他们在书写自己的故事时略去罪行、隐瞒姓名、将恶行归罪他人。
“战友会”群体通过微观战史研究传达出来的集体与个人记忆，并没有正视历史事实、正向汲取历史教训，而是扮演自设的“受害者”角色，粉饰侵略历史，回避或刻意歪曲真实历史，企图建构起使人同情的“悲情”形象，以扭曲、遮蔽甚至美化其侵略历史。站在中日关系颇为微妙的今天，考察日本旧军人的战争记忆与战争书写，应看到他们对历史的片面记载所传递的错误战争观和战争责任观。因此，重视对日本“战友会”及其缅甸战场微观史书写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清其战争书写的“两重性”甚至“多重性”、建构正确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观，亦可为中日关系乃至东亚地区的“历史和解”提供历史智慧。
文章摘自《世界历史》2023年第4期，原文约215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