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自强，申珊珊，湘潭大学历史系。
【摘要】战争不但是军事经济力量的较量，而且是思想文化力量的较量。二战初期，面对纳粹德国从国内蔓延至欧洲的焚书运动及其宣传活动给美国制造的战争恐慌与思想攻击，美国通过强化国家认同与性别身份构建进行反击。在这场意识形态之争中，图书成为最理想的武器与装备。在这种理念指引下，美国政府和出版行业共同推动了战时图书运动。这些被送往战场和海外市场的图书不仅成为鼓舞士气、治愈创伤的精神良药，而且无形中传播了美国的价值观，提升了美国文化的影响力，对于推动世界的“美国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战时美国图书运动兴起的原因
希特勒自1933年在德国上台执政后，大力推行恐怖独裁统治，对社会各个领域实行严厉的防控措施。灌输“德意志文化”、操纵德国意识形态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希特勒明白图书的威力，纳粹上台后不久即成立了德国图书馆管理员联合委员会，实行严格的图书审查制度，禁止出借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以及犹太书籍。德国还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焚书运动。
1933年5月10日是首次焚书时间。德国政府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保罗·约瑟夫·戈培尔亲临现场为焚书运动摇旗呐喊，这次焚书揭开了纳粹德国大规模焚书运动的序幕。此后不久，许多德国大学燃起焚书的火焰，凡是有悖于“德意志精神”的书籍大都难逃焚毁或禁止出版的命运。
1939年德国突袭波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爆发。纳粹德国在进攻别国时首先利用语言文化进行渗透和入侵，这种心理战术在战争前期为德国的迅速胜利铺平了道路。通过类似的方式，希特勒相继打败了波兰、丹麦、挪威、比利时以及卢森堡等国，曾属于自由国度的2．3亿欧洲民众，此刻全部屈服于纳粹统治之下。对于这些国家，希特勒不但侵占其领土，还试图控制其文化。为此，纳粹专门成立了“国家领袖罗森贝格任务小组”，在没收占领区图书的同时，焚毁查禁“不符合德意志精神”的书籍。据估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胜利纪念日为止，德国在欧洲销毁了约1亿册图书。
尽管美国在战争初期保持中立，德国军队距美国本土还很遥远，但希特勒仍希冀将其理念触及更远的地方。德国在对美作战前已借助电台发动了思想攻势；此外，拉美地区由于与德国之间长期的贸易纽带关系，更容易受到纳粹思想的影响。美国政府对纳粹影响的扩散深感忧虑与恐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深陷大西洋和太平洋两个战场，而此时德国宣传覆盖的地域范围早已远远超出拉美地区。除了宣传纳粹伟岸高大的形象之外，各种模式化的美国低俗的概念在德国占领区蔓延，宣传美国人的资本主义贪婪和知识缺陷。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还一直利用美国好莱坞流行电影刻画的各种影像。这些负面的陈词滥调不仅在德国非常有效，也在诸如英、法等盟国的公众间产生了对美国的不利影响。
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以及打败法国等欧洲国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度信息化带来了精神上的衰弱，削弱了民众的意志，以至于数千万人放弃了独立思考和行动的权利，最终失去了自由。
面对纳粹德国发起的“意识形态之战”，美国亟需重建国家认同，建立起抵抗纳粹的强大精神防线。这种将国家认同作为凝聚大众的观念，在纳粹焚书纪念日之后的美国独立日的庆祝活动上表现更加明显。
除了面临国家认同重建的任务以外，美国国家性别身份也亟待重建。研究阅读史的历史学家指出，在19——20世纪的美国，人们认为为了愉悦而阅读是被动和女性化的，为了智力发展而阅读则被认为是主动和男性化的。然而，在二战前的美国图书文化中，大多数业余爱好者都是女性，教学和图书馆工作也是女性化的职业。此外，妇女使用图书馆更多是为了娱乐和兴趣，而非用于工业目的或者军事训练。
战争的紧急状态创造了一个机会。战争的需要意味着阅读是公共的、政治的、男性的、思考的一种行为。战时图书委员会认为书籍恰恰是思想战争的武器，有用且不可或缺，意义重大。由此，作为思想战争武器的图书，其明确的政治目的、强烈的爱国热情、男子的美德等，有利于将阅读书籍和高度政治目的相结合，从而为图书计划提供尊严，进而图书阅读本身也可以得到推广。
鉴于曾经强大独立的国家在纳粹的统治下已经沦为被动接受信息的机器，受纳粹支配的国家的被动化也暗示了女性气质，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形在美国重现，美国人民尤其是白人民众，必须集中男性精神资源，跨越传统性别界限，将清教徒式的美德与民族自由思想和战争政策目的相结合，实现民主图书文化到行动文化的转变，实现从信息文学到力量文学的转变。为此，作为美国文化知识的守护者和传播者的图书出版业开始逐渐摆脱民众在一战时期对出版业消极的印象，积极采取措施支持美国的战争努力。最终，战时图书委员会建立，他们明白书籍作为思想传播者和士气建设者的重要性，极力推广这一观念并谋求与政府的合作。在这种信念指引下，进入战争后不久的美国政府设置了战时新闻局，以政府和私人合作的方式共同推动战时图书计划的实行。
二、战时美国图书运动的兴起
在美国政府和私人联合推动图书计划之前，图书馆协会曾组织一场捐书运动。二战爆发后，由于美国士兵主体多为对战争毫无准备且毫无所知的平民军人，军营设施的简陋、自由空间的缺乏以及一大堆烦恼和恐惧使得崇尚个人主义的士兵苦不堪言，士气大减。美国图书馆协会得知此消息后，发起倡议，号召为美军捐书。这场运动也被称为“胜利图书运动”。据统计，此项活动共征集了1700万卷图书，其中约有1000万卷送到了军人手中，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士兵的需要，但是活动很难持续。其原因主要在于募捐品质不一，一些民众把捐书活动理解为处理不需要的废纸。受条件与需求的影响，只有56％的捐赠书适合分发，且捐赠的书籍绝大多数是精装书，它们的重量和尺寸使需要轻装上阵的士兵不堪重负。最终，种种因素使历时两年多的“胜利图书运动”于1943年落下帷幕。
“胜利图书运动”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前线战士对图书的需求减少，随着战线的拉长，前方战士对于图书的渴望与日俱增。面对这种情况，1943年年初，战时图书委员会、美国各大出版公司与海军陆军部合作，根据士兵战时的需求，造出军供版图书。为了让图书更好地服务于战场，委员会采取了独特的设计与生产技术。
明确设计要求后，委员会制定了严格的遴选程序。委员会建议挑选可读性和体现男性观点的书目，提供士兵真正感兴趣的真实的军事书籍以及与武装特殊部门有关的军事书籍，避免平庸无奇、垃圾、多愁善感以及带有明确女性兴趣的书籍。最终，军供版图书不仅为士兵提供了巨大的精神给养，也为海外版的实施提供了基本的范本。
1943年盟军在地中海取得胜利后，对于各地民众而言，一方面，纳粹德国持续多年的宣传效力余波依旧不断，尤其是在法国以及其他被解放地区。另一方面，知识饥荒已经转变为对未经纳粹宣传玷污图书的极度渴望，民众愿意将仅有的钱去购买优质读物。但战争的破坏导致英、法、德三大传统图书出版大国向市场提供图书的能力大为下降。面对此种状况，美国政府希冀利用图书提升美国形象以及解释美国政策的目标与美国出版商希望开拓海外市场，填补主要国际出版社所留下的市场空白目标相吻合。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隶属于战时图书委员会的海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与战时新闻局遴选、翻译并出版了360万本多语种并具有明确指向宣传目标的三套图书，将之分发给同盟国和解放国的平民手中。
三、战时美国图书运动的历史影响
战时图书运动重建了美国国家认同和国家性别身份认同，构筑了战胜敌人的强大精神防线，具有促进美国文化教育发展的作用。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面对纳粹宣传余波的存在，美国特别项目部的官员们认为，赢得战争的关键取决于思想的胜利。基于此，为了赢得从轴心国的军事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民众的心，图书委员会不断将图书分发到有关读者手里，希冀图书可以充当武器直击人们内心，帮助那些深受纳粹和军国主义宣传影响的士兵和民众从中摆脱出来，让社会回归常态。
由于战争导致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出版业衰落，许多国家没有能力给民众提供充足的书籍，因此那些被运往海外的大量美国图书迅速填补了世界上广大地区公众的意识形态真空。通过书籍的广泛传播，世界上广大地区民众的思想逐渐从纳粹枷锁中解脱。这些思想解毒的地区当然也包括德国。最终，这些书籍对德国战俘产生了影响，获知纳粹真实面目和世界新形势的战俘们纷纷宣布放弃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忠诚，他们在以自省的方式清除纳粹主义影响的同时，成功形成了一个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核心。
图书不仅起到了“思想解毒”的作用，而且对于美国形象的改善也大有裨益。为了抵消纳粹的宣传以及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需要向各国尤其是欧洲人民提供真实的美国信息以及解释美国的战时目标，图书完美地充当了世界各国人民了解美国的“中介”。随着美国图书分发范围的逐渐扩大，欧洲以及亚非拉民众对美国有了新的认识，不仅有力地回击了法西斯国家对美国形象的“扭曲”，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打消了外国受众对美国政策和文化的误解。此外，在很大程度上，分发图书的政策预示了战后史学的主流倾向，最终也把美国描绘为一个没有受到旧世界影响的国家。可见，那些被大量运往海外的图书对于建构与宣传美国形象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美国战时新闻局在制定图书计划时就已暗示希冀达到的效果。因此，被送往海外阅读的图书不仅数量多、选题精良，而且大多包含美国主流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由于消费者文化背景的不同，在消费这些文化产品时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感官体验。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新思想的接受。被翻译为不同版本的美国图书，在海外读者的阅读中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民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且成功地帮助美国将其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大众文化、自由平等价值观和自由国际秩序理念等输出到了全世界，让世界上很多没有到过美国的人将美国视为他们的精神家园。
在争取“人的思想”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图书不仅成为欧洲人重新想象美国和自身的重要工具，也是美国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媒介。20世纪30年代，已有欧洲部分上层贵族知识分子对“美国化”表示担忧。关于“美国化”，美国教授让－菲利普·马蒂认为，“美国化”存在两个含义，一是政治价值观和文化习俗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传递的影响，二是商品生产和消费新形式的影响。美国在20世纪初期迅速崛起后，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文化产品也因此大量向外输出。这些产品在被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购买的同时，在不同程度上也代表着其他文化背景的大众思想的转变，即对美国文化的接受。随着美国大众文化的快速传播，享有文化控制权的欧洲精英感觉到了威胁，他们认为美国文化不仅冲击着欧洲文化，而且逐渐瓦解着对国家传统的认同，因此必须阻止这一趋势的发展，但收效甚微。相反，欧洲的“美国化”程度随着战时图书运动的传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此后，输出美国文化不仅仅是美国的传教使团、私人基金会、大众文化产品生产商以及个人的事，美国政府介入文化活动势必会使“美国化”体现的政治色彩更为突出，从而加快了美国文化对外国公众发生影响的进程。这不仅有助于强化美国国家身份的文化建构和心理认同，增强美国文化的软实力，而且为二战后美国的主张得到国际社会认可与美国文化霸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美国主流价值图书对于战后世界形成以美国为首的冷战军事集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总之，传播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图书的含义。
二战时期美国图书运动的兴起有其复杂的原因。除纳粹焚书与别有用心的意识形态宣传外，与美国国家认同与性别身份的重建也有很大关联。为了打破希特勒毁灭理性的阴谋，捍卫民主自由思想，赢得战争的胜利，美国战时新闻局和战时图书委员会联合推动了战时图书运动，经过严格筛选并符合国家利益的美国书籍被大量运往海内外战场。在这场防御与攻击德国的“思想战”中，图书是锋利的武器，士兵通过大量阅读书籍，不仅萃取了坚持、果敢等优秀品质，还建立起了坚固的精神防线，创造出群体的坚韧，这对于推动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在随后重建人的精神家园的“思想战”中，图书也是锋利的宣传武器。那些被送往海外市场的图书不仅将民众从纳粹的精神桎梏中解脱出来，而且也在无形中传播了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与自由的精神理念，增强了美国文化的软实力，为战后美国文化霸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摘自《湘潭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