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摘要】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在报刊、论著中对西安事变有大量书写，为观察此次事变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他们对西安事变过程进行了评论，分析了西安事变起因、各界反应及其造成的影响；还对西安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肯定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因他们的身份和立场各异，也出现了事中观察、事后认知等不同的书写视角。史沫特莱、斯诺等坚定支持张学良的行动，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将事变称为“叛乱”,支持同情蒋介石，部分西方报刊则是秉承中立立场对事变进行报道。他们对西安事变的观察和书写，从不同方面向国外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认知。
一、在华西方人士对西安事变的反应概况
西安事变发生后，作为特大的政治事件，当时在华的英、美、法等国主办的西文报刊，对西安事变进行了持续跟踪报道，刊发了大量新闻及评论，为在华外国人了解掌握西安事变的最新动态提供了条件。
在华西文报刊对西安事变的报道，与该事变的发展进程，即爆发、博弈及解决三个阶段保持一致。其获取的新闻来源，主要是各国在华的通讯社、中文报纸报道及史沫特莱、端纳等在西安外国人所提供的消息，但因当时西安对外隔绝，信息不畅，导致外界也存在很多谣言与假消息。以在上海发行的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为例来看，西安事变发生当天，该报恰巧当日发行，还无法及时刊登事变消息。12月19日，该报才对西安事变进行报道，并在当天头版的社论、特别报道中刊登了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囚禁的消息。之后该报对西安事变持续关注，发表系列报道。这些报道坚持了客观中立立场，既有对事变情况的客观介绍，也有对事变的评论，展示了该报的观察与态度。
事变期间，在华西文报刊多是批评张学良，支持蒋介石。但自从1937年新年以后，它们的态度有所改变。当然，由于即时报道的局限，西文报刊对西安事变的深远影响解析不够。有一些西方人士如史沫特莱、端纳、伦纳德等当时在西安见证并记录了此次事件。事变发生时，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正在西安开展访谈，在事变期间，其每晚在西安进行英语广播，发表了访问西北政界人物、红军代表、救亡领袖的报道以及有关西北动态的文章。当然，史沫特莱当时在西安的系列报道也惹怒了国民政府，甚至威胁将其驱逐出境。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澳大利人端纳作为斡旋者，在事变期间曾多次赴西安，并面见蒋介石，其对事变的和平解决也做出了一定贡献。当时为张学良私人飞行员的美国人伦纳德也在西安见证了此次事变，并驾机同张学良赴南京。
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在事变和平解决后，前往西安进行观察，如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贝特兰12月27日抵达，直到1937年2月才离开，曾在西安帮助史沫特莱对外广播。除在西安的外国人外，当时在上海、北平、南京等地的外国人士也对事变进程颇为关注，并在其后出版的著作中对事变有所记载评论。
关于西安事变的各种报道、记载，涉及西文报纸、著作、档案、书信、回忆录等，为我们从西方人视角观察西安事变提供了一手的外文资料。但这些资料的记载也有所差异，报刊的相关报道重在即时性，由于多数西方人士不在现场，其消息来源较为多样，很多依靠国民党官媒的报道及间接的消息渠道，并不是立足于实地采访，故也会产生错误。西方人士在著作中的相关记载多为事后的叙述或评论，虽在时效上存在滞后性，但其事变结束后的记载，可以更加理性全面地对事件进行复盘评价。
二、关注西安事变爆发后各方的应对
事变发生后的次日，即12月13日，在华各大西文报刊迅速头版报道了相关消息。曾亲自参与事变解决的端纳，14日在西安探视蒋介石，并向南京及路透社等国外媒体报告了蒋介石的安全情况，当时西文报纸也对端纳前往西安斡旋的情况进行了报道，如《字林西报》等，并在标题中强调蒋介石安全的最新动态，还称蒋介石回绝了张学良等人所提的各种要求。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事变的动因，是在华西方人士颇为关心的问题，并对此进行了解读，如美国驻北平领事馆参赞罗赫德等。当时还有国民党舆论攻击中共参与事变，在华西方人士也有所讨论。西方在华舆论起初不知道事变真相，故相信了国民党发布的谣言，多是批评张学良的，不认可其使用武力挟持蒋介石，如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等。面对当时的谣言，在华西方人士还特别对苏联报纸有关西安事变的错误报道进行了评论。12月15日，苏联《真理报》刊发了驻华记者哈马丹所写的《中国的抗日行动》，对张学良进行污蔑批评。同时，苏联的《消息报》也刊发了类似攻击张学良，赞美蒋介石，歪曲事变性质的言论，在国外造成了不良影响。该报对西安事变的错误报道，不仅引起张学良的不满，史沫特莱、斯诺等人也对此进行了批评。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西安的外国人的安全是西方人士尤为关注的问题。部分西文报刊也对此进行报道，如《大美晚报》等。对于蒋介石在西安被软禁的情况，当时在华西文报刊由于缺乏消息来源，故报道较少。阿班在西安事变结束后接触到蒋介石，曾听其当面讲述此段的经历。南京当局的主战派、主和派争执不下，关于国内各界如何应对西安事变，在华西方人也有介绍，且视角各有不同。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1936年12月16日向英国政府报告了西安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反应。特别是当时国民政府部分亲日派准备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也进行了解读。西安事变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还有在华西方人士分析外国政府、舆论的最初态度。如12月13日，许阁森就向英国政府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当时国际舆论多是谴责张学良，呼吁释放蒋介石。
当时中外舆论对西安事变报道颇多，但是因国民党刻意阻挠外国记者的发布，单方面发布所谓的官方消息，导致国内的消息真假难辨，谣言四起。由于消息被封锁，史沫特莱称南京国民党广播电台疯狂报道蒋委员长已被枪毙，红军占领了西安，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等。王安娜也报道了事变初期的各种谣言。斯诺则批评国民党对消息进行新闻封锁，并散发编造一些谎言，他对当时舆论报道混乱的情况有记载。信奉新闻自由的西方人士通过此次事变，对国民政府在新闻检查、控制公共言论方面的表现极为厌恶。
三、考察西安事变谈判过程中的各方博弈
事变发生后，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应张学良邀请抵达西安，协助处理西安事变，并直接参与谈判。中共代表抵达西安的第二天，史沫特莱见到了他们一行。但由于中共在西安参与的谈判，当时报刊甚少获取消息，故在华西文报刊的实时性报道较少，多是事后的相关论述。在谈判期间，在华西方人士仍然关注西安事变的最新进展。12月18日，《大美晚报》在头版标题中指出张学良的财政顾问埃尔德在同南京的官员商谈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并提到国民政府派出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近西安，西安与外界的通讯仍然被切断。22日的《大美晚报》还在头版公布了该手谕原件照片，并在介绍中以此证明蒋在西安仍然安全。
12月20日，宋子文来到西安斡旋，次日返回，21日端纳也回到南京。21日的《上海泰晤士报》报道了宋子文到达西安斡旋的消息。22日，该报又称宋子文21日已回到南京，宣称和平解决事变成为可能。22日的《大美晚报》报道了当天宋美龄同宋子文、端纳共同飞往西安的消息。22日天津《京津泰晤士报》发表社论，强调政府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国家纪律的重要性。23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张学良、国民党代表宋子文三方正式会谈，24日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六项口头协议，西方报刊也对此有所报道。
对于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等，在华西方人士进行解读，并注意到张、杨对事变解决的不同态度。鉴于国外对西安事变的关注，当时各国在华外交官员在向本国的电文中进行解读，一些在华西方人士也注意到当时的国际舆论。当时张、杨部队及共产党内的少数激进人士准备杀死蒋介石，中共中央却从全局考虑表示反对，提出和平解决，以避免发生内战，在华西方人士对中共的态度表示了肯定。西方人士还从中共试图建立统一战线的视角来分析其在西安事变中的策略。正是西安事变的发生，迫使国共两党政策发生转变，促成中共从“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实现，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也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点。
四、探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影响
12月25日，蒋介石秘密获释，返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外媒获悉消息却是在次日，之后在华各大外文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蒋介石被秘密释放当天，史沫特莱在西安机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对于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原因，外界众说纷纭。蒋介石被释放后，国内部分民众乐观其成，并看到了中国统一的希望。当然，也有一些亲日人士对结果感到失望。对于张学良12月25日同蒋介石一起离开西安的决定，西方人士的舆论对此褒贬不一。如在西安的史沫特莱曾记述了东北军内部对其选择的评论，描述了一个年轻军官的不屑一顾。
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在华西方人士多对此结果表示满意。基督教在华所办的英文报刊《教务杂志》刊发社论，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印证了民众期待的国家统一。还有人士分析西安事变对蒋介石个人地位的影响。因事变的目的在于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出兵抗日，故日本对事变极为关注，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予以解读。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实际经历从最初的喜悦到最后沮丧的转变。但是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也使得日本的愿望落空，进而加速了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各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除了日本外，多是希望和平解决，对此在华西方人士进行了分析。斯诺特别分析了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实际上各国出于对华不同利益的诉求，故其对此事变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事实上同意停止内战，并开始同中共商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现联合抗日。对于西安事变后国共关系的缓解，特别是对国共合作抗日的可能，在华西方人士也有讨论。如《密勒氏评论报》在1937年2月23日发表社论《国共再次“联姻”将实现全国团结抗日》，从国共两党的角度，评论西安事变的国内和国际影响，阐述双方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自所做出的政策调整。可见西方人士也看到了西安事变对国共关系改善起到的作用。事变解决后，史沫特莱等带有左翼倾向的记者，也是少数支持西安事变的西方人士，充分肯定了西安事变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1937年1月11日，史沫特莱在接受《学生呼声》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了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支持。
当时这些在华西方人的身份比较多元，有记者、飞行员、顾问、军人、外交官等，其立场各有不同，都从各自的国家利益、民族感情出发对西安事变进行广泛的评论。这些外国人的报道、观察，从多重的视角还原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对当时外国人了解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发挥了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欧美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影响。从当时西方人士的立场看，一些支持国民政府的人士对张学良持谴责态度，还有阿班等一些新闻记者则是持中立客观的报道，如实展现西安事变的进程，还有史沫特莱、斯诺等少数左翼人士则是比较支持张学良及中共，高度肯定西安事变。
在华西方人士对西安事变的观察书写，虽然角度各有差异，却展示了西安事变的复杂态势。在华西文报刊虽然不在西安，但比关注该事变的国外西文报刊有天然的优势，可以对西安事变进行连续跟踪报道，并进行客观性、解释性的综合报道，深度评论。史沫特莱、端纳等少数当时在西安亲历了事变的西方人士的记述则相对较为可靠，从亲历者的视角对西安事变进行了全方位的描写，且具有与其他书写者不同的特点。还有斯诺、斯特朗等当时不在西安的外国人，他们在论著中对西安事变的描述虽为事后的书写，但正是事后分析可以跳出历史局限，其作为旁观者的论述可以更加全面得当。当然，也需要看到，有些在华西方人的书写内容并不准确，且在政治利益的影响背后对西北军、国共两党的评价有失偏颇。
摘自《史学月刊》2024年第3期，原文约2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