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明大义 必先知史——为《史学月刊》创刊四十周年纪念
作者：王荣堂
《史学月刊》创刊已40年了,它的前身是《新史学通讯》。这个刊物是新中国建立后最早创刊的史学刊物之一,富有开拓性和创新精神。在这40年的历史过程中,它所刊登的中外历史论文,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传播历史知识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史学月刊》除了发表过许许多多的一般史学论文外,还发表过一些我国史学界尚未研究过或研究得不够深透的历史问题的史学专论,也出过一些解决历史教学中某些疑点与难点的论文。所有这些,对于大专院校甚而中学的历史教学和学生学习都有极大的帮助。它在推动我国史学研究和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同时,它也为培养一批中青年历史工作者开辟了广阔的园地。 我从事世界史教学40年之久,时常阅读这个刊物。我不仅阅读其中有关世界史的论文,对于中国史的某些论文也非常喜欢阅读,有些好的论文甚至爱不释手,从中受益非浅!我感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引下,《史学月刊》的论文质量大大地提高了。每期都有一些内容十分丰富、史料十分新颖、历史唯物主义史学观点也十分确切的好文章。最近几年,该刊发表的外国史论文如英国政治制度和政党政治史,欧洲一八四八年革命史和......
感谢《史学月刊》对我的帮助和鼓励
作者：牛致功
当《史学月刊》创刊40周年的时候,我离开河南故乡也整整40年了。正是这个偶然的巧合,再加上我学习历史专业,使我对《新史学通讯》的原貌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知道《新史学通讯》是在1951年创刊。1952年,我从部队转到西北大学师范学院(陕西师大前身)历史系读书。从阅览室看到《新史学通讯》,很有兴趣,始知她是在我离开老家时创刊的。那时候,大家都刚开始学习马列主义,有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对各种事物都有了新的认识。于是,出现了很多冠以“新”字的词语,如“新中国”、“新社会”、“新思想”、“新观点”等等。“新史学,,就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新史学通讯》的“新”,在于她开始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正当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对以往的历史进行重新认识的时候,办起这样的刊物,必然受到欢迎,起到促进史学发展的作用。 当时,学习历史困难较多,可读的参考书很少,专业杂志仅一两种,所以,同学们无不是《新史学通讯》的读者。为了看到从创刊号到1952年的全部内容,遂托河南大学数学系的一位高中同学给我买全了己出的各期。我用解放前自己手工订本子的办法......
继续努力培养年轻的史学工作者——祝《史学月刊》创刊四十周年
作者：苏双碧
《史学月刊》创刊40周年,这是很值得庆贺的。一个地方办的史学刊物,坚持办了40实不容易。这个刊物由于它既不过分高又不属通俗性的普及刊物,联系的读者年深面就比较广。专家、学者要读它,青年历史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也都喜欢它。我是《史学月刊》的热心读者,觉得它有一个可喜的特点,就是刊登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文章较多,比较注意培养青年历史工作者。现在我国许多年岁大点的历史工作者,在起步时给《史学月刊》投过稿,得到过((史学月刊》编辑部的帮助,而坚实地踏入史学研究队伍的行列的。 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但毕业之后就分配在机关工作,没有专门的时间去从事研究历史。但因为自己学的是历史专业,总想利用学到的东西,结合自己的爱好,对历史进行一些研究。当我下决心要跨出这一步时,心情是很复杂的。大凡年轻人都有这样的心理状态,当他决定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奋斗时,他总是充满着成功的希望和信心,当他取得一些未经实践检验,或未经社会承认的成果时,他总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他的成果能公之于众。但是,当他把稿子寄到报刊杂志之后,刊登和退稿,即成功和失败的心情总是交织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报刊编辑如果......
继往开来 任重而道远
作者：赵希鼎
经过风风雨雨的四十年磨炼,《史学月刊》迎来了自己的四十岁生日,作为一个老编辑和史学工作者,我心里由衷地感到欣慰。 《史学月刊》原名《新史学通讯》,是新中国建国初期最早创立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指导的历史科学专门刊物之一。四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在郭沫若、剪伯赞等老一辈著名史学家的关怀指导下,在稽文甫先生的亲自创办下,在国内外史学工作者的大力支持下,《史学月刊》不断成长,成为我国史坛上有较大影响的刊物。自创刊以来,它始终不渝地坚持坚定的社会主义办刊方向,为繁荣新中国的历史科学研究和教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它坚持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四项基本原则,对拨乱反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这是我们值得高兴的,也是以后应继续发扬的。 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同时,作为一个正规刊物,面对现时出版业迅速发展的局面,争创一流,办出特色,也是我们编辑人员应该努力的方向,尤其是选稿、审稿和文字编排,都要做到非常的细致,力求高质量,内容丰富多样,只有这......
坚持开拓者的正确方向
作者：胡思庸
四十年前,即1951年1月,《史学月刊》的前身—《新史学通讯》创刊号在古城开封诞生了。它是由我敬爱的业师、河南大学校长稽文甫先生亲手创办的。最初,它虽然只是十六个页码的小小月刊,印数五百份;但建国初期,全国到处呈现一派新兴发皇的气象,这个刊物一问世,立即受到史学界及广大历史教师的热烈欢迎,成为新史学的一个生气勃勃的园地。时至今日,《史学月刊》在内容上、形式上、篇幅和印数上都有了巨大的发展进步,抚今追昔,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忘记榜先生艰难创业的苦』合。 记得那是1950年12月,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我那时正面临毕业分配),询问我的家庭和个人志趣,又问我最近读什么书?我如实回答正在“随便翻翻《胡适文存》”,并赶紧追加一句:“那是资产阶级东西,旧点观。”先生和霭地笑了,说:胡适的东西可以读,他在学术上有许多成就,学历史的人不可不读。不过他这个人思想方法很蝙狭,对西洋文明不加分析,顶礼膜拜;把中国近百年受人欺凌,遭受灾难,万恶之源,都归结于中国人自作自受,中国人从老祖宗到子子孙孙都罪孽深重。你说他是“旧观点”,但他还自命为新时代的新人物。“五四”运动前夕,他发......
祝愿和希望
作者：彭树智
《史学月刊》原名《新史学通讯》,1951年由历史学家稽文甫创办。它是我国建国后最早的史学刊物之一。今年是它创刊10周年纪念。它的40年历程反映了新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我作为一个读者和作者,回顾过去的40个春秋,以非常喜悦的心情,谨向为我国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作出杰出贡献的《史学月刊》致以衷心的谢意和良好的祝愿。 《史学月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实事求是和朴实的刊风。1957年《新史学通讯》改名为《史学月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了刊名。1980年复刊后,它继承发扬优良刊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努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发展和繁荣我国历史科学而辛勤笔耕。它的历史学理论探讨、中外历史研究学术论文、历史教学经验、河南地方史、书刊评介、史学动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和译文,都在吸引着许多史学工作者和爱好者。它的读史琐记给人一种冷静的、扎实的学风薰陶,而青年论坛中所发表的论文,也在提倡科学的创新的精神;它的史学新著的评述并不似有些时尚的颂扬商标语言,而是在估价新著的同时,重在探讨学科的问题和趋势;它的教学参考栏中,在不断提倡有研究性的资料之外,经......
炎帝传说考述——兼论姜炎文化的源流
作者：唐嘉弘
人们常说汉族或中华民族均为“炎黄子孙”业自豪,这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需要,同时也是作为一个文化发达的光辉灿烂的文明古国的象征性代表性远祖;他们既是远古的传说人物,同时也是人类所有共同体社会心态的普遍反映。从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开始,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较详的描写了黄帝的史迹,虽然他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但他基本上肯定了作为华夏共同体远祖之一—黄帝,并按照大一统需要及共同体增殖裂变、渗透融合原则,将唐尧、虞舜、夏、商、周、楚等均订为黄帝子孙。他撰编黄帝的历史时,“择其言尤雅者”,“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并且进行调查研究,访问各地长老,先后“西至空桐,北过琢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远到西南;同时,还查考文献典籍,参阅《春秋》、《国语》、《五帝德》、《帝系姓》等。十分遗憾的是在司马迁的笔下直接提到炎帝的仅十多字,只有两句话。在此种情况下,科学的系统的清理关于炎帝的传说,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当前我们看见的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在此以前通称为传说时代,当时有不少原始人群缓慢的形成为氏族、部落以至部落联盟,......
吴蜀荆州之争与三国鼎立的形成
作者：朱绍侯
诸葛亮在《隆中对》(一称《草庐对》)中,为刘备提出了一个建国方略。其要点是:“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西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指刘备)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革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①。以上为刘备提出的建国方略,显示了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的远见卓识,而以后的刘备及其建立的蜀汉政权,基本上是按照诸葛亮所提示的建国方略,逐步发展起来的,并实现了三分鼎立的政治局面。不过,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对于“跨有荆、益”与“外结好孙权”的这一对不可调合的矛盾,估计不足,以致因荆州之争,而引起昊蜀的不和,甚至几次引起吴蜀之间的战争,事实说明,蜀汉要占有荆州,就不可能与东吴结成巩固的联盟,要保持吴蜀联盟,蜀国就不得不退出荆州。诸葛亮对于这样的严酷事实,是在以后的事态发展中,逐步认识到的,最后不得不放弃荆州,而保持与吴国的联盟,以维持三国鼎立的局面。蜀国放弃荆州,也就等于放弃两路出兵的战略,这也就使诸葛亮复兴汉室,消灭曹魏政权,统一全国的抱负难以实现。 王夫之在《读通鉴......
跋《北齐娄睿墓志》
作者：高敏
1981年初,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发掘了北齐娄睿墓,整理了该墓出土文物,发现了娄睿墓志一方,名日《齐故假黄城右皿相东安王墓志之铭》,墓志铭共三十行,每行三十字,其拓片载于《文物》1983年第功期。现录其原文如下,并加以句读: 王讳睿,字口口,大安狄那汗殊里 武明皇太后兄子一也。观夫崇墉摩踱,峭 拟削成;远叶长枝,郁同扶木。至乃世 禄克昌之盛,缔构积德之初,固已备诸 图篆,可得而略。祖司徒公、太原王、 考南部尚书、恒州刺史。并痉情秀发, 胆略纵横;自致青霄,大恢鸿烈。所以, 弓冶之业弗亏,绩裘之荣愈茂。昌家佐 国,爱挺异人;气蕴风云,才兼文武。 质贞金玉,道备卷舒;淳粹和雅,孝慈 谦慎。雄豪之望,时论推精;扫清之怀, 独得襟抱。不应州郡之请,岂屑王侯之 币。敢翼徘徊,侯时而作。永安之末 (永安,北魏孝庄帝年号,凡三年,公 元528一53。年,同年改建明),凶胡肆 梗,主就国颠,皇纲幅裂。高祖神武皇 帝膺白雀之贩,建黄鸟之施,静四海之 群飞,雪万国之忧耻,复禹祠夏兔。难 定,功我为御侮,载宣其力。中兴初 (中兴,北魏后废帝年号,只一年,公 元......
韩琦论
作者：顾全芳
韩琦,北宋重要的政治家。他曾“当政十年有佘,赞辅三朝”①。他与范仲淹等领导庆历新政,后来却反对王安石变法。他积极抗御西夏的入侵,却又对外主守主和。他激进,却常常表现出守常。历史的复杂性及历史人物的多侧面性,使得人们在评价韩琦时,往往出现片面之论。 本文企图通过有关韩琦一生的几件大事,对他作出客观的评价。 韩琦字稚圭,河南安阳人,大中祥符元年(1008)生于福建泉州。这位出身于中等官僚家庭的少年,由于父亲韩国华在大中祥符四年病逝,因而“自幼而孤”,不得不“从其兄”②寄居黄州等地。患难出人杰。由于韩琦从小就“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好读书,因而 “学问过人”③,十九岁上便以名列第二的优异成绩,考中进士。从此,韩琦一帆风顺,走上仕宦之途,历任通判、推官、右司谏、安抚使等职,直到庆历新政时在朝任枢密副使。 尽管韩琦仕途顺利,但他对当时的朝廷和社会,却并不满意。这不满,不但是因为外有辽、夏的威胁,内有农民暴动,更主要的是由于皇帝及大臣苟且偷安,不思上进,死气沉沉,每况愈下。因此,青年韩琦对当朝的政策及现状等,提出过不少意见和建议, 有时甚至是......
王夫之与司马光史学思想比较
作者：严衡山
司马光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他以《资治通鉴》这部巨著而著名于世。王夫之则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史学评论家,他的史论著作很多,如《尚书引义》、《春秋家说}),《春秋世论》、《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黄书》等,虽名为“说经”,但其中都有关于古代历史的评论;他晚年所写的《读通鉴论》、《宋论》则更是比较系统的史论巨著。由于《读通鉴论》是王夫之的史论代表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王夫之的历史观和思想政治倾向;特别是此书是王夫之在研究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之后因读史有感而写成的,这就为我们比较两位史学大师的史学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客观依据。而认真探讨两位史学家史学思想的异同及其产生异同的原因,对于人们认识我国史学史的发展规律无疑是大有裨益的。有感于此,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一初步的尝试。 王夫之与司马光的史学思想有许多相同之处,概而论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提倡直笔写史的实录精神相同。 司马光的实录精神渗透在《资治通鉴》的文字记载中。一方面,《通鉴》对历史上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能给予无情的揭露和谴责。如南朝刘骏(宋孝武帝)以下诸帝的荒淫、残暴和贪侈,达到了惊人......
《世界近代史专题理论探讨》将出版
一本独具特色的《世界近代史专题理论探讨》(教材)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为了适应全国党政干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需要,深化干部院校和普通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改革,由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华北地区领导小组协同有关党校、团校、军事院校、高等院校和科研出版单位联合组织编写,由杨云、刘书林、叶昌纲、孙兆文、刘汉云同志担任主犷。 本书适用于党、团、军、干校干部教育系列学员的教材,也适用于普通大专院校世界近代史的教学。 这本教材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居.想为指导,积极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理论学习的指示。它的最显著特点是突出理论探论的主线。它不是叙述历史线索,而是抓住了干部的学习特点,以及广大世界近代史工作者在教学、科研中经常遇到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概括性的理论探讨,尝、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通过史论结合的总结和分析,为世界近代史学习者提纲掣领地把握历史发展趋势提了一份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欢迎兄弟院校与同行学者和对世界近代史研究感兴趣的同志阅读、采用,并对木书提出批评指正的意见。《世界近代史专题理论探讨》将出版< 正> 一本独具特色的《世界近代史专题理论探讨》......
明朝初年的福建沿海及海防
作者：郑克晟
一洪武初年的福建 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由于统一南北的事业尚未完成,对内对外政策亦须相应制定,因而对远处东南沿海的福建,未及给予应有的重视。 洪武初期的福建,明军纪律涣散,官吏贪污腐化,人民流离失所并时而反抗,一片战后的的混乱景象。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军队纪律松弛,军官侈靡 明初福建的军官大肆营造,私役军士,不遗余力。洪武十五年十一月,朱元璋谕五军都督府臣谓: 近福建行都司及建宁左卫守御官,不奉朝 命,辄役军士伐木修建城楼,因而私营屋室, 极其侈靡。军士富者责其纳钱免役,贫者重役 不休,今军士愤抑来诉,已令法司逮问。五军 都督府宜榜谕天下都司,自今非奉命不得擅兴 营造,私役军士,违者或事觉、或廉得其状必 罪之,削其职①。洪武初,漳州“南靖县民为乱,让误者数千人”,且“诸将多掠其妇女”,纪律甚差。当时福建布政司参议郑提,由于出身江南地主,不便多言,乃上报朱元璋,方将所掠之人“悉纵遣之”②。当时由于军务纷纭,只好多利用当地沿海土军。但“土人为军,反为乡里之患”。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有人建议使浙江、福建两省的沿海土军互徙,以杜绝乡民之灾难。......
康熙的决策与昭莫多之战
作者：王思治
康熙在位六一{一年,其前期致力于国家的统一,他所取得的历史业绩,彪炳于史册。其间,自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他曾三次亲征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是同沙皇俄国支持下的民族分裂势力的一场极其严重的斗争。噶尔丹志大力强,久历戎行,叱咤风云二一卜余年,为漠北集雄,他与康熙角力斗智,进退周旋,康熙视之为劲敌。而康熙三十五年的昭莫多之战,则是击灭噶尔丹的决定性一战。本文拟就这次战役康熙的决策,以及某些重要问题,略作论述与辨析。 一噶尔丹施展谋略,康熙决计亲征 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噶尔丹借口喀尔喀蒙古宗教领袖哲卜尊丹巴和土谢图汗在调解喀尔喀两翼纷争的枯冷白尔齐尔会盟时,不尊礼达赖喇嘛的代表西勒图,以护法者自居,制造事端,率精兵三万,越杭爱山,分三路向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发动突然袭击,又掠车臣汗部,血洗喀尔喀。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南奔,先后进入内蒙,请求清政府的保护与支援。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以追击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为名,挥师南向,肆无忌惮进入内蒙,大掠乌珠穆秦部,清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与噶尔丹战于乌尔会河,败绩。康熙命其兄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其弟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
从单产看近代河南的农业生产
作者：王天奖
一简略的历史回顾 河南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曾是开发最早、生产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所以古代许多王朝在此开基立业,成了司马迁所说的“王者所更居”①。一直到秦汉时期,河南的农业都走在全国的前列②。但因代复一代地集中垦殖土地,砍伐山林,致使生态环境渐趋恶化,而开发较晚但兼营渔猎山林的江南地区在三国、两晋以后却后来居上。隋唐以降,由}于多方面的(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原因,包括河南在内的北方农业更加落后,故中唐时期有“天下”赋税“江南居十九”的说法。即使在北宋的一百多年间,河南久为全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农业生产也有较大的恢复和发展,但北方中等田地每亩一般“取粟不过一解”(10斗)③。后至南宋,据《金史》所记,黄河流域“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④按宋代容器计量,1石约重40多公斤—这也可视为封建社会中期或n世纪河南农业一般单产水平。较之同时期江南亩产稻谷4石以上,相差很多。 进入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时代,河南农田单产有所提高。有人记称,晚明河内(沁阳)上等田地年可收粮2—4石,下等收数斗。该地是自然条件较好,复种指数较高的地区,其他州县多难达到这......
孙中山与传统大同思想的基本终结——兼论孙中山的“大同”理想的一些可行性问题
作者：吴雁南
大同思想是我国文化最珍贵的遗产。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继承了这份遗产,并将它提高到从未有过的高度,内容非常丰富。 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前,就曾宣称,“余之主张为‘大同主义,”①。 中国古代大同思想有一个很长的形成过程,到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终于“发现”和勾画出远古最美妙的理想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②《礼运》篇所描绘的“天下为公”,社会财富共有共享,人人劳动而不为己、平等互助、各得其所的理想世界,为后世人们所向往并加以发挥。此后二千年间,这种大同思想不断出现,传世不绝,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并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优秀传统。 那么,孙中山究竟接受传统大同思想的哪些影响呢? 首先,他接受了古代“大同”思想社会进化观的影响。表现在: (一)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是要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进步的革命。孙......
河南省历史学会1990年学术年会暨商丘地区文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商丘举行
作者：周祥森
河南省历史学会1 990年学术年会暨商丘地区文史学会成立大会于10月25日至29日在商丘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及中央党校、《光明日报》社等56个单位的102名代表出席了大会。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唐嘉弘先生主持了本届年会的开幕式。 年会共收到论文38篇。讨论的中心议题是老庄及其思想和淮海战役与豫东. 老、庄及其思想究竟代表哪种文化类型?这是近年来老庄问题研究中的“热点”。与会代表就此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并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无论是从老、庄的出生地和活动区域上来说,还是从老、庄所代表的道家思想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和文化特征、认识层次、文化层次、思辩体系上来说,老、庄所代表的都是典型的中原文化,而非荆楚文化。道家文化不仅先进于邹鲁文化,而且大大超越荆楚文化;它所达到的哲理高度代表着中国先秦哲学的最高层次。此外,有的代表还探讨了庄子的思维方式,有的则通过旁征博引考证了庄周的故里。 商丘是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南线决战—淮海战役的始发地和终止地。豫东地区在淮海战役中处在什么样的地位?经过热烈讨论,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豫皖苏区在淮海战役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孙中山研究的新视角——“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要
作者：王杰
由广东省孙中山研究学会、中山市孙中山研究学会和日本孙文研究学会联合举办的“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年8月3日至6日在孙中山先生的诞生地—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举行,来自中国、日本、印度、南朝鲜以及美国华裔的170多名学者参加了讨论会。这是大陆与台、港、澳及亚洲学者第一次在大陆共聚一堂研讨孙中山的学术盛会。它将成为一个新的学术里程碑,载入国际文化学术交流的史册。 与会者为大会提交论文92篇,给会议赠送了有关孙中山研究的著作几百册。会议就孙中山的思想与生平、孙中山与亚洲、孙中山与华侨等专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的思维取向.及其论点,不乏新的审视角度或新的领域探索。可以说,此次会议,开创了孙中山研究包括资料交流与学术讨论的新格局。兹摘其观点数例略述于下,以飨读者。 关于孙中山的思想很多论题虽然是在老题目三民主义的研究基础上耕作,但著作却在新的层面上拓宽了该课题的视野。如民族主义,有学者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民族形成的过程联系起来探讨,认为基本上在西化教育和环境成长起来的孙中山,曾非常真诚地把西方化看作中华民族走向近代化的必由之路,后来在挫折中......
论柏文蔚与孙中山的关系
作者：尚明轩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从事革命活动近40年,在其周围集结了一大批为民主革命英勇奋斗的骨干分子,柏文蔚即是其中的重要一员。 柏文蔚的一生,经历了清朝和中华民国两代,曾做过许多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情,他不仅在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而且辛亥革命后继续追随孙中山坚持民主革命立场,发挥了积极作用。 孙中山与柏文蔚有着长达20年的战友情谊,他们并肩战斗,关系密切,同时也有过政见分歧。迄今有关孙中山研究的论著中提及他们关系者甚鲜。即便提及,也是语焉不详,甚至有把柏文蔚描述成在某些重大间题上反对孙中山的人物,违背了史实。本文拟就孙、柏的友好关系进行初步考察,冀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孙中山与柏文蔚,虽籍贯分属南北,年龄也悬殊10岁,但是,由于共处于灾难深重的同一历史时代中,严酷的现实迫使他们睁开眼睛观察世界,为探索拯救祖国的道路而走到了一起。联系他们的纽带是以挽救民族危亡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思想。 柏文蔚和孙中山具有相近的社会经历,和渴求真理、富于正义感的个性特征。1876年,柏文蔚出生于安徽寿县。自是年至1895年十年间,清政府被迫与侵略者订立了《中英烟......
四十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大发展
作者：张宪文
从184。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只是以五四运动为界限把它划分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1949年才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可是,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上把1919至1949年的历史也叫做中国现代史。新中国建立以后,史学工作者对这段历史不断开垦,奋力耕耘,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繁荣。 四+年的研究历程 1919至1949年的中国现代史,是中国通史的重要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史学领域还没有这个学科。1951年7月,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胡乔木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是一部纲领性的著作,它为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同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不久,高等学校陆续开出中国革命史课程。为了教学的需要,在高等教育部的组织下,1954年由著名史学家何干之主编出版了《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著名中共党史专家胡华也主编出版了《中国革命史讲义》。但是,整个来说,这一时期关于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水平不高,除这几部教材外,基本上没有研究性的著作,论文也很少......
略论日耳曼人的农村公社制度
作者：朱寰
农村公社是人类社会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桥梁,是由氏族部落制度向国家过渡的必由之路。农村公社制度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度阶段,长期存在于阶级社会之内,无论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曾在不同程度上保存农村公社制度或者是它的残余,只是在商品经挤高度发达的社会里才使农村公社制度走向瓦解。 历史上一切国家和民族,无论是古老的文明国家,还是落后的野蛮民族,都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原始的野蛮阶段和由野蛮向文明过渡阶段,由氏族制度向国家的过渡阶段。研究日耳曼人如何完成这个过渡,对于研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本文拟就日耳曼人农村公社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及其内部结构和内部分化等问题,做一概略的探讨,以揭示日耳曼人农村公社制度的发展规律及其特点,以期一与学术界的同志们共同讨论。 一氏族公社与农村公社 要了解农村公社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过程中的作用,必须首先弄清农村公社与氏族公社的原则区别及其不同性质。人类脱离动物界以后,要维持自身的生活与生存,单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办到的,因而开始了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即社会生活。原始人类从群居到......
东海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
作者：陈炎
丝绸是中国最早发明的。中国丝绸誉满天下,早在公元前就分陆海两路外传①。中外学者偏重于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而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特别是结合我国丝绸外传,论证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以及它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②,还很少有人作过系统的专门研究。其实,中国丝绸通过海路外传,比陆路外传延续的时间更长,到达的地区更广,影响和贡献也更大。 本文拟就中国丝绸通过东海丝绸之路外传的历史及其影响,作些初步研究和探讨。 东海丝绸之路的形成时期: 唐代以前中国丝绸外传及其影响 我们的祖先从远古起,就把丝绸外传和征服海洋的活动结合在一起,开拓了从东海起航和从南海起航,向外传布丝绸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中,最早开拓的航路之一,就是东海丝绸之路。它以传布丝绸为纽带,同海外各民族进行了互利的友好往来和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技……等各方面的交流。 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因渔猎的需要,已能“夸j木为舟、刻木为揖”制造船只。近年来在浙江河姆渡原始社会遗址中,就发现这种古船的桨③。据《竹书纪年》记载,夏朝的统治者就已“命九夷东狩于海......
论路德宗教改革对经院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作者：章叙珊
众所周知,经院哲学是欧洲中世纪占统怡地位的封建的神学哲学,宗教改革则是标志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初露端倪的神学革命①。基于这种既定的结论性认识,欧洲思想史特别是宗教思想史的研究者,往往在强调经院哲学的反动落后性、宗教改革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夸大二者之间的差别和对立。本文试图从对经院哲学和宗教改革的具体分析中探讨其中的继承发展关系。 一经院哲学的理性思维和宗教改革 经院哲学又称烦琐哲学。它的突出特征,就是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和哲学的形式来表现和论证基督教神学教条,以理性的手段来捍卫神学信仰的内容,因此,“经院哲学本质上就是神学,而这个神学直接地就是哲学”②。在经院哲学以神学教义为前提建立的“唯理论体系”③中,哲学理性为神学信仰这一外在的形式所拘限和束缚着,其活动是不自由的。但是,神学既然要求理性为其服务,那么就得允许它存在,从而也就不能彻底扼杀理性本身的思辨功能。哲学思维的形式可以被歪曲,但思辨的性质是无法改变和消灭的。所以经院哲学内部存在着理性发展的可能性。托马斯·阿奎那(1223—1274)说:“每个人都有理性,并且依靠理性的启示,他的行动才被导向所趋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