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清官的重民思想和务实作风
作者：王岸茂;
二十四史的《循吏传》,记载了历代清官廉吏的众多卓异事迹①,其重民思想和务实作风颇为突出感人。现摘要简述如下,希能对当前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有所借鉴。一重民思想及言行 我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很早就产生了“民为贵”、“民惟邦本”的重民思想②,理解人心向背对于社樱安危的至关重要。尤其可贵的是,在重视整个社会民众的情况下,更形成了“人为国本、食为人命、农为急务”的明确意识③,认识到农民群众和农业生产的至关重要。这种民本思想和重农意识,是古代优秀传统思想中的精华。历代的清官廉吏,继承和发扬这种优秀传统,与贪官污吏的轻民、仇民思想和害民、扰民暴行相对立,怀着爱民、忧民意识,采取种种养民、利民措施,解除黎民痛苦,改善百姓生活,达到民安邦宁的目的。 (一)救民水火,贩灾济贫 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抗灾能力很小,水旱风雹地震蝗虫经常发生,给劳动人民带来极大苦难。清官们向来以娠灾济贫为要务,每遇灾荒,便打开官仓,放粮贩民,而为此还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东汉的张掖太守第五访就是一个典型。史载“岁饥,粟石数千,访乃开仓娠给以救其敝。吏催谴,争欲上言。访日:‘若上须报,是弃......
说“上下”——商周巫觋社会说的文字学质疑
作者：周言
在先秦文献与古文字资料中,“上下”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习语,近代学者一般解释为“天神地抵”①,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则将其释为“天地”,并以此为主要证据,推论商周社会为“巫舰社会”、“萨满文化”②,认为: 在萨满文化里,通天地的最主要助手就是动物。在中国,这种动物的特性常被忽略了。要指明动物在这方面的重要性,最常见的文献是《左传》“……昔有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璃魅烟烟,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这段话说明:把各种动物的纹样铸在鼎上,目的是用来“协于上下”,也就是沟通天地。③ 其实,综合考察甲骨文、金文及先秦文献,就会发现这样解释是似是实非的,“上下”词义是随着时代不同而发展变化的,因而商周巫现社会说也颇有可商。由于资料较多,现择其精要,引录如次,以申其详:(1)丙寅卜,亘贞:王戴多屯,若于下上? (((合》808正)(2卜·}止盛再册,普舌方…王比下上,若受我 (((合)} 6 1 60)(3)…再册,哲舌方…其敦喜王比下上,若受 (《合)) 6161)(4》二癸丑卜,故贞:......
汉代巡行使的职能和作用
作者：刘太祥
巡行使是皇帝因事根据需要临时派遣到地方视察工作的官吏。自汉武帝遣中郎将持节抚谕巴蜀,又遣渴者、博士、大夫、谏官、御史、廷尉、垂相椽等分行按察,一直到东汉末盛行不辍,并初步形成制度,下开唐宋诸使制度化之先河。仅据《汉书》和《后汉书》本纪所载,西汉遣出巡行使45次,东汉一代达44次。诸多外巡使,或举谣言、察风俗,贩恤孤贫,察贷灾民;或究吏治之能否,察狱讼之冤正,考核黝涉百官;或搜访遗滞,举荐人才,广推教化。赋有广泛的监察职能,使上情下传,下情上达,有益于吏治的清明和社会的安定。然而,史学界对此却论述甚少,本文试图据有关文献记载,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对汉代巡行使的职能和作用作一初步探讨,不仅有益于研究汉代政治史,而且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制度也大有裨益。一汉代巡行使的职能 汉代巡行使的名目繁多,见于史书的就有“循行”、“行举”、“行”、“案行”、“廉察”、“案察”、“举”、“分行,,、“巡行”、“举籍”、“拘行”、“巡察”等,其意大同小异,都是视察工作,基本职能无外乎是对地方行政工作的考察,一是监督检查,二是了解风俗民情,三是推广教化,安定社会。据《汉书》卷......
东汉军事史的若干特点和研究方法问题
作者：黄今言
东汉一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维持统一局面的时间较长,立国近两个世纪;社会经济与科技文化比西汉发达;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为核心的各项制度逐渐建立与完备。此外,在军事领域也有建树,是个颇具特色的时期。 人类的军事活动源远流长。作为研究人类军事活动发展规律的军事史,随着历史的向前推移,它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东汉的军事史,不仅在时序上承前启后,而且内容丰富,形式独特,许多方面有着重大的变革和发展。在当时,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武器装备得到了更新和改良;封建生产关系尤其是土地私有制深化,促使集兵方式由征兵制向募兵制转变;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导致武装力量体制改革和军权的更加高度集中;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尖锐,决定着战争的多发性和延续性;军事活动错综复杂和斗争的广泛深入,使军事思想、军事学术既有继承又有某种程度的发展。纵观东汉一代,在战争、军制、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军事思想等各个方面,皆有不少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探索。这里,仅就其中的主要几点做些初步论列。 一战争类型多、持续时间长,作战的决 策和方法颇有特色 东汉政权是西汉的继续。自它建立之......
唐宣武镇始末
作者：于式平
宣武镇自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立镇①,至唐昭宣帝天佑四年(907年)唐亡,共126年。宣武镇怎样由乱到治,由弱变强的过程;汁州又怎样从一般州治跃居为帝王之都的缘由,历来缺少系统之作,本文拟就宣武镇之始末,作一简略的叙述。一汁州置镇的重要意义 (一)经济上是增运的咽喉 大梁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国都,秦灭魏,沦为小县,浚仪(今开封城),开封(唐以前的开封城),均无足轻重。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年),浚仪又首次成为陈留郡的郡治,梁州的州治②。北周武帝建德五年(576年)占领梁州,因城临汁水,改名为沐州。 隋场帝大业元年(605年),开凿名为通济渠的大运河,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入黄河,自黄河入汁水,引沐水入洒水,以达淮水。又循夫差故道开邢沟,自山阳(江苏淮安县),至扬子(江苏仪征县)入长江③。从此,为沐州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汁州的兴盛,在于洋水为江南至长安的潜运要道。唐朝廷的收入,主要来自江淮,沛州恰是嘈运咽喉。安史之乱,沛州沦入叛军之手,嘈运不得不改变路线。“自丧乱以来,汁水埋废,潜运者自江、汉抵梁、洋,迂险劳费,(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三月己酉,以太......
晚清国民参政意识论略
作者：周其厚
所谓参政意识,指的是人们对于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有着高度的自觉,对于自己与政治运行、政治输入及输出关系有着高度的认识。在晚清,由于特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特殊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国民参政意识可以理解为当时各个社会阶层对于自身在维护民族独立、变革传统社会秩序中所应担负的责任有着自觉认识的主体性参政意识,以及在原有体制中本能地或被动地履行自身政治责任的无主体性参政意识。国民参政意识的强弱程度及其属性,是制约中国近代化程度深化与否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 自秦伊始,国家家族化、家族父权化使中国日益成为宗法等级至为填密的专制大国。从家天下的狭隘政治目的出发,历代统治阶级无不利用专制王朝的政治强制系统和封建伦理的心理调节机制,来遏制国民那种对于自身生活范围以外事物的探求欲望,压抑他们因不满社会现实而希图有所作为的创造灵性,以致历代“中国之人,以国家为朝廷之私物,……故于国家之兴亡亦视为朝廷之私事’,①。在整个民族心理机制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非参与意识,养成诸如“济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的政治依赖与盲从心理倾向②,使得国家和民族的沿革成为少数上层分子操纵下的周期性.....
早期改良主义思潮就是北洋幕府的洋务思潮
作者：罗肇前
对于早期改良主义思潮,史学界在前几年已有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其不过是洋务思潮的一部分。笔者认为,这种思潮确是洋务思潮的一部分,而且还可以说就是北洋幕府的洋务思潮。以下就这种观点试论述之。 一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均 是北洋幕府人物 以往得到史学界公认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等5人。本文先就这5个人的身世进行考察。 马建忠少时随家屡迁,而后定居上海。在沪期间,他放弃科举道路,专心研究、学习西学,人李鸿章幕。1870年,马建忠27岁时,随调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赴天津办洋务。此后他被李鸿章派往法国留学,回国后曾担任过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等。1895年,随李鸿章赴日,参与缔结《马关条约》。综观其一生,仅活到57岁,却有30多年的时间在李鸿章幕府工作,可谓毕生效力于李鸿章门下。他是李鸿章手下办洋务的干才,多次向李具察条陈“借款、造路、创设海军、通商、开矿、兴学、储才”①诸事宜。可见,马氏的思想是北洋幕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薛福成1865年入曾国藩幕,1872年转入北洋大臣李鸿章幕,曾任宁绍台道等职,晚年以三品京......
康有为与丁巳复辟
作者：王隆平
1917年6月,安徽督军张勋率辫子军进入北京。随后,康有为也从上海赶到北京·。7月1日,清废帝溥仪登极,宣布复辟。一般论者均以为:康有为与张勋,一个“文圣”一个“武圣”,是丁巳复辟的主谋,把康与张完全等同起来加以批判,这种论断是值得商榷的。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复辟逆流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一派以张勋为主包括部分军阀及清朝遗老,主张复辟封建帝制(以下简称帝制派);另一派就是康有为,主张“虚君共和”(以下简称虚君派)。要想弄清康有为在丁巳复辟中的作用,就得首先从两派的政治主张谈起。一两派的政治主张 帝制派与虚君派的政治主张,既有共同之处,更有意见分歧。 首先看共同之处,主要有两点: 第一,关于时局的看法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但共和制建立后,由于军阀专权,造成社会的极度黑暗。这一点,两派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 帝制派认为,辛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皆以党贿为争端,各便私图”,以致“民怨沸腾,内外纷咖……苍黎凋嚓,逃死无门”①。 虚君派认为,辛亥后虽名为共和,而“政权专制,过于帝者”②,“赋税日重……刮尽民脂......
贺麟思想述评
作者：秦英君
生平与著作 贺麟,1902年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杨柳沟一个乡绅家庭。8岁入私塾读书,“深受儒学熏陶”。1917年进入省城成都联合中学学习,1919年考入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开始接受高等教育。 清华学堂是一所名流学者荟萃的高等学府,著名学者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格、赵元任等曾在这里的国学研究所执教,贺麟得益于他们许多指教。贺麟在清华读书时,梁漱溟也曾应邀到清华演讲,贺麟也去多次拜访请教,梁漱溟让他读王阳明的《传习录》。梁启超、梁漱溟对王阳明哲学的推崇,给贺麟以深刻影响。同时,他又深受著名翻译家、曾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的昊必影响,为他以后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打下了基础。 1926年8月,贺麟离开清华大学到美国奥柏林大学、哈佛大学等求学,先后获奥柏林大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其间受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较大。1930年,启程到鸽国柏林大学深造。在德国,贺麟结识了新黑格尔主义者哈特曼教授,并深受他的影响。介.绍黑格尔哲学也就成了他后来一生学术活动 的主要内容之一。1931年8月,贺麟结束了5年的欧美求学生涯回国。 建国前,贺麟在北京大学(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纠误一则
作者：郭培贵
朱保炯、谢沛霖二先生编著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一部研究明清进士及相关问题的权威性著作,但其认为洪武二十四年辛未科状元许观“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第2422页)则是错误的。迄今未见纠正,本文试订正之。 许观,又作黄观,直隶池州府人,应试前为国子生。据《江南通志》卷125《选举志·举人一》载,许观乡试中举是在洪武二十三年应天府庚午科,但此科解元是福建黄文史而非许观,《明太祖实录》卷204也载:“洪武二十三年九月辛卯,赐应天府乡试……中式举人黄文史等五十人(钞)各二锭”;王世贞《科试考一》同样认为应天府庚午科解元是黄文史而非许观。另外,《明一统志》卷10《池州府·人物,黄观传》也载:“黄观,贵池人,初从舅氏许姓,后复姓黄;洪武辛未进士,会试、殿试皆第一,”而未云其乡试也是第一;若许观果真“连中三元”,则在地方志本传中是绝不可能漏载这一罕见殊荣的。因此,许观只是连中会元、状元,而未中解元。还是《明史·选举志二》说得对:“三试皆第一,士子艳称三元,明代惟(商)格一人而已。”《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纠误一则@郭培贵< 正......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保护国货政策
作者：宗玉梅;林乘东
南京国民政府在其建立初期,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竞相输出过剩商品,中国市场洋货充斥,民族工业遭到极大冲击的局面,制订了保护国货政策。对于国民政府的这一举措,史学界至今仍持否定态度,本文通过对这一政策的实施过程、效果等方面的考察,力图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同时,考察南京国民政府保护国货政策的成效及其缺陷,对于如何认识当今国际经济领域中盛行的保护主义,亦有一定的史学借鉴意义。 1929一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摆脱危机,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向中国倾销过剩商品,外国商品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中国民族工业企业因资金少、规模小、技术落后,在外货的冲击下,纷纷陷入破产、半破产状态,这对当时的国计民生均产生了严重影响。 首先,民族工业企业纷纷倒闭破产,不仅造成大量的城市失业人口,而且直接导致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困难。1928年4月20 日,国民政府发布的提倡国货通令曾指出: “海通以来,外货充斥,经济压迫,源涸流枯,国人休目惊心,咸思补救。权衡利害,应以提倡国货为先。”①说明当时“提倡国货”的直接原因是谋求解决财政危机。 其次,1930年前后,国际上金......
第二条战线研究两议
作者：孟庆春
近些年来,研究者们致力于解放战争史第二条战线问题上的选题和著述,探讨这条战线的形成原因、内涵及其意义,并取得了积极成果。但这些著述中的个别提法似有不妥之处。就此,笔者拟陈管见。一关于第二条战线的内涵 一些著述认为,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是指这一时期中共的整个白区工作,即白区工作就是第二条战线④。笔者承认,第二条战线应运而生与活跃国统区,同中共的地下活动有关,但因此就把中共的白区工作视为第二条战线,未免有些偏颇。一是,第二条战线不是泛指白区工作。如果第二条战线泛指白区工作,那么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就已出现了两种区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的苏区(根据地);另一个是国民党统治区(白区)。这个时候共产党人就有根据地工作和白区工作,但是并没有出现第二条战线,也没有人称根据地工作为第一条战线,白区工作为第二条战线。二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国统区工 作不能代替整个第二条战线。在这个时期,中共不仅制定了在国统区地下斗争的正确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还派出不少有地下......
十年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演变
作者：席富群
从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间是中国在探索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由于缺乏经验,中国在这期间走过了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本文旨在通过对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政治态度演变的分析,揭示其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得失,以作今后的借鉴。 1955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行将开始。为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纠正在实际工作中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倾向,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10人小组。周恩来亲自召开座谈会,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同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和研究知识分子问题。中央还提出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进行调查,了解知识分子的状况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1956年l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周恩来在报告中首先明确了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他指出: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之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晚年毛泽东与中国传统史学
作者：李帆
毛泽东是一位酷爱历史的领袖,晚年尤甚。他对本国历史的熟悉程度,为一般政治家所远远不及。对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视,使得毛泽东的立身行事、思想观念乃至治国方略都显示出极为浓厚的中国特色。这既是他高出照搬马、列原话于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者之处,又是他囿于中国传统,以传统反传统的局限所在。其晚年的若干举措,特别是错误的思想与行为,大都与此有关。因此,研究晚年毛泽东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关系,既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毛泽东某些政治选择的文化底蕴,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晚年毛泽东。 建国之后,渐入晚岁的毛泽东读书愈发勤奋,其中对中国史籍最为着意。从50年代初到1976年去世为止,他通读了长达3 000余卷的二十四史,许多部分反复读过多次,一些野史、笔记亦有所涉猎。对这些著作,他读得极为认真,还经常选出部分送中央其他领导阅读。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史学界组织力量校勘标点了《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使这些史籍进一步传布于社会。 勤奋读史,对于毛泽东来说,固然是出于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历史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但长期浸润其中,中国传统史学文化中所固有的封建因素难免在一定程度上......
简析英国的老年问题
作者：陈晓律
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学者都在热烈地探讨老年人口比例增加的含义,这一比例的增加将不可避免地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上产生重大的影响。全世界的人口,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口,正在迅速老化,这一老化的趋势在那些新近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里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例如在日本,1970年超过65岁的老年人口只占7%,而在1996年则可能达到14%;而在法国,同样的人口老化过程经过了ns年,瑞士用了85年,而英国也用了45年,即从1930年到1975年①。相比之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更加迅速,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也更大,而我们关于这种趋势的学术研究和对策研究,都远未跟上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因此,从具有典型意义的发达国家英国入手,剖析它对老年问题的认识过程及其对策,应该能为我们在处理自身的老年问题时提供某些有益的参考。一工业革命前期的老年问题 大多数学者认为,把60岁以上的人称为老年人,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标准。因为在60岁以后,一个人已不适应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了。虽然任何社会都有老年人,但老年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现代社会问题,因为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从人......
近代英国高教发展史中的两种价值取向评析
作者：许洁明
在一个民族价值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而高等教育则对上层社会世界观的形成起导向作用。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主流文化则往往是指由上层社会价值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本文主要就近代英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取向进行一些历史的回顾、反思与评析。一传统的英格兰贵族教育体系: 从英格兰九公学到牛津、剑桥 英国近代高等教育与法国、德国相比,明显落后许多。法国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方兴未艾之时,就于1794年创建了巴黎理工学院;普鲁士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洪堡、费希特等人则于1810年在复兴德意志民族的呼声中创建了第一所现代大学—柏林大学;而英国迟至1825年才由诗人坎贝尔发起“新大学运动”,经过筹资募款使资产阶级的新型大学伦敦大学于1836年正式建立起来。 然而,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不滞后,尤其是英格兰的教育有它自己的特点。13世纪建立的牛津、剑桥和意大利的波隆那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并尊为“欧洲大学之母”,中世纪后期陆续兴办的9所私立公学也因其优异的教学质量和独特的管理方式而在欧洲享有盛誉。两者一起构成了传统的英格兰贵族教育体系的......
近代德国教育改革述评
作者：楚汉
近代时期的德国,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实行改革,二是依靠科学技术①。这两方面都与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改革是近代德国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推广应用,也是教育事业发展的结果。因此,研究近代德国教育改革及其历史经验,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19世纪初期,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开始实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通过这些改革,农村的封建地主经济沿着“普鲁士式道路”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城市工商业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从19世纪30年代起,德国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机器生产逐渐代替手工劳动。与此同时,农业也开始进行以采用机械和施用化肥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改造。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迫切需要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需要大量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科学技术在工农业生产中的推广应用,也需要懂得一定科学知识和掌握技术的劳动者。无论是造就科学技术人才,还是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都离不开发展教育事业。于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教育改革也就提上了日程。 一些学者和教育家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早在19世纪初,著名学者费希特就曾......
美国新左派运动
作者：王恩铭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美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一支青年政治力量。这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力量,先是对美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如贫富悬殊、种族岐视和政治不平等,发出了震聋发馈的呐喊。接着,他们对美国越南战争中的侵略行径进行无情的揭露。通过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这支青年政治力量吸引了众多的学生群众加入它的队伍,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由于这场运动激进色彩浓烈,它被美国新闻媒体描述成左派运动。又由于60年代的左派与美国30年代的左派有诸多区别,所以它被称作“新左派运动”。一新左派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 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了世界头号强国。大战促进了美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刺激了各行各业的就业机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和昌盛。1945年至1960年间,美国国民经济总产值增加了250%。美国人在1960年的人均收入比1945年增加了35%,拥有私人轿车和“洋房”的家庭急剧上升。按当时3 000至10 000美元的标准,近乎60%的美国人跨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①。 丰富灿烂的物质文明对经历过大萧条的美国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慰藉,而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他们则......
《洛阳伽蓝记》的史料价值及不足
作者：李靖莉
《洛阳伽蓝记》是北魏杨街之写的一部描述洛阳佛寺建筑的著作。这本书用的是合本子注体裁。“虽以伽蓝为名,实多国故”,许多史料可以填补正史对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的缺漏,是研究北魏历史的重要文献。 首先,揭露王公贵族的奢靡腐败,暴露统治集团的丑恶。 因为这部书以佛寺为叙事对象,描写得又极为庄严富丽,加上作者在自序中谈到因为重览洛阳,看到“寺观灰烬,庙塔丘墟”而产生了“麦秀”、“黍离”的感叹。因此,很容易使读者产生误会,以为作者着意于歌颂佛寺与封建王朝的强盛。其实,杨街之并不僵佛,仔细咀嚼其文,就可以发现作者是采用了比较巧妙的方法,用盛言佛寺的庄严富丽去讽刺统治集团的荒淫腐败,寓针贬之意于颂扬。 如卷四法云寺条写到寿丘里,并没有重笔于其自然地理状况,而只是简单交待“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然后以大量篇幅描写里内人家。那些“帝族王侯,外戚公主”们,“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花林园池,园园而有。”这样概写之后,又挑出“最为豪首”的河间王元深,为了使“诸王服其豪富”,“遣使向西域求名马……以银为槽,金为锁环”。可怜可笑的是“志......
包拯的“宽民利国”思想
作者：史爱君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曾任知州、转运使、监察御史、知谏院、三司户部副使、权知开封府、御史中承、三司使、枢密副使等职,有《包孝肃奏议》十卷传世。从其一生任职看,是一位屡司监察之责,又屡充财政之职的大臣。就他的财政思想来说是极其丰富的,而其中的“宽民利国”思想则是他财政思想的出发点与核心。 一、宽民恤物,养民固本宋仁宗时期社会危机和财政危机日益严重,面对这种局面,包拯及时向仁宗提出了不少“宽民利国”的建议。他说:“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包拯集编年校补》卷2)充分认识和肯定了人民对于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并针对当时“重率暴敛,日甚一日”的状况,指出:“安世之道,唯在不横赋,不暴役”(《包拯集》卷上)。北宋田赋,名目繁多,田赋附加和苛征杂敛,层出不穷,其中支移折变,对人民的诛剥尤甚,是宋朝税政中最突出的一项弊政。所谓支移,是要求纳税民户将所应交纳的税粮税物无偿运送到别州别县仓库,甚至还有从内地经数千里支移到边疆者,实质上是一种劳役。所谓折变,是指赋税将原定征收的钱物改征其他钱物的一种征收方.....
关于清代殿试试卷的批阅
作者：李利亚
‘寸~吓幼』上 在科举制度下,试卷的批阅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历来为朝廷所重视,特别是殿试试卷的批阅,关系更为重大。 清代科举考试,所有派出阅卷大臣,一旦取走试卷,同事间便不准相互传阅,以防这些官员舞弊。唯有殿试试卷,则须轮流遍阅。 殿试读卷官明代时为17人,清初顺治、康熙时为14人,雍正元年(1723年)为12人,乾隆二十五年(176。年)减为8人,自此以后沿以为例。读卷官用大学士二人,部院大臣六人。初由内三院、詹事府、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名堂官开列清点派;乾隆后,由礼部开列大学士及由进士出身之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衔名奏请钦简。 清代初年,读卷诸臣在内阁满本堂阅卷,各寻公所居住,地作锁院,人得自由。自乾隆二十五年(176。年),始议定住所在文华殿两廊及传心殿前后房,与监察收掌等官一同住宿。这与乡试的阅卷官比较,要 自由的多。 殿试的第二天,读卷官及监试诸人集于文华殿内,收掌官取出试卷,按官阶依次分布于读卷官面前,分卷多寡,以是科殿试人数为准,大约每人分三十本左右(清朝每科殿试人数为二百人......
谁创立了拜上帝教?
作者：陈全义;刁元庆
不少史书认为,1843年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教或称拜上帝会,开始走上革命道路。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拜上帝教和拜上帝会不是一回事,拜上帝教侧重于教义教理,而拜上帝会则侧重于组织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应是教义与组织的有机结合,这时,拜上帝教和拜上帝会才是同一的,只是称呼不同而已。 拜上帝会,从字面意义讲,“会”指为一定目的成立的团体或组织。抽象地看,“会”可与“教”相通,我们不妨称之为“拜上帝教”。“教”字有两层含义,即“教会”与“宗教”,很明显,“教会是指基督教的基本组织,是信仰耶稣基督的团体。”(乐峰、文庸:《基督教千间》第206页)我们知道,1843年洪秀全只是拜上帝,并没有建立什么组织或团体,更没有信仰耶稣。从“宗教”角度看,“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相信并崇拜超自然的神灵,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歪曲、虚幻的反映。“辞海》“宗教”条)1843年,洪秀全心目中的上帝并没有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只是个人意识形态,因为他理解的上帝不是已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督教的上帝,是他自己心中想象的中西合璧。退一步说,假若承认他在此时创立了这个宗教,那么,......
《资治通鉴》标点纠谬
作者：王友敏
《资治通鉴·陈纪五》载:宣帝太建六年(公元574年)“三月,癸酉,周叱奴太后姐。四月,乙卯,齐遣侍中薛孤康买吊于周,且会葬。’,此从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第1版).北齐币使为薛孤康买一人。此卷由章锡深先生标点,容肇祖、聂崇歧两先生覆校。 北齐弟使抵达的日期本于《周书·武帝纪下》,使是谁则茱周书》未载。《通鉴》所记弟使姓名,必据《北齐书·后妃传·后主皇后穆氏传》:“属周武遭太后丧,诏侍中薛孤、康买等为节使”。 此从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年第1版),薛孤、康买为两人。此书点校系由唐长孺先生在陈仲安先生协助下完成的。《北齐书分此卷原缺,后人取《北史·后妃传下·齐后主皇后穆氏传》补入。由陈仲安先生点校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北史》(1974年第1版)亦分薛孤、康买为两人,与《北齐书》的标点保持一致。 薛孤康买究竟为一人,抑或两人;两种标点,孰是孰非,久滋疑窦。顷检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和姓纂》(1994年第1版)卷10,中载:“薛孤,代人,随魏南迁。河南。北齐恒农王薛孤康;生买,开封仪同三司、新平王”.始涣然水释。“薛孤”为鲜卑复姓。《通志·氏族略一》录代北复姓中有“......
北宋东京三大节日及其习俗
作者：刘春迎
中国古代的人们,根据每年气候节序的变化及生产、生活、文化娱乐的需要,形成了许多传统的民俗节日。在这些节日里,举国上下,人们都要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或游戏娱乐、或祈求祝福、或祭祀祖先、或供奉神灵,内容相当丰富多彩。到了北宋,随着当时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商业贸易的日益繁荣,各节日活动的内容也愈来愈多,而作为当时全国玫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节日自然过得更加隆重、欢快,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时东京人每年要过的节日很多,诸如元旦、上元、寒食、清明、端五、七夕、仲秋、重阳、冬至等,在以上众多的节日中,“都城以寒食、冬至、元旦为三大节’心,节日过得格外隆重。以下本文即按时令顺序介绍北宋东京的三大节日及其习俗。一冬至及其习俗 在现代人们的心目中,冬至不过是二十四节气之一,而在古代,由于它在季节变化上的特殊意义,人们曾把它当作新年或仅次于新年的重要节日来过,故俗语有“冬至大似年”之说。 冬至在每年的阳历12月22日或23日,在农历的十一月份。是日,太阳照射南回归线,是整个北半球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夭。古人对冬至的说法是: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作者：洪煜
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山大学历史系、 广州市城庆办公室、广州市文化局联合主办 的“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 术讨论会”于1996年8月20—24日在羊 城中山大学隆重召开。来自香港、台湾、美国、 日本、澳门及大陆秦汉史专家、学者160余人 参加了这次隆重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会 议学术论文100余篇及学术专著若干部。与 会学者热烈讨论,会议气氛活跃,对秦汉史研 究诸领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 及岭南经济和文化)从各个角度,不同层次进 行了探讨。兹综述如下: 社会经济问题仍然一直是秦汉史研究的 热点之一,也是本次讨论会重点内容之一。林 甘泉在其《秦汉时期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 中,认为自给性生产是自然经济的本质,它并 不排斥与市场的一定联系,而是以市场经济 为自己的补充。秦汉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是 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只不过这种自然经 济不但不排斥商品经济,反而是和商品经济 结为一体。这种结合不是一个简单的并存关碑系,它表现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种经l济运行形式的相互补充和相互制约。李祖德 根据考古资料显示,认为汉代的黄金货币仍 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