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山智水时时新──评60年间问世的五部文化史著作
作者：何晓明
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易·系辞》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内容提要近６０年来，文化史研究成绩斐然。其间，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陈登原著《中国文化史》、钱穆著《中国文化史导论》、阴法鲁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和冯天瑜等合著《中华文化史》是较有影响、各有特点的代表性作品。本文对五部著作的宗旨及写法、优长及缺憾作出评论，并就与之相关的文化史研究的理论问题、文化史著作的编撰问题，发表了简要意见。２０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最终完成从古代学术向近代学术的转型。用梁启超的话讲，就是由“知有朝廷、个人、陈迹、事实”进而“知有国家、群体、今务、理想”，由“能铺叙，能因袭”进而“能别裁，能创作”。笔者以为，这种变化的显著标帜之一，就是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从１９１４年上海科学书局出版林传甲著《中国文化史》以后，以“文化史”命名的宏观视野的研究著作，频频问世。２０、３０年代，柳诒徵、陈登原的同名作《中国文化史》接连刊行，标志着此类研究已取得相当成绩。５０至７０年代，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文化史研究陷入沉寂。进入８０年代，思想解放，学术繁荣......
评高敏教授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
作者：安作璋
魏晋南北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由于南北分裂、战争连年、政权林立及频繁更替等原因，致使这个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献资料比较贫乏，尤其是经济史料更为缺少。许多经济问题，史书上根本没有记载，就是已有记载的一些重要的经济制度，也因头绪繁多，社会经济关系复杂，而脉络不清，甚至矛盾百出。高敏先生知难而进，继其专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出版）之后，历十年之久，又主编了《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一书（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出版，８５．６万字）。该书荟萃作者多年研究的心得，不仅承继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在此基础上多有发展和创新。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构建了一个新的完整的经济史体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事物与事物、部分与整体、个别与一般之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作为一部断代经济史与同时期的政治史、军事史、思想史、文化史等，也都有着密切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但是，在经济史中，如果过多地讲政治史、军事史、思想史、文化史的内容，就不可避免地要和通史以及其他专史相重复。反之，如果孤立地讲经济史......
夷夏之辨发生问题的历史考察
作者：姜建设
本文探讨以下几个问题：周秦时代的夷夏之辨是怎样发生的？它在几个层次上展开？又是怎样展开的？夷夏之辨表征着什么？它有什么影响？我们打算沿着历史自身的演进轨迹，从华夏民族的形成说到夷夏之辨的发生发展，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来对这场夷夏之辨作一全面的历史说明。一春秋时代，由于异姓族落的南北夹击，中原各国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聚拢到了一起。先是齐国，后有晋国，相继扮演起中原地区的领袖角色。在强大诸侯那里，“尊王攘夷”只是手段，称霸才是真正目的。外向发展应该有些举措，时下的“攘夷”是个机会。东周初年，虽然“冲出去”的要求已在各国萌动，然而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到能够独自担当起攘夷重任的地步，人们于是想起“天下共主”周天子。晋文公的谋士狐偃一语破的：“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①，周天子成为华夏国家的招牌，用王室贵族的话说，天子在当时对于天下，“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②，于是乎“尊王”的呼声一时鹊起，尽管现实中行的尽是“卑王”之实。为外向发展而“尊王”、而“攘夷”，这是齐桓晋文们的真实意思。然而历史的发展又超出了他们的意料之外。在对旧秩序......
论中国古代数字的崇拜
作者：黄有汉
人类与数字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远古时期的人们中间出现了对数字的神秘性认识。上古及夏、商、周时期，我国东方民族崇拜偶数，西方民族则崇拜奇数，对数字的崇拜意识不同。春秋以降，华夏民族出现了大融合的趋势，对数字的崇拜意识日趋一致，这种意识不断深化，富于哲理性。一古代社会与神秘数字的产生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离不开数字。有人认为，是数字构成了人类社会。远古时期，人们在围猎、捕捞、采集等各项生产活动中，要计算捕捞野兽、鱼虾及野果的大小、多少、轻重，要计算氏族人群的人数，投入劳动的人数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使用数字。数字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人类的自身亦与数字有密切的关系。如人有两只手，十个手指；两只脚，十个脚趾等。这些在古人的头脑中会产生１、２、３……等数字的概念。郭沫若先生在《甲骨文字研究·释五十》一文中说：“数生于手，古文一二三四作一二三＝＝，此手指之象形也。手指何以横书？曰请以手作数，于无心之间，必先出右掌，倒其拇指为一，次指为二，中指为三，无名指为四，一拳为五。”一拳为五，两拳为十，郭氏认为数字是由于人们自身的手指而产生的。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数字，数字与人类......
试论中唐财政经济改革的作用
作者：刘太祥
唐朝自公元７７５年“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即由盛唐进入了中唐，战争频繁，藩镇割据，各自为政，盛唐的财经政策和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是，一批财政经济改革家便应运而生，对财政经济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惩治腐败，广开财源，加强财经管理工作的制约监督机制，保证财经工作的正常有序进行，提高了财政经济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使唐王朝能在“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连绵不断，割据势力几次危及政权的情况下苟延残喘了１５０多年。然而，对这些财政经济改革，史学界评价褒贬不一。本文试图比较历史地客观地评述一下中唐财政经济改革的作用。一开拓了财源，增加了财政收入，为唐王朝政治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唐中期的财政经济改革，首先就是赋税政策的变革。唐初，赋税政策是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①。自“安史之乱”爆发之后，户籍制度遭到破坏，人民大量流亡变为客户，各地官吏随意征收赋税，自立名目，“民富者多丁，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为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②。这就减少了国家的财政税收，......
宋代镇制考
作者：秦闻一
宋代是中国市镇制度的嬗变期。本文拟从政治与行政史而非商品与经济史的角度，对宋代镇制中的几个问题及其在镇制演进中的历史意义作些探讨。一宋镇的类型宋镇的类型，从社会功能角度上区分，可分为政治型、军事型、工商业型、交通枢纽型、综合型等等。另外，从政治与行政管理的角度观察，宋代镇制已有“官监镇”与“非官监镇”两个类型，从而开启了元、明、清镇制的先河。所谓“官监镇”，即设专官领治之镇。指宋政府在一些镇中设置镇将、监镇、监当等官吏驻镇管理政治、经济、军事等一项或数项事务，从而实质上形成了一级准政府。《宋史·职官志》：“诸镇，置于管下人烟繁盛处，设监官。”即指官监镇。所谓“非官监镇”，即不设专官领治而以它官兼管之镇。是一个与墟、集、场、渡、店、市等类似的，以乡村经济为基础，居住人口较集中，非农业人口比重较大，商品经济较发达，交通较便利的区域性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心。相当于后世所谓“非建制镇”。关于“非官监镇”，《事物纪原》卷１说：“民居不成县而有税课，则为镇。或以官监之。”一个“或”字，透露些许痕迹。《宋史·食货志》说：“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
宋代西北林木业述略
作者：刘瑞芝
我国关于黄土高原和黄河的治理，从古至今都是重大问题。林木等自然植被的稀疏导致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从而使黄河泥沙充斥，由母亲河变为害河。曾有一种观点认为，黄土高原由于土质原因，不适宜林木的生长。这是片面、有害的认识。因为这种观点只看到了现状，不知道历史。殊不知，历史上的西北地区和现代森林状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现以宋代为例，对这一问题试作揭示，并就木材业的社会作用及相关情况予以简介。一宋代的西北地区（本文专指宋代的陕西路，大致范围是黄河以西、兰州以东、秦岭以北）继承了以往自然植被茂密的优势，是当时最重要的林木基地。那里有着极为富饶的森林资源。《宋史·地理志》中特意指出：陕西有“林木之饶”。北宋十八路，唯有此地获得这种评价，突出显示了当地林木业在全国的地位。下面我们考察一下具体情况。秦岭山脉一带，遍布着郁郁葱葱的森林。商州、虢州（今陕西商县、河南灵宝）两地，“界多山林”。如虢州，据苏轼说：“良材松柏，赡给中都。”①长安附近，在宋代“素号多虎”②。虎是森林动物，众多的老虎出没，表明这里林木旺盛。秦州、陇州（今甘肃天水、陕西陇县）一带广大地区，山林尤为丰富。如......
清太宗出身考
作者：杜家骥
清太宗皇太极究竟是嫡出还是庶出，由于尚无专门研究，迄今仍是个疑案。《清实录》中，皇太极的生母被称为皇后也即嫡妻，实录是皇太极继位后所修，继帝位者追尊生母为皇后乃是惯例，这是母以子贵，不能作为其嫡出的依据。人们怀疑皇太极得位不正，进而怀疑他并非嫡子。而且《清实录》中其生母与其生父另一个正室富察氏同时并称皇后的记述，更令人生疑。按一夫之嫡妻即正室只能是一人，只有在正室死去或被废弃的情况下，才由另一人继为正室嫡妻。而皇太极生母嫁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在富察氏之后，死又在富察氏之前，何来正室身份？所以近现代一些学者认为皇太极应是庶出即妾生子，其母身份是非正室之妾，如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由美国学者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即明确称：“１６３６年皇太极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并采取许多项汉族制度之后，却追尊生前地位本来是妾的生母为孝慈皇后。”①皇太极之出身，关系到他的继位，是影响当时清政权政治的重要问题。另外，皇太极是众人推举之汗，如果他是庶出，将表明满族宗法无嫡庶差别，庶出者也可继承汗位。满族宗法是否如此？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皇太极乃是夺多尔衮之储位。按多尔衮是嫡子，如果皇太极是庶......
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
作者：张九洲
甲午战后，清政府掀起了借洋债修铁路的热潮，止辛亥革命爆发时，共借洋债３０余笔，金额３．４亿两白银。其次数之多，数额之大，在近代中国实属少见。那么，怎样看待晚清这一举措，本文从几个方面谈下自己的看法。一“借债筑路”，早在甲午战前就有，不过，清政府当时只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因此，次数不多，数额不大。①甲午战后，“借债筑路”出现了高潮，其原因在于，西方列强已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其对外经济侵略的重点也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因此，《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美、英、德、法、比、意等国政府代表和资本集团都急不可待的施展各种手段，纷纷向中国强索铁路承修和贷款权。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控制中国路权，实现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目的，并进而左右其中国“行政之实权矣！”②在中国国内，由于甲午战败的刺激和随之而来的列强政治与经济的趁火打劫攻势，使清政府忧心忡忡，深感危机的严重，于是，在１８９５年７月颁布了“蠲除痼习，力行新政”的上谕，要求各直省将军督抚条陈情形，酌度办法。顿时，清廷内外臣工纷纷上奏，提出救治良策，其中，兴办铁路则被清廷重臣们视为“方今切要之图”、......
南京国民政府首届公务员高等考试述论
作者：陈晋文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曾对国家机关行政工作人员实行考试录取的制度，即所谓的公务员制度。这种西方用人机制在中国的推行，对促进国民政府行政体制的完善乃至对中国现代化制度层面的推进起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本文拟对首届高等考试作一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和前辈。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就积极酝酿着试行公务员制度。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９日，南京政府颁布《公务员任用条例》，条文共十三条，对各级官员的任用、选拔作出较细的规定①。条例的颁布，标志着西方行之有效的公务员制度将在中国作为一种新的制度逐步确立。条例的面世，一方面反映了国民政府在其统治初期迫切需要贤才的渴望，以充实政府管理机构人员的不足，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国民政府顺应世界的形势，引进在西方行之有效的运作制度，使全国的有才之士有机会通过考试走上仕途。但由于时局动荡，南京政府的中央权威尚未确立，因而条例在此时只是一纸空文，根本无法推行。南京政府积极筹备首届高等考试。到１９３１年初，国民政府已基本实现全国的“统一”，国内政局也较平稳，再加上部分省市率先试行公务员考试获取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从而为在全国范围内实......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述论
作者：席富群
知识分子是科学文化知识的载体，它肩负着继承、发展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特殊使命；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智慧和良心，对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知识分子的运动趋势总是与先进阶级相联系，在历史转折时期，总是为社会的变改摇旗呐喊，为先进阶级制造舆论、创造理论、造就思想家与革命领袖。历史已证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都将一事无成。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毛泽东从总体上将知识分子划入小资产阶级的范畴，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积极争取他们加入革命队伍，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进程。那么，建国初，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其政策与实施的得失及影响又如何呢？一新中国诞生时，它从国民党反动统治那里继承的除了经济上的百业凋零，还有文化上的愚昧落后。全国四亿五千万人口中９０％是文盲。据统计，当时全国拥有各类知识分子仅２００万人，其中高级知识分子１０万人。相对于总人口讲，这个数字在世界上几乎是最低的。建国初，知识分子的构成大概是：一是投身革命、经过战争考验成长起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队伍的核心，但其绝大多数工作在党、政、军等各部门；二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各类专家、......
试论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
作者：孟彩云
冯友兰把人生境界从低到高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个层次。他认为：自然境界中的人对他所从事的活动尚无清楚的了解，其行为常常是按个人的习惯或社会的习俗而进行，亦即“顺才或顺习”、“不著不察”而行；功利境界中的人对自己所从事的活动有较清楚的了解，但其行为常常是“为自己的利”，从而未能把个人与社会统一起来；道德境界中的人是“行义”即以对社会作贡献为目的，从而超越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天地境界中的人不仅觉解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因而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而且觉解到自己是宇宙的一分子，因而要对宇宙有所贡献。本文试对冯氏人生境界说加以论析。一人生境界说是思辨的学说，冯友兰运用西方近代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对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进行新的解释，为中国哲学注入了理性主义精神，使他的境界说建立在理性知解的基础上。境界问题，按冯友兰的解释，它既是一个“觉解”的问题，又是一个“意义”的问题，因为每人对世界有不同的觉解，所以世界对每个人亦有不同的意义，每人又有不同的境界。“有许多事物，有些人视同瑰宝，有些人视同粪土。有些人求之不得，有些人，虽有人送他，他亦不要”①。因此，境......
冯友兰学术思想论
作者：李明山
冯友兰（１８９５—１９９０），字芝生，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人。他幼读经书，１９１５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１９１９年他又参加教育部的留学考试，并获准出国留学，次年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西洋哲学。学习三年，他完成了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获博士学位。在燕京大学执教期间，冯友兰又完成了一部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在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完成了“贞元六书”。早在４０年代，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已有所接触，但由于对它的中心思想——阶级斗争——没有理解和接受，只是通过发展自己的民族观点，通过接着讲程朱理学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进入５０年代，冯友兰和大多数爱国知识分子一样，被革命胜利所鼓舞，不仅支持了革命，而且也迎接了马克思主义。５０年代以后，他一方面对４０年代所写的那几本书进行“忏悔”，一方面开始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构建他的“中国哲学史”体系。一阐旧邦以辅新命：学术思想的指针１９８７年冯友兰已届９２岁高龄，但仍孜孜不倦地在修改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当写到康有为“公车上书”时，不禁为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而慨叹。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古......
论希腊古典文化的理性与人性
作者：刘文泰
希腊古典文化是西方文明的滥觞。恩格斯对希腊古典文化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我们在哲学中以及在其它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指希腊人——引者）的成就方面来……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它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①但是，希腊古典文化的优点和魅力并不在于它的具体成就，而在于它的具体成就中所蕴含着的某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西方学者通常所讲的理性与人性，或如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一正如儿童习惯于形象思维而难于进行抽象思维一样，人类在自己的童年时代也习惯于形象思维而难于进行抽象思维。希腊人的先祖在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力量进行解释时，以形象思维的方式创造了众多的神灵，让他们各自代表和主宰某一自然物或自然现象，从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神话和传说。希腊部族众多，神话的内容自然互不相同。但是，希腊人在文明之初，就出现了赫西俄德的《神谱》。赫西俄德统一了希腊神话，使众神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神圣家族。众神有了统一的谱系，那末它所代表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也必然是统一的。众神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那末这个世界也应当有自己的本原。赫西俄德的《神谱》......
从17世纪西欧三强争霸看威廉入主英国之原因及结果
作者：史晓红
１７世纪是世界历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重要时期。此时欧洲资本主义已发展到能够有力量起来冲破封建主义枷锁，资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已经夺取政权，并力求干预国际政治，使之服务于自己的利益，如荷、英；西欧另一大国法国则消除了分裂割据的贵族势力，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它也力图跻身国际舞台，建立“欧洲帝国”。这样，在１７世纪的西欧，三强并立，为了各自的王朝利益、霸权利益彼此互相斗争，国际形势处于变化多端而又战争迭起的紧张时期。正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荷兰执政威廉入主英国，对英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荷兰作为１７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呢绒业、丝织业、陶瓷业均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特别是它的造船业极为发达，商船吨数占欧洲商船总吨数的３／４，居当时世界首位。它利用靠近大西洋航运中心优越的地理位置，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赢得了“海上马车夫”的美誉。它逐步排挤了西班牙、葡萄牙而成为殖民大国，在北美、南非、东南亚建立了大量殖民地，设立了许多贸易公司，控制了东亚、欧洲、北美和波罗的海的贸易。马克思曾引用居利希的话如此评价道：荷兰“几乎独占了东印......
妇女在美国革命中的历史角色
作者：胡玉坤
对于妇女与美国革命这一主题的探究，在美国，以本世纪６０年代末女权主义运动的再度崛起为界标可以明显划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史学家几乎忽视了美国历史上的妇女，妇女史方面有价值的著作寥若晨星，具体论及美国革命时代妇女的论著更是屈指可数。史学界不厌其烦地讴歌“建国之父”的丰功伟绩，而妇女对合从国诞生和成长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却几乎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因此，还在１９世纪中叶，伊丽莎白·艾丽特就对这种状况深为不满，她努力收集资料，撰就了３卷本的《美国革命中的妇女》（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版）。这是美国第一部妇女史专著，也是首次探讨妇女在美国革命中业绩的开先河之作。它问世于史学界普遍无视妇女的氛围之中，因而具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影响。直到１９８０年美国还在重印此书，但该书系传记性的，以叙述为主，缺乏理论提升。此后虽出现过一些关于美国革命时代妇女的论著，但为数不多，影响也不很大。值得一提的是玛丽·本森的《１８世纪的美国妇女》一书（１９３５年初版，１９６６年再版）。此外，美国著名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和阿瑟·Ｍ．施莱辛格都竭力倡导加强妇女史的研究。他们分别在其《美国人民史》（１９１８年......
康梁交恶溯源
作者：齐春风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得力助手，他襄助其师发动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改良运动——戊戌变法，从此二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就是这一对共患难的师徒，在日后的合作中，政见分歧越来越大，后来竟分别站到了对立的阵营。探究二人的交恶根源，对人们了解清末民初跌荡起伏的政治风潮给寻求救国道路人们所造成的冲击，会大有裨益。一学术门户的分立１８８９年，年仅１６岁的梁启超到广州参加乡试，得中第八名。次年，春风得意的梁启超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在好友陈千秋的引荐下，初次拜会康有为，一下子被康有为的学识所慑服。他后来追述了当时的情景：“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师子吼。……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①自此以后，梁启超下决心追随康有为，即入万木草堂悉心学习康有为的学说。１８９５年，到北京参加会议的康有为率１８００余名举人“公车上书”。在这场运动中，梁启超奔走上下，显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上书未果，康有为毫不气馁，继续呼吁维新变法。梁启超在这一时期撰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救亡图变文章，以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进化论历史观为理论基础。梁启超承认，“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②。他对康有为.....
戊戌时期维新派与洋务派在改革问题上的差异
作者：陈洪波,陈今晓
戊戌时期的改革舞台上，活跃着两支改革力量，即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面对甲午战败后复杂的局势，洋务派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主张。如改革军制、创建新军，奖励工商、发展经济，变更科举、改革教育等等。但洋务派的改革与维新派的改革相比，二者在改革的主要动因、改革的基本思路、改革的终极目标等重要问题上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加剧了各派及政治力量间的矛盾，加速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一改革动因：被动与主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至９０年代，以“练兵”、“制器”为主要内容的洋务活动历时３０余年。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无情地宣告了洋务派“自强求富”之术的失败，洋务官僚自身也面临种种问题：第一，列强威逼，国将不国。中日战后，中国国势空前削弱。帝国主义列强争先恐后地扩大对华侵略，掀起瓜分狂潮，给中国社会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巨大危险。第二，矛盾加剧，政局不稳。经过甲午战争的沉重打击，清政府变得更加虚弱和腐败。对外一味地委曲求全；对内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措施，社会动荡，矛盾激化。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统治集团内部尤其是上层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起来，表现......
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
作者：魏宏运
１９３９年８月冀省全境和豫北、鲁西的水灾，是２０世纪前半期华北最大的一次自然灾害，也是１８０１年（嘉庆六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水。华北地区灾荒的周期差不多是十年一次，有时更短，如１９００年、１９１７年、１９２０年、１９２７年、１９３９年、１９４９年都曾发生过，水灾、旱灾和蝗灾等等轮番出现，甚至数灾并袭。每次灾荒（除了１９４９年情况好一些外），破坏性都极大，总是造成田禾被毁，庐舍为空，民间财富荡然无存，哀鸿遍野，饿殍枕藉；要恢复元气，那总要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种周而复始、带有周期性的灾荒，是华北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经常出现间歇、甚或停滞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就水灾而言，１９３９年的灾害比１９００年和１９１７年都要严重，当时的论述称其为“百年仅有的水灾”，“八十年来所仅见”。这次灾害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太行山地区下了十多天暴雨，山洪暴发，河水猛涨，河北全境处于各河下游，必然遭灾。河北、豫北各地自７月起一连三四十天，阴雨不断，灾情扩大。日伪军在沦陷区和游击区大肆掘河放水，推波助澜，在冀中安国县南的北流罗附近掘开了潴龙河，在安平县的满镇附近掘开了滹沱河。永定河北堤、......
中西封建晚期的农村雇工比较研究
作者：侯建新,赵文君
一伴随西欧劳役制的瓦解，农业工资劳动者的各种不同形式广泛地发展起来。雇工阶层的形成，从１２世纪起，就可以在意大利见到，到１４世纪初，他们的人数在整个西欧都在增加。农村雇工队伍的成员，最初来自小块土地持有者，如德意志的微贱农民（ｋｏｓｓａｔｅｎ）和英格兰的茅舍小农，他们的小块土地不足以维生，于是常常在庄园内外靠招揽零活来补贴生计。他们是活跃的人群，对庄园经济有调剂和补充的功能，但从整个看并不占重要位置。雇工队伍日益重要和扩大，首先是随着劳役折算为货币地租，领主自营地上急需人手替代以前的农奴劳役，其后是随着富裕农民经济对雇工越来越旺盛的需求，从此，雇工成为农村经济运转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这一时期劳动力价格的不断上扬，也有力地刺激了雇工队伍的规模，打工成为农民日常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自由农民在收获时期，成群结队地从一个庄园到另一个庄园打工，按日收取工资。令人奇怪的是，有时城市的工人在收获时期也赶到农村去打工①。外出打工者不仅仅是小块土地持有者、半份地持有者，甚至全份地的大农也常常出现在雇工队伍中。雇工形式也逐渐多样化，其中如寄宿雇工，又被称为仆农（ｓｅｒｖｉｅｎｔ......
中国古代办案常用心理对策初探
作者：栗克元
侦查活动是一个从已知（现场）到未知（犯罪人），从犯罪结果推测犯罪人心理的间接认识过程。我国古代侦破案件，由于受当时侦查手段的限制，办案人员特别重视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查明案情、审讯案犯、侦破案件，这些方法至今仍不失借鉴意义。一心理决定行为，行为是心理的外在表现。这一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早在古代中国就被广泛地运用于办案之中。古人办案，不仅通过分析、观察犯罪嫌疑人的眼神、表情、语言、动作来了解其真实的犯罪心理，还往往以此识别真假犯罪人，推断案情的是非曲直。如郑克在《折狱龟鉴》中所说：“凶残之人，气貌当异”，“其色非常，其言有异，必奸诈也。”因此，“奸人之匿情而作伪者，或听其声而知之，或视其色而知之，或诘其辞而知之，或讯其事而知之。”《尚书·吕刑》也记载有：“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即“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①。“一曰辞听，观其言出，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赦；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耳听，观其顾视，不直则毛。”②所谓五听法，就是侦察、审讯案情的人，在侦察、审讯时要观察犯罪嫌疑人的语言、脸色、呼吸、听力和眼睛。根据汉代......
我国封建法律惩治行贿罪的规定及特点
作者：王晓勇
一从我国古代法制发展史来看，行贿行为和受贿行为最早一般都称为赇。东汉许慎释赇为“以财物枉法相谢也”。据颜师古注“以财求事曰赇”，段玉裁注则曰：“枉法者，违法也，法当有罪，而以财求免，是曰赇，受之者亦曰赇”。可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行贿罪是指利用送钱财的方式来达到免除自己罪责的违法行为。这种犯罪在客观方面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以财物相谢的行为表示；在主观方面，是要达到免除自己罪责的非法目的。惩治行贿犯罪行为一直是我国封建法律的重要内容。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在其六篇内容当中，明确地把“盗”法列于篇首。《说文》解释“盗”为“私利物也”，段玉裁注：“周公曰：‘窃贿为盗’。”可见官吏的贪污受贿，亦为盗之一种，受刑律制裁当为事实。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还无法确认其中是否有对行贿行为的惩罚规定，但从《法经》中“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金自镒以下罚不诛”的具体内容来看，在如此严厉地惩处受贿行为的同时，相应地惩处行贿行为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这一点在同《法经》一脉相承的秦律中，已得到印证。秦律中有“通钱”罪名。不少学者认为“通钱”即指贿赂而言，实......
从南阳画像石看汉代声乐文化
作者：刘文昌
南阳汉代画像石刻中反映音乐文化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在全国出土汉代画像石的四大区域（以楚汉文化为基础的南阳区；以巴蜀文化为基础的四川区；以周秦文化为基础的陕北区；以齐鲁文化为基础的山东苏北区）中名列前茅。考古学资料证明，南阳汉代画像石出现在汉墓中的时间上限在西汉中期稍晚的昭帝、宣帝时期，下限延续到东汉晚期，东汉末年黄巾军农民起义的烽火，为南阳汉代画像石划上终止符号。就时空背景而言，它正好记录了三百年间汉代音乐文化由兴盛到衰落的全过程。从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汉代音乐文化的奠基工程始于西汉中期，即汉武帝时期。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武帝定郊祀之礼。……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武帝于公元前１１２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音乐专门机构——“乐府”，任命著名音乐家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主持乐府事务。并由张钟春等专业音乐家和司马相如等数十位文学大家，组成融音乐与文学为一体的高层研究班子和综合协调机构。乐府拥有上千名的鼓员、乐工和倡优，其规模之庞大亘古未有。汉武帝设置乐府.....
有感于宋代的“全民皆商”
作者：唐群
宋代是继秦汉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第二个商品经济发达的黄金时代，但同时也存在着虚假繁荣的“全民皆商”现象。一宋代的各阶层经商两宋经商之风冲击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高官到小吏再到市井小民，甚至从药房医师到寺院僧侣，无不热衷于经商赢利。除了富商大贾的商业经营外，我们主要来谈以下两个阶层的经商活动。官僚地主经商宋代官僚经商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北宋初年：太祖、太宗“禁居官出使者行商贾事”（《宋大诏令集》卷１９８），并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但宋太祖以后各朝，对官吏经商政策的逐步放宽，则推动了宋代官僚经商之风。到宋真宗时，官吏已是“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逐什佰之利，与商贾皂隶为伍”（《王临川全集》卷２９）。南宋时，武将张俊在官僚中经商更是典型，他经常派人到海外贸易，大发横财。两宋各朝官吏经商都比较盛行，而且其经商活动有着显著的二重性特点：其一，宋代官僚都热衷于各种营利行业，与商人、高利贷者同流合污，形成宋代封建士大夫向商人转化的互补融合趋势，使得官僚、地主、商人结为一体。真宗时，名臣曹利用之舅太子中舍韩君素居棣州“颇恃势放息......
略论李贽的民主启蒙思想
作者：许俊峰
李贽（１５２７—１６０２），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府晋江人，明代后期杰出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李贽一生颠沛流离，然而却依然“倔”性不改，至死仍不肯向权贵弯腰折眉。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反对封建道学，揭露传统礼教，倡导个性自由、人性平等的民主思想。在思想、政治及文化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启蒙作用。同时，其民主思想对于后世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启迪和教益。一李贽的进步思想集中表现在敢于打破千百年来人们对于孔子的迷信。首先他破除了圣人“生知说”。他认为“生知”是人所具有的天赋的自然禀性，“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焚书·答周西岩》）。即个体在智力上是平等的。他公开提出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认为几千年来“咸以孔子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他驳斥了所谓“天生圣人”的说法，在《明灯道古录》中，他论述了自己的“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的观点，指出：“致一之理，庶人非下，王侯非上，在庶人可言贵，在王侯可言贱。”他认为天子和庶人都是平等的，不应有贵贱之分。李贽大力倡导人性的平等，推崇个性的自由与解放。他说：“人各有心，不......
加拉罕的对华外交活动
作者：赵文亮
一发表三次对华宣言１９１９年夏，苏俄人民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如何粉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摆脱外交上的孤立局面，成为苏俄外交的第一要务。而此时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反帝“五四”爱国运动之火正越烧越旺，这使苏俄认识到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中国改善关系“并借以为自己获得一个盟友”的时机成熟了。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５日，加拉罕以苏俄“代理外交总长”的名义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通常所说的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秘密条约”，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废弃一切在华特权，并明确宣布放弃中东铁路的一切要求。宣言发表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因此没有很快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应。但随着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瓦解，以此为契机，俄中两国从１９２０年年中开始互派使团进行接触。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７日，加拉罕代表苏俄政府发表了包括八项具体主张的内容广泛的第二次对华宣言，其内容是第一次对华宣言的重申和具体化。１９２３年９月４日，加拉罕向报界发表了苏联政府第三次对华宣言，声明前两......
